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作为一种低效率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的典型代表，可引发许多城市环境问题，包括基本农田丧失、水质退化和土地细碎化程度增加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威胁城市可持续发展，控制城市蔓延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议题。2014年起，海绵城市成为大力推行的具有城市空间属性的公共政策，其本质是一场城市发展理念的变革，通过改变原先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传统城市建设模式，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内目前有关城市蔓延制度成因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类政策领域，较少基于空间类政策视角进行分析，虽然部分文献集中探讨了城市增长边界、空间立法等空间属性的公共政策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但该领域的讨论在研究方法上聚焦案例比较分析，缺乏大样本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蔓延的影响，有效丰富了空间类公共政策影响城市蔓延的相关文献。并通过探析海绵城市建设影响城市蔓延的作用机理，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有效缓解城市无序蔓延提供了经验证据与重要政策启示。

  ▲   图1  |  海绵城市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蔓延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又被称为倍差法，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政策效应评估、制度绩效评估和项目评价，核心思想是将公共政策尤其是试点政策的实施视为外生于城市系统的一项“准自然实验” 。2015年以来，我国逐年推行海绵城市试点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为本研究提供了一项准自然实验，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控制其他 共时性政策的影响 ，及实验组城市与非实验组城市的事前差异，进而识别出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因果效应。依据建立DID模型所涉及的基本步骤，研究将我国海绵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使用DID与PSM-DID进一步识别海绵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设定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 c  和  t  分别代表地级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sprawl _ct  是指城市 c  在 t  年的城市蔓延指数。 spongecity _ct  为核心解释变量，用于识别城市 c  在 t  年是否实施了海绵城市试点政策，若城市 c  在 t  年实施了该试点政策， spongecity _ct  取1，反之取0； city _c  和 year _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_ct  是随机扰动项； Z _ct  为模型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α ₀ 、 α ₁ 和 α 为待估参数，其中 α ₁ 反映了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蔓延的影响状况，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估计量。

表1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了影响城市蔓延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核心解释变量 spongecity 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蔓延产生了显著影响，且整体上有效缓解了城市蔓延。此外， 第（ 2）列 spongecity 系数估计值小于第（1）列，这表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存在影响城市蔓延的因素。基于以上分析，相比于非试点城市的蔓延指数，实施海绵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蔓延指数降下了8.54%。

DID模型的有效性取决于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海绵城市试点政策推行之前，处理组城市与实验组城市的蔓延指数的趋势应相对一致。按照雅各布森（Jacobson）等（1993）提出的事件研究法，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     图2    |    平行趋势检验

海绵城市可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产生溢出缓解效应影响城市蔓延。为验证这一机制，此处选取公园绿地面积（ park ）代表绿色基础设施数量。表2第（1）列中 spongecity 的系数估计值为0.092，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海绵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数量。本文进而检验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蔓延的影响。表2第（2）列中，公园绿地的系数估计值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暗示，海绵城市建设虽然有效提升了绿色基础设施数量，但数量的提升与城市蔓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即海绵城市建设虽然提升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数量，但并未有效缓解城市蔓延。  

注:***p<0.01,**p<0.05,*p<0.1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括号中的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本文撰稿： 李悦  杨玖伦  谢子涵  余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