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康斯坦地省塔拉戈纳市是全欧洲最大的化工产业中心，全市汇集了100多家全球知名化工品牌的旗下产业，产业规模达到200亿欧元。

为了解决当地的危废问题，1999年，西班牙在此地建设了全国首个危废焚烧处理厂，用以解决当地危废。

不过当地居民对此曾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二噁英的污染，会毁掉他们的生活。

于是，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全欧洲工业化学学科和工业环境毒理学科最著名的学校，旗下的毒理学和环境健康研究所，从该危废焚烧厂动工前，就设立了一个计划，要长期监测该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尤其是二噁英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这是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调研计划，这也是全欧洲乃至全球环境学界，对垃圾焚烧造成的人体健康影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跟踪性研究项目。

每隔四年到五年，研究团队就会在危废焚烧厂周边的长期居民里，进行大规模人体血液采样、体脂采样、哺乳期母亲的母乳采样、人体脂肪标本采样、头发采样、指甲采样等，

甚至还会在殡仪馆和法医室，采集当地逝世居民遗体上的脂肪组织。

样品采集后，都会在实验室进行周期性的二噁英当量毒性、重金属浓度等污染物成分的检测。

2019年-2021年，研究团队回溯了整整20年的各类实测数据，并陆续向外界公开他们的观察结果和结论，并发表在《Environmental Research》《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等国际环境毒理学顶级期刊上。

研究团队发现，

塔拉戈纳危废焚烧项目周边居民，体内的二噁英和大部分重金属成分，在危废焚烧厂正式运行之前，即1998年的检测结果中，非常之高。人群平均体脂二噁英毒性当量甚至高达40.1。

危废焚烧厂建成运行后的20年里，居民体内二噁英和部分重金属浓度，开始逐年降低，

202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周边居民目前的体内浓度极低，较1998年的实测数据，下降幅度约为700%-400%左右。人群体脂二噁英毒性当量均值，仅为6.63。

上图为1998-2017年，生活在塔拉戈纳危废焚烧厂周边的居民，体脂、血浆和母乳中的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的定期检测数据，均呈持续下降的状态。

研究者也发现，受试者体内二噁英浓度的下降，与该地区人群 PCDD/Fs 膳食摄入量的下降趋势完全一致（从 1998 年的 210.1 pg I-TEQ/天降至 8.54 pg WHO-TEQ/天2018 年）

研究团队还从1998年开始，在20年期间，对危废焚烧炉附近居民体内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持续跟踪，发现汞、锰、铅、铬等重金属在血液中的浓度，呈持续下降状态。

这一系列论文带来的数据结论，目前在西班牙和南欧的学术界引起较大震动，学术界正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数据和情况。

“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物会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健康"，是中国环保组织，反对垃圾焚烧的主要罪名，他们常常喜欢引用美国环保署和部分国际环保组织的研究论文，来恐吓群众，尤其是喜欢夸大垃圾焚烧对周边居民的二噁英污染信息传播，制造群体性对立和骚乱，同时还接受相关国际基金会的资金资助，进一步扩大相关反焚论文的宣传。

不过，许多生物毒理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等公共医学界人士，却并不支持环境学家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仅仅通过环境空气，土壤采样，接着通过几个不靠谱的数学模型计算，就把二噁英的屎盆子扣到垃圾焚烧厂上，是极其不科学的。

二噁英类物质几乎全部为脂溶性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期积存。所以，医学界更看重的是临床指标，譬如说二恶英在人体里到底有多少浓度？这样的浓度是否跟人体的组织发生了病变反应？生活在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人，和远离焚烧厂的人，体内二噁英浓度谁更高？垃圾焚烧厂的工人，是否是体内二噁英浓度最高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欧美日的毒理学和公共医学界专家，一直通过检测人体血液，体脂包括母乳等可能富含二噁英的体液指标浓度，尤其是同时对比垃圾焚烧厂周边人群和非周边人群的体内污染物浓度。

他们发现，现代垃圾焚烧厂在严格监管措施使用后，其污染危害已经大大降低，甚至不会对周边群众造成二噁英污染伤害，反而是城市里的居民，要更注意身边的污染源。

这些毒理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们，陆续在全球环境毒理学和流行病学顶级期刊，如《Chemosphere》《Environmental Research》《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发表过许多论文，反对盲目反焚。

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和相关科研成果和信息，却从未被国内环保组织提及，哪怕是一丝一毫，人民群众长期被蒙蔽在欧美国家科学界集体反焚的假象中。

清气团搜集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欧美日相关环境毒理学界发表的，几乎所有的焚烧厂与周边和远离焚烧厂的人体二噁英成分对照检测论文，摘取了相关结论和数据，供公众了解。

（文中所用的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单位，统一为pg WHO-TEQ/g）

1996年，德国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GSF旗下的毒理学研究所，E. Deml，I. Mangelsdorf，H. Greim等三位专家，对居住在德国部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进行了血液和母乳等二噁英成分的抽检，结果显示，这些居民体内的二噁英浓度成分，与德国一般人群的背景水平相比，结果并未表明二噁英等污染物，尤其是PCDD的身体负担增加。用大白话说，就是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体内二噁英，跟住在其他地方居民的体内二噁英，浓度水平是一样的，不会比其他地方更糟糕。

2000年，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研究所，在四个垃圾焚烧厂周边，招募了370多名周边居民，对其体内的血清二噁英成分进行检测。

研究人员发现，血清PCDD平均浓度水平最高的，发生在2号焚烧厂周边居民，但该2号焚烧厂自建成以来，由于周边居民的反对，从未正式运行过，也没有烧过一吨垃圾。

而其余三个焚烧厂均已经运行了超过七年，周边居民的体内血清二噁英浓度，反而都比2号焚烧厂低。

研究团队在论文中表示，垃圾焚烧产生的空气污染可能不是人体内二噁英成分的主要贡献来源，该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05年，日本自治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在《Chemosphere》发表论文表示，研究团队采集了日本东京240名女性的母乳样本，分析了其中二噁英类物质，如PCDD，PCDF,PCB浓度，也测量了每个女性与周边焚烧厂的距离。

结果认为，母乳中的二恶英含量，与哺乳期的妇女住所和最近的垃圾焚烧炉之间的距离，没有明显关系，最近的垃圾焚烧炉的距离与母乳中的PCDD/Fs 和 Co-PCBs 的同源物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用大白话说，就是这些初为人母的妇女，体内的二噁英成分和浓度，跟周边垃圾焚烧厂没有关系。

2000-2007年，日本工业安全卫生协会职业健康研发中心，与日本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对全日本36家公立或私立垃圾焚烧厂中，抽测了678名垃圾焚烧厂工人的血液总二噁英毒性当量，结果均值为17.23。

研究团队将此结果与日本环境省（MOEJ）在2010年发布的日本人口体内二恶英血清浓度普查报告，进行了数据比较。

日本环境省报告显示，抽样检测了2264名普通日本人的体内浓度，均值为19.35。

普通人口的体内二噁英浓度均值比焚烧厂工人还要高。

研究团队在2015年，将论文刊发在《Industrial Health》，论文结论中表示，发现焚烧厂工人和普通人群在血清总二恶英浓度方面没有本质差异，这表明焚化炉工人在工作场所接触到二恶英的情况很少，没有任何可识别的不良健康影响。

2006年-2008年，西班牙巴斯克大学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研究团队，对毕尔巴鄂市的某个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的二噁英影响，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研。

2006年，抽测了322位毕尔巴鄂市民的血液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2008年，又抽测了326名市民。其中，一部分市民居住在焚烧厂周边，另一部分市民则居住在市区内。

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否居住在垃圾焚烧厂周边，血液里的二噁英浓度都没有显著差异。

甚至在2008年的检测结果中，研究团队发现，居住在市区远离焚烧厂的受试者，血液二噁英浓度高于住在焚烧厂附近的居民，血液二噁英浓度分别为26.4和20。

研究团队将论文刊发在2011年的《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

而在同样为欧洲最大汽车制造产地、工业重镇——意大利都灵

2021年，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的AL.Iamiceli ，V.Abate,A.Abballe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Chemosphere》发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

研究团队，对意大利都灵某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的二噁英健康影响，做了长达四年的调研。该工厂是欧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之一，每年燃烧多达 490,000 吨废物。

研究团队招募了85名受试者，其中41名居住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其余44名则居住在都灵的其他地方，与垃圾焚烧厂无关。

2013年的上半年，赶在垃圾焚烧厂运行之前，上述85名受试者，接受了血液采样，并检测了其中的二噁英浓度。

三年后，即2016-2017年之间，研究团队又对上述85名受试者，再度进行了血液采样和二噁英浓度检测。

结果发现，无论是居住在焚烧厂周边的41个居民，还是远离焚烧厂的45个居民，所有人体内的血清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都显著降低。居住在焚烧厂周边的居民，其血清中二噁英浓度的下降幅度更大，体内二噁英浓度，比不住在焚烧厂周边的居民，还要低。

如图

在中国，近几年也开展了同类的实验项目，在深圳。当地疾控中心，分别于2007年，2011年,2017年，开展过三次人体二噁英浓度抽样检测。

2007年为普通抽样，选择了60位哺乳期妇女的母乳样本，二噁英平均毒性当量浓度为11.9。（PCDD+PCDF+PCB）

2011年，则专门针对深圳某焚烧厂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哺乳期妇女，提取了89分样品。

二噁英平均毒性当量浓度为7.17。

2017年则针对焚烧厂的工人，提取了46分血样，二噁英平均毒性当量浓度为0.035。

研究团队认为，垃圾焚烧炉周边居民母乳中二噁英负荷水平与普通人群母乳中二噁英负荷水平相当， 没有明显增加。同时，垃圾焚烧厂的工人，其二噁英浓度水平，比普通人群更低。说明，深圳市人口的体内二噁英，包括住在垃圾焚烧厂边的居民，可能并非来自垃圾焚烧厂，而是来自膳食和其他渠道。

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毒理学教授Dieter Schrenk，曾在2006年发表了《Health Effects of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A Literature Survey》，专门针对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对垃圾焚烧与二噁英关系的非科学及不理性评价，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他在论文中表示，“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和英国生态医学会（British Society of Ecologic Medicine）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报告，是对各种废物处理和健康报告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解与汇编……并最终以不科学的方式进行了组合。事实上，没有一项经过同行审查的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垃圾焚烧炉释放的有害物质水平会对附近的人造成任何伤害。监测研究表明，在严格的欧盟限制范围内运行的现代设施的排放对背景水平的贡献微乎其微。没有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垃圾焚烧炉附近存在任何明显与该工厂相关的不良健康影响。总之，现代城市垃圾焚烧炉可以被视为安全设施，对其周围的环境和健康状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气团的大数据也发现，2021年全年，全国有635台垃圾焚烧炉，已经在五项污染物全指标上，百分之百达到了欧盟2010标准。

其中，光大、深能、上海、康恒、三峰、城发、首创、旺能等品牌，焚烧炉达到EU2010标准的比重，超过50%。

生态环境部也将全国所有垃圾焚烧炉的每日数据，通过公开网站向社会公开，此举也开创全球首例。

可以说，近20多年来，各垃圾焚烧品牌企业和管理部门，在污染物排放监管和污染物稳步减排控制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垃圾焚烧厂的空气污染风险正在快速日渐缩小。

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报告显示，垃圾焚烧企业短期超标现象继续减少。2021年，焚烧厂二噁英排放执法监测抽测达标率为98%，继续保持稳定达标排放。五项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自动监测日均值达标率均在99%以上，颗粒物和氯化氢达标率为100%；炉温日均值达标率为100%；从小时数据看，污染物小时均值全年达标的焚烧厂比例从2020年的60%提升至75%。

一个不科学的谣言，需要千百个科普内容才能打败。

现实情况，依然困扰垃圾焚烧的发展。

第一，垃圾焚烧的二噁英危害流言，依然没有结束，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怀疑情绪依然存在，如遇群体性突发健康问题，极易被煽动，极可能再度迅速形成对垃圾焚烧厂的对立与邻避事件。

第二，即便大量的科学论文已经证实，在中国大陆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物的主要来源，是工业生产排放，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绝非垃圾焚烧。

但号称要消灭持久性有机物的部分国内环保组织却从不去招惹那些大型工业集团，也极少要求这些集团搞信息公开等，仍旧持续把眼睛盯在最容易煽动出群体性事件的垃圾焚烧厂上。

第三，垃圾焚烧在大工业化发达的我国，已经成为替代垃圾填埋的，具备垃圾兜底效应的基础性项目，在疫情期间，该效应已进一步放大。

但这种正面生态效应，包括辟谣内容。普遍缺乏主流媒体主流学界的声音和关注。垃圾焚烧企业本身，也缺乏主动传播的欲望，并不积极主动地对自身主动科普传播能力进行提升和投入。

这也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也希望更多垃圾焚烧企业更踊跃的投入到科普传播积极辟谣的状态中来。

一点感想

1、测量人体二噁英毒性浓度，才能最接近危害事实，而不管人处在何方，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二噁英的积存。

2、垃圾焚烧厂并非公众所惧怕，时刻在向外排毒，

上述科学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在排放标准严格的垃圾焚烧厂，生活在其周边的人群，其体内二噁英浓度，并不高于远离垃圾焚烧厂的人群，甚至远低于远离焚烧厂的市区人口。

这说明，生活在交通繁华的市区和工业区，人体所受到的二噁英毒害可能更多。一些最新的实测研究，甚至在烤肉店的烟雾中检测出较高毒性当量的二噁英。

3、在一些原本就处于二噁英污染严重的地区，如塔拉戈纳和都灵等大型重工业或重化工业城市，垃圾焚烧厂还可能已经成为此地的二噁英消解作用，在处理废弃物的时候，顺便把富集在废弃物上的二噁英，通过高温焚烧降解，减少了整个城市的二噁英扩散。

类似的发现，清华大学刘建国教授也曾多次做过公开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