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以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为基础，并由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米尔森等人发展完善。比较优势理论可简单概括为：基于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各国分别从事凝聚不同要素强度产品的生产并形成各自比较优势，从而使国家之间进行产品贸易且均能获益。比较优势理论不仅广泛应用于国家之间贸易以及后发国家赶超研究，也被应用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与赶超研究。尤其在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往往基于地区的比较优势。总体来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全面认识需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不同主体（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差异所带来的相对优势往往取决于外生因素，而自然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和国际自然资源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资源比较优势难以长时间维持，并且有可能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因此，传统比较优势是静态和外生的，没有考虑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可转换性、可创造性和动态性。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资源和低廉劳动力供给变的不可持续，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要拉动力，消费能力、内需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将变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本地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产业聚集也就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比较优势，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对产业和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超过传统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主体之间经济互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小，而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强，资本和劳动可以无障碍地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早在与资源禀赋相对稀缺性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形成之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这表明，特定地区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特点，可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事先的认识和判断，但比较优势的真正发挥只能依靠一系列条件而实现。

三是现实中在进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分析时，比较优势的内涵可在其原有理论界定的基础上适当拓展。原有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指的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率水平的相对优势，而现实中区域比较优势的研判，其覆盖面还可包括该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对外开放、特殊政策优势等，呈现更加综合的优势特征。

随着近年来对中国大国经济的研究，区域的规模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类似于欧洲的体量，使自身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独特的内部循环结构。对一个经济体或区域而言，依托大规模的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能够形成叠加耦合效应，可在生产率、产业体系、创新创业创造、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形成比较优势。尽管黄河流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够高，但其经济要素的诸多方面在中国七大江河流域中仍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这也是黄河流域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

第一，地域规模优势。一方面，黄河流域范围宽广。黄河干流全长5464千米，东西跨越23个经度，南北相隔10个纬度，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千米（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千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流域面积和流经省份数量仅次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统筹空间巨大。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地域结构多元特征明显。黄河发源于“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途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多种地形区，跨越高原山地、温带大陆性和温带季风等气候区以及干旱、半干旱、半湿润等降水类型区。地形、气候等自然要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黄河流域多元化的资源禀赋特征，为相关经济要素的数量、质量与结构提供了天然基础。

第二，能源资源规模优势。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拥有宁东、蒙西、陕北、晋西、陇东等大型能源基地，能源资源规模优势极为突出。依托中商产业研究院产量数据库，整理2018年各省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数据，并对七大江河流域能源产能进行测算（结果见图1、图2、图3、图4），可以发现，黄河流域煤炭储量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2018年核心省（区）产出量高达27.9563亿吨，远远高出其他六大流域。二次能源电力的产量上，2018年黄河流域核心省（区）高达21847亿千瓦时，仅次于长江流域，并远高于其他流域。在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上，黄河流域核心省（区）高达6296万吨、569亿立方米，远高于其他流域。从省域尺度来看，黄河流域能源分布极不平衡，内蒙古、山西、陕西的煤炭产量极高，山东、河南、宁夏、甘肃、青海均高于其他多数省（区）。发电量上，山东、内蒙古分别位于全国第1、3位，山西、河南均高于全国平均规模。此外，黄河流域还拥有显著的风能、太阳能优势。《2018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显示，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的陆地海拔7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全国省域单元中分列1、6、8、11位，晋北、蒙西、宁夏、甘肃、青海2018年年水平面总辐射量均在每平方米1400—1750千瓦时，太阳能资源高于除青藏高原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

第三，人口与经济规模优势。2018年，黄河流域核心省（区）人口总量高达3.37亿人左右，经济总量高达19.79万亿元，在七大江河流域中，仅次于长江流域，具有显著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优势（见图5）。从省域尺度来看，山东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全国分别位列第2、3位，河南分别位列第3、5位，规模优势明显（见图6）。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一方面，黄河流域仍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能力、内需市场、需求规模等内生变量作用的加大，黄河流域较为广阔的市场也将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活动不断涌现。经济活动的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既有经济格局中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迎来了关键的机遇期，尤其是对内陆地区而言，其“地理距离”的劣势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针对黄河流域而言，应高度聚焦创新驱动，通过汇聚发展新动能，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相关领域进行重点突破。

要构建黄河流域发达的流通网络，破解内部经济联系薄弱问题。第一，进一步加密高铁、货运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以发达的快速运输网络提升流域内外的通达能力。尤其要按照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规划思路，尽快实现黄河流域20万人口以上城市铁路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的战略目标。第二，着力提升流域港口与腹地之间的集疏运网络与物流联系。以青岛港为代表的山东港口群体要加速构建以海铁联运为依托、以陆港群体为节点的全程现代物流体系，扩大其在黄河流域的核心腹地。尤其是青岛港要大力提升运营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加速由物流港向贸易港、由门户港向枢纽港转型，打造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航运中心。同时，山东港口群体应着力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打造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支点，扩宽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空间，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带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海上门户。第三，以开放为突破口，大力提升黄河流域对外经济联系。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一方面，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在内陆地区加速推进战略布局，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中欧班列由于人员流动性小、运输效率高等多方面优势，成为疫情期间支撑国际经贸合作与维持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连接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应充分利用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发挥国际陆港群、空港群的运输优势，释放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示范区、边境合作区等开放平台优势，深入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加速培育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开放型产业体系和外向型企业主体，以开放为突破口提升流域经济国际化水平。

黄河流域应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理念，大力培育联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充分利用黄河流域下游省份城镇密集，上中游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省（区）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集中度高的优势，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引领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形成空间尺度由小到大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层级增长极。具体来看，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应着力打造以济南、青岛为双中心，以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烟威都市区、东滨都市区、济枣菏都市区和临日都市区为支撑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以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为支撑的中原城市群。中游地区重点打造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咸都市圈为支撑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以太原为中心，以太原都市区为支撑的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上游地区加快打造以兰州、西宁为双中心，以兰州—白银都市圈、西宁—海东都市圈为支撑的兰州—西宁城市群；以银川为中心，以银川都市圈为支撑的宁夏沿黄城市群；以呼和浩特为中心，以呼和浩特都市圈为支撑的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基础设施方面，依托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大力推进中心城市与都市圈（都市区）、城市群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建设，打造“一小时”生活圈和工作圈。在中心城市建设上，可依托打造重要功能板块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适当调整行政区划，进一步巩固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国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公共资源将由按照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照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一方面，以郑州为代表的人口与经济规模较大但行政级别不高的中心城市可增加公共服务资源投入，进一步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周边行政等级较低但经济要素聚集程度高的中小城镇可进一步增强要素市场化配置，释放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