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快速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将面临大气污染、饮食结构失衡、教育压力等新的健康风险因素。国务院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主要任务中提出了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要求，强调了推动针对儿童健康的环境规划的必要性，国家卫生健康委也相继发布了《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建立健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等一系列举措，从政策思想、人才机构、技术方法和服务反馈等方面将全生命周期健康治理理念纳入国家和全球治理变革的大视野中。

儿童健康风险受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影响，而社区在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物质空间和人文环境的场所。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是推动健康中国的基本治理主体 ， 社区治理是社区所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居民、政府、社会团体和其他服务机构共同参与决策、管理、实施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1] ，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均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儿童及其监护人表达诉求的有利途径 ，因此通过社区治理的手段进行儿童健康风险防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社区环境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儿童身心健康，作为儿童生活中物质与社会因素相结合的关键节点，社区尺度更易实现归属感、舒适度和安全性等有利于儿童健康的环境特征，通过规划治理手段改善社区环境是防控儿童健康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尝试总结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健康风险特点，分析儿童健康风险的社区环境影响因素，在儿童健康风险防控视角下探讨社区治理主体关系和实施路径， 并提出具体策略。

为实现在全生命周期中保持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准，需要把生命看作连续的历程来考虑其变化规律，儿童时期包含了生命孕育与成长、教育学习转变、身心剧烈发育等多种重要的生命历程变化，是生命连续体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当代儿童少年的年龄范围从儿童期（0—18 岁）延伸至青年期（15—24 岁），本文研究的目标人群是出生后至学龄期的儿童（0—12 岁），可分为婴幼儿期、学龄前期和学龄期三个阶段。儿童的健康问题不仅受当前时期的健康风险因素影响，更与不同阶段短期或长期的健康风险积累密切相关，因此识别不同年龄阶段健康风险特点可为干预措施的提出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婴幼儿期分为婴儿期（0—1 岁）和幼儿期（1—2 岁）。婴幼儿主要在家庭看护下通过直接感知来认识事物，其健康风险的主要来源是以家庭为主的看护水平不足和设施安全性较低。看护风险因素主要包含风险感知、伤害预期、分心行为，看护人低估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或不自觉的分心行为是婴幼儿发生伤害的主要原因，同时对儿童伤害的预期判断和原因分析能力的缺乏也增加了儿童健康风险 ^[2] 。在婴幼儿主要活动的家庭室内空间中，日常用品安全性和活动设施安全标准是减少婴幼儿伤害风险的关键，空调或燃料的不当使用也增加婴幼儿咳痰、喘息等呼吸系统疾病 ^[3，4] 。此外，联合国提出的“生命初始 1000 天保健”计划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提出的《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都强调了婴幼儿期科学喂养和合理膳食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不仅关系婴幼儿的体格和神经系统发育，并可能与成年期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相关联 ^[5] 。

学龄前儿童（3 — 6 岁）虽仍需要看护，但已具备一定的独立活动能力，活动范围从家庭逐步扩展到社区，动作、言语和智力发展迅速并展现出个性、情绪等行为特征 ^[6] 。学龄前儿童较婴幼儿活动能力及范围明显提高，但对危险的预警意识和处理能力却明显低于学龄儿童，因此发生意外伤害风险概率更高，伤害程度更严重，前三位伤害原因为跌倒坠落、烧烫伤和动物伤 ^[7] 。同时，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低龄化也是学龄前儿童健康风险的年龄特点之一，过早地接触电子产品和过多的静态生活行为（久坐、屏幕暴露等）提早了近视、肥胖等健康问题的检出高峰，并出现多动、违抗和焦虑等儿童行为问题，例如哈尔滨学龄前儿童焦虑情绪发生率为 14.1%，其他地区相关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 ^[8] 。此外，在全面二胎背景和家庭理念影响下，中国隔代看护传统对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在学龄期后基本无影响 ^[9] 。

学龄儿童（6—12 岁）身心发育稳定进展，课程学习取代了游戏，家庭、社区和学校共同成为影响环境，情感形成逐渐高级，具备了独立活动能力和基本的逻辑思维。学龄儿童面临的健康风险主要为伤害和非传染性疾病，伤害是 0—14 岁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 ^[10] ，学龄期伤害发生的风险因素更为复杂化和多维化，除常见的意外伤害（交通意外、溺水）、故意伤害（虐待、忽视）和校园暴力等类型外， 家居装饰、社区和学校工程材料引起的化学性污染问题对儿童健康的慢性伤害同样重要。在非传染性疾病中，心理行为问题日益突出，肥胖和近视成为常见疾病， 高血压、高血脂等成人期慢性病在儿童中呈增高趋势。此外，近年来儿童体能指标趋于停滞或下降趋势，新发传染病成为新的学龄儿童健康风险之一 ^[11] 。

儿童健康风险因素主要源于内在的遗传因素和外在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因素， 社区是一定区域内人口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其环境对儿童健康风险的影响较为直接和持久。 在明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健康风险特点基础上，为提出健康风险防控的社区治理手段，还需进一步分析社区环境要素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本章将从物质空间和人文社会两个方面探讨各类因素与儿童健康风险的联系。

物质空间要素通过场所或服务，直接作用于儿童知觉感官影响儿童健康，或通过影响行为、社交、体力活动等方式对健康风险产生影响。物质空间的健康风险因素主要表现在物理环境、建成环境和服务与设施方面。

2.1.1   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是指与身体有接触的物质，社区物理环境的儿童健康风险因素主要体现在空气质量、噪声污染、光污染和土壤水体污染。由于儿童呼吸速度更快， 活动空间更低，社区内汽车尾气、餐饮油烟和垃圾气味等多种空气污染源更易引发儿童情绪反应，甚至造成呼吸系统损伤，引发肺部炎症和中毒等危害 ^[12] 。交通、施工和邻里等不同类型噪声污染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活动和功能，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风险 ^[13] 。儿童瞳孔较成年期更大，夜间社区内常亮或过亮的灯牌、楼体亮化等设施与环境光对比过大，更易抑制儿童褪黑素分泌，影响其昼夜节律调节 ^[14] 。在儿童活动的户外场地中，尾气沉降、含融雪剂的融水会造成土壤和地表水的重金属或氯化物污染，影响儿童智力和免疫功能发育 ^[15] 。

2.1.2    建成环境

（1） 绿色空间

水系、公园和步行绿道等社区绿色空间对改善儿童身心健康具有多种促进作用，且极少诱发儿童负面行为，但部分地区在季节性气候变化影响下会产生儿童健康风险。绿地比例和绿色空间可达性决定了儿童接触绿色空间的机会，过低的绿色空间指标会减少儿童与自然的联系，降低儿童环境感知能力和活动水平，进而出现自然缺失、心理行为问题等不良现象 ^[16] 。绿色空间的绿视率、色彩丰富指数、天空开阔指数和通透度等微观空间视觉指标会影响儿童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愉悦感等心理感受 ^[17-20] ，过于单调冷清的绿色空间不利于儿童注意力和想象力的形成， 甚至引发情绪低落和障碍等健康风险 ^[21] 。

（2） 土地利用方式

土地利用通过影响儿童体力活动间接影响儿童健康风险，土地利用包括开发强度、建筑密度、混合利用度和空间形态。社区的土地开发强度会影响儿童的体力活动量，建筑高度与儿童体力活动量呈正相关 ^[22] ，建筑密度总体与儿童体力活动呈负相关 ^[23] ，用地功能混杂的社区环境会促进儿童的体力活动 ^[24] 。此外，高层社区的建筑布局与空间形态会改变社区微气候环境，对儿童免疫、神经和皮肤系统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25，26] 。

（3） 道路交通

社区街道的社会活动与界面丰富度、人群密度和步行可达性的增加会影响儿童活动偏好，同时提高了通学环境的安全性 ^[27] 。而路口安全性、停车形式和人行设施会影响家长的监视情况，并极大程度决定了儿童体力活动的决策 ^[28] ，影响了意外伤害、治安安全等儿童健康风险。国内社区与城市的边界相对明确，道路交叉口和人行出入口较多，人车混行的冲突增加了儿童交通意外伤害风险。

（4） 场地与设施

在社区公共空间的游憩场地中，分区功能复合度、游戏元素构成、连接区大小等均会影响儿童社交行为选择 ^[29] ，进而影响心理的健康发展。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和社区活动环境的整洁与美观程度都会影响儿童体力活动，游戏场地铺装材料的选择会影响儿童运动和化学性伤害风险 ^[30] 。

2.1.3   服务与设施

社区内部及周边服务设施与儿童健康风险密切相关，包括医疗保健、食物环境和烟酒零售。医疗服务设施的服务范围与可达性会影响儿童意外伤害的急救时间，以及慢性病患儿的药物可得性 ^[31] 。零售、餐饮等食物设施的类型、可达性影响儿童可获取食物的种类和摄入营养的均衡性，低收入社区更易出现“食品沙漠”，进而提高儿童超重肥胖等健康风险 ^[32] 。烟酒零售设施的可达性和可见性会影响儿童少年的接触概率，也会增加烟草烟雾暴露，影响儿童神经、呼吸系统健康 ^[33] 。

2.2.1    家庭环境

14 岁以下儿童基本无法辨别自身活动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其行为活动更易受家长意愿影响。影响儿童健康的家庭因素主要为饮食行为、家庭结构和家庭氛围。儿童膳食结构与其健康关系最为直接，成人餐饮习惯易影响儿童饮食选择，传统粗糙的饮食习俗也会影响父母对儿童的喂养方式，家庭饮食行为影响多种慢性非传染疾病低龄化发病率 ^[34] 。家庭结构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随着当前二胎政策施行，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体力活动水平可能会受家长精力分散影响而下降 ^[35] 。此外， 家庭运动器材数量、父母运动习惯和对儿童运动支持等家庭氛围因素对儿童体力活动影响同样重要 ^[36，37] 。

2.2.2    邻里环境

以封闭小区为主的社区形式减弱了儿童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儿童交友机会和群体活动发生率下降，不利于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 ^[38] 。同时人口老龄化使社区养老资源与抚育资源冲突，社区医疗、道路交通和餐饮等服务对儿童关注度不足，影响了儿童健康的公平性 ^[39] 。

影响儿童健康风险的社区因素是多样复杂的，涉及建成环境、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内容，还随儿童年龄产生差异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社区层面的治理是独特的，是国家治理深入和自治组织延展的有机结合，治理过程就是对个体及社区健康发展的监测、维持与促进。因此在社区治理中，应以人本治理为基本原则，明确多元化治理主体及权利义务，通过空间精细化和服务智能化的实施路径，实现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目标。

社区治理主体是社区发展的决策者和行动者，直接关系社区治理的参与方式和资源来源，是社区治理的基础要素。 目前社区治理主体正向多元化转变，明确治理主体类型及其在儿童健康风险防控中的权利义务，是提出实施路径及具体策略的基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主要包括社区两委、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居民、社区规划师、物业管理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

3.1.1    社区两委

社区两委分别是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两委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其中党委统筹引领社区基层治理，社区居民通过居委会与上级政府沟通。 社区两委应起到组织引导居民反映儿童健康风险防控需求，推动政府划拨建设资金，协助制定儿童健康导向的社区公约、社区活动并组织社区建设等作用。

3.1.2    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家长积极分子

业主委员会是由社区业主共同选举出的业主代表组成， 业主委员会应积极倡导社区儿童健康风险防控，向居委会和物业提出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的意愿和要求， 并监督物业的执行情况 。业主可自发组建家长积极分子团体，及时反馈不同年龄段儿童和监护人的需求，协助业主委员会、物业、居委会等各方团体共同进行社区治理。

3.1.3    社区规划师

规划师应起到平衡社区儿童健康权益和政府治理效率的作用， 一方面 要协助儿童和监护人进行健康诉求表达，并转化为规划成果， 另一方面 要协助政府进行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保证各类设施的使用效率。

3.1.4    物业管理机构

物业是受业主委员会委托，进行有偿社区管理服务的企业，应 积极配合业主进行儿童健康导向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社区亲子活动，建设及管理维护社区内的儿童服务设施 ，保障儿童在社区内的安全。

3.1.5    社会组织基金会（如儿童发展基金会）

为满足社区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的资金需求，可由居委会主导成立儿童发展基金等专项基金，除政府补贴拨款外，还应由社区内育有儿童的家长作为主要出资人， 并雇佣专人进行运作， 建立合理可行的资金支出机制，将资金用于组织儿童健康导向的相关活动和设施建设 ，确保儿童在社区内的健康风险得到切实控制。

社区治理的实施路径决定了各主体的参与形式，形成多面的网状协作关系。儿童健康风险防控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实施路径应包含从儿童健康需求获取、智能化服务平台搭建、儿童健康风险研判的理性决策过程，以及治理策略制定和措施实施评估的优化方法。

3.2.1   儿童及监护人需求及社区发展问题分析

传统入户访谈式的收集方式效率较低且信息迟滞，可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儿童及监护人对社区环境安全性和健康性的满意度，儿童监护人也可通过互联网平台随时反映儿童健康需求和自身监护需求，形成儿童健康数据平台。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应定期组织对社区物质和人文环境进行评估，发现社区环境在防控儿童健康风险方面存在的不足。

3.2.2   建立协作平台并明确治理主体权限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早已脱离了传统只能通过线下方式的桎梏。可开发智慧社区手机软件或小程序作为线上沟通协作的平台，使各方主体及时发布、获取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相关信息并进行反馈。划分不同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方主体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身份认定，获得相应权限及对应服务。

3.2.3   提出社区治理目标并协定治理策略

基于儿童健康风险防控需求和社区发展问题提出社区治理目标，在社区规划师的协调下通过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商议确定适合本社区的治理策略，并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治理项目立项、资金来源及支出、工作任务分配和时间表。

3.2.4   治理措施实施及评估

制定完成的儿童健康风险防控导向的社区治理工作计划经业主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即可实施，主要建设管理工作可由物业公司代为执行，各治理主体对实施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并通过物联网平台随时反馈意见，确保执行过程符合治理目标， 有效防控社区儿童健康风险。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健康风险因素在社区层面的体现存在诸多共性和差异性特点，但 应综合考虑治理主体利益协调、治理路径实施效率等因素 ，在尽可能提高物质空间与人文社会要素的宽容度原则下，提出满足各阶段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的精细化治理规划策略。

4.1.1    进行空间微更新

（1） 土地利用

在法定规划许可的兼容范围内增加土地混合利用度，丰富社区功能 ，促进儿童进行体力活动和社交活动，丰富的社区功能会产生多样的邻里活动，可以预防侵害儿童的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 ^[40] 。在老旧住区更新改造中调整社区土地开发强度，拆除质量较差的建筑物，改造为绿地或广场，消除社区中的负面空间，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对防控儿童健康风险起到促进作用。

（2） 社区绿化

绿色植物能起到吸纳噪声、颗粒物、病原体和有害气体、调节微气候、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等作用 ^[41] ，所以应 尽量增加社区绿化面积，在有条件的社区推广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 ，注重植物种类的选择，合理搭配常绿树与落叶树，保证视觉景观丰富，夏季遮阳降温的同时保证冬季日照。树种选择中适当增加低矮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比例，使儿童可以近距离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降低“自然缺失症”风险。社区绿化空间应适当加入沙地、山石、水景等儿童可亲近可互动的自然元素，增加儿童接触自然的机会，提升儿童感知能力和活动水平，改善学龄儿童体力活动不足的现状。还可建设社区农场，在农作物种植、培育和采摘过程中引导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体能锻炼。

（3） 道路交通

提高社区与周边空间的连通性，满足步行、婴儿车、轮滑滑板、自行车等多种方式出行可达性 。增加社区内车行道路的曲折度，同时通过醒目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涂鸦串联起可识别的儿童安全出行路径，限制机动车行车速度，防范交通伤害风险，例如在德国弗莱堡市的沃邦地区实行着严格的交通限速和减少小汽车使用规定，并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无车住宅，简单明了的交通空间规划原则提高了社区步行和骑行指数，也提升了儿童对社区空间的认同感 ^[42] 。在车行道路两侧和停车场周边种植植物，起到吸纳有害气体、颗粒物和降低噪声的作用，减少机动车污染源对儿童呼吸系统的伤害，提升环境的安全感和舒适度。儿童倾向于选择更具趣味性和探索性的小路 ^[43] ，因此可 在住宅和场地之间建设木板路、石板路、鲜花小径等自然化道路，丰富儿童在社区内的步行体验。

（4） 活动场地

儿童活动场地应与社区内主要车行道路相隔一定距离，设置在日照、通风良好地区，营造舒适安全的物理环境 ，同时避免将儿童活动场地设置在缺乏“街道眼” 监督的区域 ^[40] ，如住宅山墙侧。儿 童活动场地应合理设置夜间照明设施 ，场地内视线范围中不宜设置体量过大的灯牌和LED 大屏，防止对儿童造成视觉污染。为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使用舒适度，社区儿童活动空间可通过软硬质铺装结合来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需求，如设置草地、沙地、柔软地垫降低 0—6 岁低龄儿童跌落导致的伤害风险。应在活动广场周边设置座椅，座椅朝向儿童活动密集的区域， 保证视线通透，无障碍物遮挡，满足家长看护需求。根据社区人口结构合理分配专业活动场地与综合类活动场地的面积比例，不仅应有攀爬游乐设施，还需建设篮球场、网球场等专用场地，通过多样的活动功能引导儿童进行体力活动，减少肥胖风险。

4.1.2   调整服务设施配置

（1） 医疗保健设施

社区内应配建社区卫生所和专门的儿童保健室，保证能够对社区儿童进行定期体检和接种，社区医疗保健设施还需具备儿童突发意外伤害和疾病的急救和转运功能。社区医疗保健设施位置应方便到达，同时为防止传染病扩散，社区医疗设施周围应种植植物作为缓冲区。

（2） 体育设施

社区内的儿童体育设施应室内外结合，满足各种天气的使用需求同时保证布局的均好性，每栋住宅楼下方的区域均可布置少量儿童游乐设施。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需求应设置不同类型的场地，如为活动能力较弱的婴幼儿设置沙坑、水池，为学龄儿童设置石桌石凳，满足社交功能，还需根据各年龄段儿童身体尺度差异设施多种尺寸的健身器材。社区内还应设置一处面积较大的集中体育场地，为举办社区运动会提供空间的同时还可在灾时作为应急避难场所使用。

4.2.1    儿童参与治理

建立社区治理中的儿童权利保障制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采取不同的参与形式以提高参与水平。 一是邀请适龄儿童参与社区治理 ，在现状调研阶段鼓励儿童表达健康诉求；在实施阶段中增加儿童实践参与度，锻炼其身体素质和社交能力；在后期管理阶段收集儿童的意见反馈，评估社区治理对儿童健康的服务绩效。 二是面向无自主性的低龄儿童或无暇参与的学龄儿童 ，应通过行为注记观察等客观方法了解其在社区使用中的兴趣点与障碍点，准确把握儿童的活动需求和健康风险要素，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依据。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政府代表团、基督青年会、消防救援队和当地企业等不同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共同开展关于当年儿童节主题的相关活动，邀请当地儿童及其家人共同参与讨论，举行游乐活动， 以此更深入地了解儿童的健康发展需求和安全挑战 ^[44] 。

4.2.2    形成社区公约

通过社区宣传和指导影响家庭生活习惯，形成共同维护儿童安全健康利益、倡导健康饮食、规律锻炼和科学看护的文明家风。应使儿童监护人充分认识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和家长在防控风险中应起到的作用。通过宣传栏张贴海报、社区志愿团队开办讲座、互联网平台推送等方法开展家庭健康教育， 倡导科学养育，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宣传减少食量、放慢进食或喂食速度、调整肉类和蔬菜比例、少吃腌制烧烤食品、少饮酒等健康饮食习惯。通过健康家风和健康社区公约的形成培养儿童和监护人的健康价值观，树立起主动防控儿童健康风险的意识。

4.2.3    完善社区福利

可在政府财政补贴和社区的儿童发展基金的资助下开展各项居民福利。例如开办社区便民食堂，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套餐；设置社区儿童室内外活动室，为儿童提供安全的运动交往场所；设置儿童医务室，定期对儿童进行体检、疫苗接种和防护用品发放等。为鼓励社区家庭广泛参与，应对定期缴纳儿童发展基金费用的家庭定期给予特别奖励，如免费参加社区活动、免费领取定制文创纪念品和有机食品等。

4.2.4    开展社区活动

社区可成立志愿服务团队和家长积极分子团队，定期开展亲子健康教育讲座、健康知识竞赛、趣味体育活动、营养美食沙龙和社区农园体验等活动，促进健康知识的学习和儿童体能锻炼，从而起到防控健康风险的作用。为激发儿童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可设立家庭健康评比机制，参加活动并取得良好成果的家庭可获得积分，累计的积分可兑换学习用品。同时社区活动还有利于儿童建立邻里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有利于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儿童时期是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健康水平， 更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潜力。 城市规划作为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手段，在社区层面开展针对儿童健康风险防控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健康风险的特点和在社区环境要素中的具体体现，明确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和实施路径，从空间精细化和服务智能化的角度提出具体规划策略，能够为促进儿童健康、推动健康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引导，进而提升城市环境宜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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