对于水价体系的设计，没有 "一刀切 "的解决方案，照抄其他国家的既有模式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本次推送中首先分析了水费设计中的权衡因素。其中动态水价尤其是“分时水价”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关注和争议。智能计量技术的日趋成熟使得采用动态水价（分时水价）成为一种可能，对于自来水公司而言通过动态水价获取了实施需求侧管理的一种潜在技能。但能否有效实施还基于多方因素考虑，毕竟水价的制定是一个“权衡”的结果，从来不是某个单项技术的结果。

若干年前在研究营商环境时，在研究奥克兰水力公司时了解到相似内容，若有时间拟开一个番外篇单独细说。

在“有效和高效的水费改革战略的关键要素”章节，则陈述了可供参考的不同机制，很有实操价值。

水费的设计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水费补充措施是可以与核心水费结构一起使用的工具，以实现特定的水费目标，同时助力自来水公司实现财务平衡的目标。

理想情况下，通过补充措施可在不损害财务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它们通常与定价有关（例如，动态定价），也可以是政策或监管方面的（例如，过度消费惩罚）。这些措施还包括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可负担性措施，以及根据相关基本成本向客户收取费用的效率措施。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村镇和农村地区，许多人都是由小贩从可用的水源处汲水，装在容器(水罐或储罐)里送到各家各户（挑水工）。

       2010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展了一项关于不同供应商平均水价的调查。 内罗毕的供水体系由多类型供应商构成。除了自来水公司和通过管道连接的定点水源外，水车和槽车也为城市郊区的家庭供水。不同服务供应商定价策略的细节显示了定价时各种因素的重要性。

自来水公司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是如何使低收入居民客户负担得起水费，而不会在无意中补贴其他有较强支付能力的客户类别。水价越有针对性，就越能在不影响成本回收和效率的情况下解决可负担性问题。

     我们设计了一个模拟方案，以测试水费结构在不影响成本回收和对经济效益扭曲最小的情况下实现可负担性的能力。

     成本回收和可负担性这两个政策目标保持不变，同时改变费率水平以实现最佳经济效率。从理论上讲，对经济效益扭曲最小的水费结构将是最具针对性的，因此也是最佳的。

水费结构的适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和自来水公司的具体情况。

     ?当可负担性不构成重大限制时，两部制水费是最有效的定价方式，同时反映固定和可变的供应成本。

    ?当负担能力面临挑战时，跳跃水费(也称为 VDT )比 IBT 更可取，因为它们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交叉补贴，因此发送更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跳跃水费不补贴高消费客户的第一批消费区块(像IBT那样)，高消费区块的水费不需要那么高，因此可以更接近有效水平。

     ?尽管 VDT 是一种更有效的交叉补贴手段，但IBT仍被广泛使用，可能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更公平。

     ? DBT 在以下情况下是有用的：供水设施负荷不成问题，且自来水公司不希望设定高额的固定费用，因为它们不受客户欢迎。 DBT 体现了同样的规模经济效应（平均成本下降，因为固定成本被分摊到增加的消费中）。但 DBT 很少被采用，因为它们使低消费的客户更难负担，并且不鼓励节约用水。

    ?单一阶梯水费(不含固定费用)通常比两部制水费更糟糕，因为它们在反映潜在供应成本方面做得更差。

    ?统一费率水费(只收取固定费用)无助于激励高效用水，并使负担能力具有挑战性，因此应避免。

不考虑监管作用的水费设计的讨论是不完整的。考虑到潜在的自然垄断和可负担性的重要性，进行监管顺理成章。水费监管是水务部门整体监管环境的一部分，涉及到水量和水质的服务标准、问责制和治理以及绩效的监管标准。

水价受到价格或收入控制的直接影响，受到监管标准的间接影响。

对于供水服务的经济监管，没有 "一刀切 "的解决方案，照抄其他国家的监管模式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确保定价和更广泛的监管过程在客户面前的透明度，对于确保成本回收和决策者的问责很重要。反过来，这些对确保良好的部门成果和信息发布也很重要。投诉补救机制( grm )和客户参与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由于自来水公司是自然垄断企业，公用事业的市场力量可能导致价格上涨、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下降，因此有明确的理由需要进行监管。

监管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解决社会关注的问题，如负担能力和供水接入。

有三大问题可能阻碍定价治理：

为了监管价格，监管机构通常在一个更广泛的总体监管框架内工作，其中可能包括特定部门、跨部门、地方政府和合同监管。

所采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在这个总体框架内，监管制度概述了确定价格或收入的方法以及这种确定的频率。这些制度可以分为基于成本和基于激励的方法，其中在收回自来水公司的成本和确保其财务可持续性（前者）和确保削减成本的激励（后者）之间存在着权衡。 这种效率权衡在欧洲得到了证明。

虽然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新成立的财务风险较高的公用事业公司可能是有益的，但基于激励的方法对确保长期的效率很重要，这本身对公用事业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很重要，因为它是确保通过水费收回成本的唯一途径。

2015年，经合组织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分类机制，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水务工作行业管理。这些措施也适用于水费的制定和改革，可分为两类:

2019年基加利(卢旺达)的水费增长77%，尤其剧烈，是非洲最大的水费增幅。唯一的例外是哈拉雷(津巴布韦)和开普敦(南非)的水费降低，这反映了当地货币的大幅贬值，开普敦的强降雨减少了水资源短缺的担忧和用水限制，导致水费降幅最大。

技术创新将提高公用事业的效率和/或改善账单和收入的收集，如果节省的费用通过降低的电价传递给消费者，也将间接使消费者受益。智能表具在发达国家的电力部门和水务部门的应用已经显示出前景。这 对发展中国家的供水部门也有好处，但所涉及的成本是否合理还有待证明。

所讨论的一些创新技术的采用很可能会受到现有供应商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初始成本是巨大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些情况下的投资回报不如在那些已经采用了技术的地区那么明显。

新技术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相关性是可变的，在严重缺水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明确的成本效益。还应注意的是，新技术的采用速度受到监管机构和外部机构的影响，也受到开发和制造新技术的公司的商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