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用了两千多年还好好的,并且没有泥沙,这是你现代水利专家弄不出来的。
(2)成功的古代水利工程的特点,历代中国水利人都在学习、在吸收,到了我们这一辈也并没有断。明代潘季驯“大逆不道”地使用束水冲砂的方式解决黄河泛滥问题,取得成功之前也被人批得一无是处——就好像牛顿说他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水利人也是在学习既有理论体系的同时,不断地突破固有思路——从土坝到砼坝,从坝底涵管到坝身泄洪孔,从高坝挡水到穿山引水。每一次创新,大都伴随着新的资源投入,但往往也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效益。
(3)我这一届水利系,大一时给我们上概论、带我们参观都江堰的老师是个愤青,花几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了黄万里、张光斗的故事。我们这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也大都对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利弊不甚了解,都是从茫然无知开始。但随着理论、实践经历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步了解到水利工程的复杂和系统性,学习到一个水利工程从规划、勘察, 到设计、建设,再到竣工验收的每一个谨小慎微的环节,掌握了大坝修筑、泄洪布置、引水发电、灾害治理、风险评价的个中道理,才敢站在蓝图前把上亿的投资变成实体。
安徽的“ 渔梁坝 ”初建于唐代,当时的思路与“它山堰”相似——水小时拦蓄上游来水,水大时漫坝而过。宋、元、明三代不断毁损、大修甚至重建十余次,清代毁损、大修6次。清代重建时在坝身开了闸孔,灵活蓄放以调节上游水位——这已颇似现代水闸的建设思路了。解放后也曾大修。
山东的“ 戴村坝 ”建于明代,思路更加先进。“戴村坝”为统称,实则由三个部分组成,高度、功能各不相同。三坝联合拦江使之改道,引水入运河以利航运。由于采用漫流泄洪,五百年间不断毁而又修,最甚者清朝大修了八次,民国大修一次,解放后亦大修三次——这里的修均是使用抛填或砌筑块石,难以做到一劳永逸。2001年又毁损,当地一怒之下用混凝土加固,至今运行良好。
我曾参与设计的四川省九龙河江边水电站的拦河闸坝,就利用了都江堰的排沙思路,在河流转弯处修闸,在凹岸取水、凸岸冲砂。 甚至采用明代潘季驯“束水冲砂”的思路,在冲砂孔上游建了一堵扰砂墙,以提高流速加强冲砂效果。 本工程建成于2011年。
综上所述,都江堰的设计原理在古代是水利从业者口传心授的必备理论,在现代则成为水利系教材中的一则则公式。 自李冰起,历代水利工作者都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地开拓创新,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都江堰结合当地水文和地质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和供水问题,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座完全相同的都江堰。 但现代建成的水利工程,必然有一些会与都江堰、灵渠、它山堰、渔梁坝、戴村坝一样,被后人称颂。
从水力资源的开发比重看,中国与其他GDP排在前列的经济大国相比是非常低的,只有别人的一半多一点。
从国内电力结构来看,中国的水电比重已经高过他们了。 不过,各国的电力结构差异非常大,比如法国核电比重有七成,美国煤电比重有七成。 所以从这一点上反对中国开发水电我觉得不太站得住脚——每个国家的资源结构本就不一致。
拿我们了解比较多的美国来说,其环保组织的影响力巨大,加之水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较低,故近几十年的确关停了许多水电站,但仍有一些经过评审的大中型水电站在建。
中国水电开发的问题不在电力发展规划,我感觉在于水电开发的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太大。 一方面国内的环保组织影响有限、政府机构的监管深度有限; 一方面是电力企业对环保的投入不足,这与上网电价有关。
雅鲁藏布江中游已经有一些大中型水电站在建,下游墨脱大河湾可能要进行梯级开发。 但其开发受输电和建设成本影响,目前看来并不十分经济,故前些年研究进度也很缓慢(对下游国家的政治考量也是一方面)。
风电和太阳能的开发对于国内电价来说,成本过高,每一个此类电站的开发都要政府补贴很多钱进去。 但如果国内电价提高的话,东南部的“世界工厂”优势就不复存在了,那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会造成社会动荡。 核电我不太懂,就不谈了。 人类科技的进步的确是在不断的破坏生态,但我们的确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 这是所有能源行业从业人员都应该不断反思和改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