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考古发现，把其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类，通过代表性的建筑基址，大致勾画出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不同类型的单体建筑，其平面形制及建筑特征是不一样的，大朝正殿平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汉时期宫殿建筑依靠夯土台基而建，在此以后，夯土台基的高度则逐渐降低。高台建筑的衰落与土木技术的进步密切关联，由此导致建筑形式从高台到楼阁及由实到虚的转变。
摘要：本文结合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考古发现，把其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类，通过代表性的建筑基址，大致勾画出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不同类型的单体建筑，其平面形制及建筑特征是不一样的，大朝正殿平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汉时期宫殿建筑依靠夯土台基而建，在此以后，夯土台基的高度则逐渐降低。高台建筑的衰落与土木技术的进步密切关联，由此导致建筑形式从高台到楼阁及由实到虚的转变。
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建筑的基址部分，而且大多残缺不全。其中一些保存较好，地面上还有部分夯土基址，根据这些残迹仅可复原建筑的平面形制，保存好的尚可复原柱网结构。过去60多年的都城考古，取得了不少进展，发掘了一些重要的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寺院等遗址，为研究这一时期建筑形制、结构及特征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尽管发掘的资料日益丰富，但考古学界对此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并不多。西安南郊礼制建筑发现以后，王世仁、祁英涛、杨鸿勋等先生对此进行了复原研究。杨鸿勋先生还对考古发现的古代宫殿建筑进行了专门的复原。傅熹年先生曾结合战国青铜器上刻画的建筑图像对汉代建筑的上部形制也有一些论述。刘庆柱、李毓芳先生也对汉长安城的宫殿、宗庙建筑形制与变化进行过探讨。总的来说，建筑史学界利用考古发掘的建筑基址进行都城建筑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先后出版了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内容，主要是利用文献记载对都城的营建历史及布局进行了复原研究，考古发掘的都城建筑则较少提及。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隋唐之前的建筑尚未建立起空间秩序、尺度秩序和材料秩序，加之发掘出的建筑多不完整，还不足以支撑起单体建筑尤其是成组建筑的复原研究。
笔者结合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考古发现，把这一时段的都城建筑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宗教建筑四类，通过代表性的建筑基址，大致勾画出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为这一时期都城建筑遗址的研究及复原提供一些概括性认识。
一 城墙及城门建筑
关于古代都城城墙的高度，文献多有记载，且不同级别的城，大小高低各不相同。古代都城城墙是否遵循了《周礼》所载的制度，有学者研究认为，历代都城的墙高为七雉，合今12.86米，除去城墙上面女墙的高度一雉，当为六雉，合今11.02米。这一制度在西汉以后的隋唐长安城、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各时期记载的尺寸不同，是因尺度变化所致。
汉长安城确立了十二城门及一门三道的制度，以后都城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十二城门是应地支十二之数。至于一门三道，则是从战国时期发展而来的。
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中，已经发掘的直城门、霸城门、宣平门、西安门、章城门等，均为一门三道。东面3座城门还设有向外伸出阙一类的夯土建筑。
东汉洛阳城共有12座城门，东、西两面各3门，南面4门，北面2门。考古勘察发现，南面城墙的4座城门被洛河冲毁，其他三面城墙的8座门址尚存，且均为一门三道形制。根据北魏建春门的发掘资料推测，东汉城门应与北魏时的宽窄相近，形制相似，唯名称有所改动。北魏建春门址宽30米，进深12.5米。两个隔墙南北宽4～5米，中门道宽8米，南、北门道各宽6米。
西晋陆机《洛阳记》记载，西晋洛阳“十二门，门有阙，闭中，开左右出入”。北魏迁都洛阳，东汉到魏晋城门得以沿用，《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一门三道，所谓九轨。”北魏西城墙增加了西阳门，与东墙东阳门取直，是根据孝文帝《都城令》“拓展路宽，调直道路”的结果。
邺南城内城南门朱明门由城墙、门墩、城楼、行廊及双阙组成，有三个门道，中间门洞宽5.4米，东西两个门洞宽4.8米，隔梁宽6米。郭义孚先生根据发掘结果进行了复原研究。（图一）汉代宫城南门只有一个门道，魏晋时已经改为三个门道。
西汉未央宫四面均有宫门，南宫门与西安门中门道南北直对，为单一门道，无门阙，在宫门处有两道宫墙，每道宫墙上各有一座宫门，两座宫门形制相同，南北相邻，均宽3.6米。据记载，未央宫北宫门及东宫门外都有门阙，表明其重要性或仪式功能比其他宫门高。
北魏阊阖门是太极宫南门，北对太极殿，二者之间还有二号门、三号门。阊阖门是一座面阔7间、进深4间的殿堂式建筑，中间有3个门道，2道隔墙，东、西各一个墩台。门址前面两侧各有一个阙台与东西宫墙相接，为曲尺形三出阙。考古表明，阊阖门始建于魏晋时期，北魏沿用，北周也曾进行了修补。二号及三号门址形制与阊阖门相似，也有一门三道，唯无门阙而已。（图二）
当然，并非所有的宫门都是一门三道。在汉长安城东北部十六国北朝小城发掘的一座门址，位于东、西宫之间，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西宫东门崇阳门。该门仅一个门道，门道两侧砌砖，地面铺砖。西宫为当时的正宫，西宫南门称应门，位置似为今楼阁台遗址，至今没有发掘，推测形制可能与洛阳阊阖门相似。
二 宫殿与官署建筑
（一）大朝正殿西汉时期大朝正殿称为前殿，东汉时，南北宫并存，南宫正殿名却非殿，北宫正殿名德阳殿，有时也使用前殿之名。魏青龙三年（235年），建造太极殿和东、西堂，太极殿为大朝正殿，自此以后，正殿均称太极殿。
未央宫前殿遗址为南北长方形高台建筑，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自南至北夯土台基分三层，并逐层升高，从南部的0.6米升至北部15米。勘探发现，台基之上分别有3个院落及建筑单元，每个建筑单元之间以廊道或隔墙分开。有学者对前殿进行了复原研究，认为三个单元从南到北为文献记载的前殿、“宣室殿”及“后阁”。在前殿台基西南边缘曾做过小面积发掘，揭示了围绕台基的46间房址，其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是保卫、医疗和管理等人员办公之所。这些房屋靠台壁而建，单面坡屋顶，分层而设，门朝台外而开，门外设廊道，同台上的大殿是隔绝的，汉代称之为“广”。
北魏洛阳城宫城及太极殿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太极殿及东、西堂为宫内的核心建筑，三座建筑东西并列，并有阁道相通，外围辅以回廊、院墙、宫门等附属建筑，构成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庞大宫殿群。太极殿居中，台基平面长方形，北边宽102.3米，南边宽98.4米，南北进深61.5米，残高约1.8米，南侧有两条南北向上殿踏道，北侧中间有一条东西向凸台，凸台东西两端各有一条东西向踏道，台基上分布着大型柱坑。东堂台基东西长48米，南北宽23米，西距太极殿台基14米。东堂南侧有两条踏道，北侧为多组宫院廊庑建筑。太极殿与东堂之间设置东阁门。发掘表明，他们均为曹魏始建，西晋沿用，北魏及北周重修。（图三）
（二）其他宫殿及官署建筑
除了大朝正殿外，都城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宫殿及官署建筑，如已经发掘的汉长安城未央宫二号（椒房殿）、四号（少府），桂宫二号及长乐宫四、六号等建筑基址。
未央宫二号遗址位于未央宫前殿北部，发掘区内的遗迹分正殿、配殿和附属建筑三部分。南部为正殿，配殿在其东北部，附属建筑在正殿以北、配殿以西。正殿包括南部殿堂和北部庭院两部分。殿堂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4.7米，南北宽29～32米，四壁包砌土坯，外抹草泥。殿堂南部有二阙址（复原者认为是登临殿堂的楼梯台阶），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登台踏道。杨鸿勋对正殿进行了复原，认为是一座四阿折面式殿堂，周围带檐廊，前面有左、右飞陛，东西有登台坡道。（图四）
未央宫四号建筑位于前殿西北430米处，由南、北大殿及附属建筑和院落组成。南、北殿是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南殿面阔7间，进深2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附属的大型建筑。北殿面阔5间，进深2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建筑考究的房屋，地面上有规律地分布着方形础石，础石上搭木梁，木梁上铺木地板。南、北殿及其附属建筑的地面都铺设木地板。此外，还有储藏室、通道、门房以及水池、水井等。该遗址出土了大量“汤官饮监章”封泥，“汤官”属少府，该建筑应为少府或其所辖的主要官署建筑，建于西汉时期，毁于王莽末年的战火。（图五）
长乐宫四号建筑是带地下室的宫殿建筑，由夯土台基、庭院及附属建筑组成。夯土台基呈长方形，外缘包砌土坯，北部有一个庭院，台基之上为主体建筑，长方形，东西长79.4米，南北宽27.4米，其上建筑已不存。在台基中部、东部各发现1处半地下建筑，西北部有1处地面建筑。中部半地下建筑由主室、北部进入室的门道、通道及门房组成，主室南部还有东、西两条通道。主室呈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米，残高1.44米。室内柱网较密，包括四壁角柱在内，分布着东西12排、南北6排础石，础石放在方形础墩上。室内地面铺砖，砖上铺木地板。东部半地下建筑由主室、东部侧室、北部进入主室及侧室的楼梯间、通道、附室及门房组成。主室呈方形，边长6.82米。主室及楼梯间地面抹泥涂朱，其他地面均铺砖。（图六）
桂宫二号建筑位于桂宫南部，由南、北两殿组成。南殿台基东西长51.1米，南北宽29米，残高0.36米，南、北各有两个登殿的台阶或慢道，北部有东、西两个天井，西天井有伸入殿堂夯土台基内部的地下建筑（纳陛）。东部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地下通道及相关建筑，南、北殿之间有一道隔墙。北殿夯台东西长77米，南北宽32米，残高0.48米，台基上为殿堂式建筑。其南、北部各有3条登台的通道，通道之间为天井。在主体建筑夯土下有一条沟通南北的地下通道。学者认为，桂宫二号建筑是文献记载中的明光殿，南殿为其前殿，北殿为皇宫，北殿有东西对称的两组建筑。
（三）府库与“档案馆”
太仓、武库是王朝的经济及武力保障，都被安排在距离宫城不远的地方，如汉长安城武库位于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太仓未发现，但推测可能也在未央宫附近。东汉洛阳城武库、太仓位于城内东北部。汉长安城的典籍及档案馆也放在未央宫内。
汉长安城武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四周有围墙，中部有一道隔墙，分成东、西两院，院内共7座库房，东院4座，西院3座。库房平面均呈长方形，大小不一，多以隔墙分成若干房间。建筑墙体夯筑，土坯包砌，外抹草拌泥，表面平整，一面或两面墙上开门，有的在门旁设守卫用房。其中西院七号库房保存较好，面积最大，东西长234米，南北宽45.7米，3条隔墙分成4个房间，每条隔墙上有2门道，连接东西相邻的房间。每个房间内有4条南北向墙垛及成排的础石，础石东西21列，南北17排。房间南北墙上各开2门，南墙西门道旁设守卫用房。近年来的考古勘探表明，在原发掘区以北又发现相似的建筑，推测武库范围更大。
天禄阁、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内北部，是存放典籍及档案的地方。二者均为高台建筑，天禄阁现高10米，石渠阁现高8.7米，均未发掘。
未央宫三号建筑东距未央宫前殿85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5.4米，南北宽71.2米。分东、西两个院，各有围墙，两个院落之间有一条南北向排水渠。两院各有南北两排房屋，东院7间，西院8间，均为东西向长方形，其中最大面积215平方米，最小面积109平方米，房屋前面为天井。从一些建筑后面的夯土平台和坡道看，有的建筑为至少两层的楼房。除3座门卫房外，其他房间内都存有大量骨签，总量达6万余片，其中刻字者约5.7万片。骨签记录了西汉各地工官上交中央的“供进之器”，且多数为武器，是记录各地工官武器生产及上交中央的档案材料。该建筑属于西汉中央政府或皇室管辖地方工官的官署或“档案馆”。（图七）
桂宫三号建筑位于桂宫遗址西北部，其建筑形式与武库相似。考古发掘范围南北长84米，东西宽24米，由南、北2座大房址及之间的7座小房址组成。南、北面大房址仅存夯土台基，南部台基东西宽13.6米，南北长15.45米，北部台基东西宽16.25米，南北长31.03米。南、北大房址被6堵垛墙分成7个房间，隔墙平面均呈东西向长条形，每堵隔墙南、北壁均对称分布7对壁柱。7个房间均坐东朝西，平面为长方形，一号房间面阔4米，进深11.2米，其他房间大小相似。桂宫三号建筑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似为桂宫的一处仓储建筑遗址。
（四）其他特殊建筑
中国古代用于藏冰的冰室称为凌阴，冬天凿冰，藏之于冰井或冰室，用于皇室自用或赏赐王公、百官。藏冰的建筑，一种为专门藏冰，称为凌阴或冰室；一种为地下藏冰，地上建有消暑的宫殿，称为清暑殿、清凉殿等。在都城当中，此类建筑不可或缺。
长乐宫五号建筑即为凌阴，位于长乐宫西北部，由南部主体建筑及西北部的附属建筑组成。主体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一周夯土墙，中部有一个长方形的冰室，夯土墙与冰室之间为铺砖回廊。冰室东西长27米，南北宽6.7米，存深约0.5米，冰室正中有一条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南北两侧以立砖砌筑，砖面向中间排水沟呈7度倾斜，砖面上还有一道道南北向小沟，与东西向主排水道形成“非”字形排水系统，最后穿过东墙排出。根据所受阳光照射强度的不同，四面夯土墙墙体的厚度也不相同，最厚为南墙5.5米，其次是西墙、东墙，北墙最薄3.5～3.7米。发掘时，冰室内发现大量的腐殖质灰色土。附属建筑在主体建筑西北部，有一些长方形房间，应为管理冰室工作人员办公的地点。
汉魏洛阳城的冰井位于宫城西北部，平面为圆形，周壁砌砖，底部铺砖，外径5.62米，内径4.9米，深3.6米。正中有一个砖砌浅坑，坑中央有一个内径0.7米的圆形小池，底面均向小池倾斜。在铺砖面上发现大量柱洞，排列整齐，南北、东西各7排，该圆形建筑周围是25米见方的夯土台。学者把这一建筑进行了复原，认为是内部呈“井”字形木梁的地下冰室，地上建筑是避暑降温的殿堂，或为北魏时期的“清暑殿”。近来有学者认为应是曹魏至北魏时期的陵云台。（图八）
三 礼制建筑
宗庙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敬天礼地，祭祀祖宗，是统治者重要的活动。西汉立国后，诸事草创，礼仪未备，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出现明堂、太学，可能还有灵台，但都不在长安城南郊。直到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才在汉长安城南郊建造宗庙、社稷、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建筑。自此以后，南郊祭祀之礼为后世所继承。当然，城郊其他三面也有性质不同的祭祀建筑，多为单一建筑，目前尚未发现相应的建筑遗存。此类建筑在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及北魏平城都有发现。
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位于汉长安城南1000米，分布于西安门及安门南出大道两侧。发现14座建筑基址（编号F1—F14）及大土门遗址。F1—F11分3排分布在大围墙内，大围墙呈方形，边长1400米，F12位于大围墙南门外正中。每座建筑的形制相同，都由方形围墙和中心建筑组成。围墙边长270～280米，四面正中辟门，四隅各有一个曲尺形配房。主体建筑位于院内正中，F1—F11平面呈方形，边长55米，四面对称，中心建筑夯土台基呈“亚”字形，由中心台、四堂、前台三部分组成。中心台为太室，图八汉魏洛阳城冰井遗址平面、剖视图地面A东、南、西、北四堂分别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清理出来的四堂地面，低于外围的前台地面0.5米，四堂之内可能铺有木地板。F12比其他11座约大一倍，边长约100米，但形制相同。学者一般认为这组建筑为“王莽九庙”，也有学者认为是西汉十二帝的祖庙。（图九）
F13、F14位于大围墙外西南部。F13为长方形，有早、晚两期，可能是汉初及元始年间所立的社稷遗址。F14由方形围墙及中心建筑组成，形制与“王莽九庙”相同，疑为王莽修建的新社稷。
大土门遗址位于“王莽九庙”之东，形制与“王莽九庙”相近，也由中心建筑及围墙组成，中心建筑在一个方形夯土台中部，土台边长205米，高出地面1.6米，“亚”字形建筑位于土台中央，方形，边长42米，围墙边长235米，四面正中辟门，四隅有曲尺形配房。不同的是，该建筑周围还有一周圜水沟，直径东西368米，南北349米。发掘者认为是王莽时的辟雍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是王莽所建的明堂。
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郊古洛河北岸，北距洛阳城南墙约1000米。灵台、明堂、辟雍遗址由西向东排列，辟雍东北为太学遗址。洛阳城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不同的是，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从发掘的情况看，这些建筑在魏晋及北魏时被多次修葺沿用。
灵台遗址由中心建筑及四面围墙组成。围墙略呈方形，南北残长220米，东西宽232米。中心为多层高台建筑，平面呈正方形，边长49.5米，高出地面8.4米。中心建筑有三层，第一层为围绕夯土台的廊房式建筑，四面中间各有一个坡道；第二层残存高度高于第一层1.86米，有围绕中心高台的殿堂式建筑，每面至少7间，每面都涂有不同的颜色；第三层为高台，其顶部无屋，边缘发现木柱基槽，周围可能有边栏。
明堂院落呈方形，东西长415米，南北宽400米，开4门。院落之中是一座由圆形重廊环绕着方形殿堂的多层台阁式建筑。圆形台基直径62.8米，周边镶包石条，至少三层；圆形台基中央为方形高台，边长37米，应为内方外圆的建筑。方形高台外侧分布着56个大型柱坑，28个大型沙坑。从柱槽看，圆形台基外围有两圈围廊，重廊内侧设12间殿堂，每面3间。方台中部还有5间或9间宫室，中间的宫室即太室。据载，太室基础为方形，上部有圆盖，即所谓“圆盖方载”“上圆下方”。该建筑建于东汉，魏晋时期沿用，现在发现的是北魏时期遗存。文献又载“通天屋高八十一尺”，约合19.35米，主体建筑外观为三层，比西汉明堂高一层。（图一〇）
辟雍四面有方形围墙，边长165米，每面墙中部辟门，门外有两阙，门内设屏。院落中部偏北为中心建筑，呈长方形，东西46米，南北33米。整个辟雍建筑外围还有方形的环水，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
孝文帝时代，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在平城南部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礼制建筑。北魏平城的明堂位于今大同市东南柳航里，属于当时都城南郊。明堂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2米。周围有水渠环绕，周长900米，宽度18～23米，即所谓的辟雍，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明堂上还设有灵台，可能是三合一的建筑。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
四 宗教建筑
自东汉明帝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教建筑便在都城中逐渐占居重要位置，东汉以后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魏晋以后，佛教受到统治者追捧，都城内外佛寺遍布，城外开凿石窟，佛教建筑由少到多，由城外到城内，当时的洛阳、邺城、西安、平城都是佛教重镇。已经发掘的有北魏洛阳永宁寺、邺南城赵彭城佛寺、核桃园佛教建筑等，其塔基均呈方形，分地下、地上两部分，塔基后面有大型佛殿，周围有围墙或围壕。平面布局上，均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有长方形院落，山门、佛塔、佛殿依次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
在大同发现一座北魏早期佛寺思远佛寺，位于大同北方山永固陵南800米。遗址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由山门、佛塔、佛殿、僧房等组成。塔基呈方形，边长18.2米，由塔心实体及周围殿堂式回廊组成，塔心实体边长残约12米。殿堂式回廊有5间，每间面阔3.3米，进深3米。佛殿位于塔基北部，面阔7间，进深2间，东西21米，南北6米。僧房位于西北部。上述建筑坐落在两层长方形平台的上面一层平台上。
北魏永宁寺位于内城西南部，北距宫城南墙约500米，东距铜驼街200米。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已经发现南、东、西三面门址。塔基地下夯土边长100米，地上夯土边长38.2米，存高2.2米。地上夯土四壁包砌青石，四面各有一个慢道。塔座上有5圈木柱柱槽或础石，第四圈木柱以内为土坯和木柱混砌的方形塔心，东、南、西三面有5个佛龛，北侧设登顶的楼梯。环绕塔心外侧为木塔第一层殿堂，每面殿堂9间。据记载，永宁寺为九层木构佛塔，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去地一千尺。
赵彭城北朝佛寺位于邺南城南墙外1300米，朱明门外大道东侧。寺院坐北朝南，围壕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50米。木塔塔基位于佛寺中央偏南，地下夯土边长45米，深约6米，中心有瘗埋舍利的砖函。地面上塔基边长约30米，以刹柱为中心，周边构成至少面阔5间、进深5间、柱间距一致的柱网结构。塔基以北还发现一座大型殿址。寺院东南角、西南角各有一处僧人生活的方形院落，院落四面由廊房围合而成。随着佛塔建筑的增高，地基的处理越来越严格，不仅地下夯土深厚，而且还在夯土内铺设10层卵石。该佛寺与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在时代上前后衔接，柱网结构相似，反映了二者在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的沿袭、演进关系。（图一一）
核桃园遗址位于赵彭城佛寺东600米，可能是北齐皇家庄严寺，形制与赵彭城北朝佛寺相似。塔基地下夯土边长约42米，塔基之中发现一个方形石函和青釉罐，盛有各种珠玉及常平五铢铜钱等。地上夯土边长约30米，台基四面正中均设踏道。佛塔北侧有一大型门址（５号基址），再向北还有一座大型殿堂式建筑基址（２号基址），三座建筑基址处于一条南北向轴线上。
五 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发展演变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先安后乱的时期，也是人员流动的频率及广度不断加大的时期，人员的流动加速了思想、文化、技术的交流及融合，其中包括都城建设方面。两汉都城主要继承了东周都城的形制，比如两城制、多宫制等，但也在不断创新，如十二城门、一门三道、南郊祭祀之礼等。曹操营建邺北城最有新意，无论是城建布局，还是宫殿制度，都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迥然有异，中国都城的中轴线即肇始于此。由于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使这一时段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都城规划方面更加完善，城市布局从凌乱向有序发展。有学者认为，隋代在汉长安城东南新建都城，不仅是因为汉城残破，水质变坏，更主要的是经过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南齐邺南城、北魏洛阳城和东晋南朝建康城等一系列变化，旧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因此择地另建新城成为必然。
笔者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建筑作了分类介绍。不同类型的单体建筑，其平面形制及建筑特征是不一样的。如宫殿多长方形殿堂式建筑，礼制建筑及佛塔多方形高台或塔式建筑，官署多长方形排房或楼房建筑，典籍档案为长方形楼阁式建筑。其他特殊建筑，如武库、冰室及太仓等，也有不同的建筑形式。
就大朝正殿的平面而言，这个时期的空间变化也非常显著。西汉时主要宫殿都集中在前殿基址上，从南向北为逐渐升高的三层大殿。东汉以后，原来正殿东西厢，变为东西堂，皇帝往往在东堂办理朝政和起居活动。洛阳太极殿及东西堂的发掘表明，从魏晋至北魏都是大殿及东西堂的布局。东晋南迁，依然沿用此制，东堂作为朝谒赐宴之所，西堂作为举哀的地方。由高台为核心的聚集式布局，到唐代转变为在平面上展开，形成院落、增加空间层次的布局，从汉至南北朝正处于这一转变阶段。
高台建筑依靠中心夯土台基而建，如汉长安城的前殿、石渠阁、天禄阁、南郊礼制建筑等，这种形式在西汉以后比较少见，且夯土台基的高度逐渐降低。汉长安城前殿基址上由南到北三层大殿依次排列，最北现存台基仍高15米。东汉时期的正殿压在后代遗址之下，未发掘。据记载，德阳殿是北宫正殿，南北7丈，东西37.4丈，陛高3丈余，如此，东汉正殿的基础部分不过7米。北魏太极殿台基已残，现存夯土地面以上只有1.8米左右，原来的高度也不会太高。
汉代及其之前建筑所依靠的夯土台，古代称之为“墉”，墉的衰落与土木技术的进步密切关联。西汉时期的高台建筑是以土结构为核心的土木混合结构，与东汉以后以木结构为骨干的土木混合结构有所不同。西汉明堂四面的堂、室依靠中心夯土台而建，夯台起到支撑与稳固作用。后来，由于木结构技术的发展，梁柱构架的稳定性提高，梁柱起到了支撑与稳定作用，夯筑台基只起到稳固基础的作用。
这一时段的高层建筑分为几种，一是早期依靠中心夯土台而建的廊式建筑，如未央宫前殿周围的建筑，南郊礼制建筑的中心建筑，存放典籍及档案的天禄阁、石渠阁等；二是无需依靠中心夯土而建的楼房，如未央宫三号建筑，适宜存放重量较轻的骨签档案，但这样的楼房不会太高；三是主要依靠框架结构而建的塔式建筑，如魏晋以后的佛塔。汉武帝时在建章宫建造了一座高达五十丈的井干楼，《关中记》解释说：“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看来也是依靠框架结构而建的，不过现已不存，不知具体形制。中国土木结构经历了从高台到楼阁，空间由实到虚的转变，构架形制由依附夯土台基到相对独立的转变。这种结构变化最终实现于南北朝至隋代。
也有学者把汉代高台建筑细分为“秦式”、复合式、单体三个类型。如果按此划分，未央宫前殿属于第一类，汉长安城礼制建筑及桂宫二号建筑等属于第二类，未央宫少府建筑属于第三类。随着时代的进步，第一类建筑逐渐淡出，第二类建筑随着木构技术的进步逐渐发展为单纯的多层楼阁式建筑，第三类建筑则成为汉代以后官式建筑的基本形态。
汉长安城发现较多的地下建筑，有学者认为其用途有三：储藏物品的地下库房、地下宫殿、人的居室。笔者认为，上述未央宫椒房殿正殿F1、桂宫二号南殿F2等，是深入夯台之下的建筑，位于正殿北侧，由坡道、门槛、平道及地下长方形的空间组成，其空间不大，应为地下楼梯间，由此可以登堂入室，是文献记载中的“纳陛”。《汉书·王莽传》“朱户纳陛”条孟康注：“纳，内也，谓凿殿基除为陛，不使露也。”颜师古注云：“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于霤下也。”纳陛是“九锡”之一，是身份的象征，只有皇帝使用，得到皇帝特赏的权臣也可使用，如王莽、曹操、孙权等都曾受赐“朱户纳陛”。
种种迹象表明，建筑的结构及装饰、不同的建筑材料、房屋地面的处理等，似乎都有等级差别。都城中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屋顶使用的筒瓦、瓦当、脊瓦等瓦件，因建筑体量及建筑规格不同而存在大小差异。文字瓦当的使用，有的建筑发现较多，有的建筑则很少见到，有的建筑用“长乐未央”，有的建筑用“长生无极”，除了具有年代差异以外，似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房屋地面有的铺木地板，有的抹草拌泥再涂朱砂，有的则铺砖或土坯。少府、武库、大土门等遗址发现铺设木地板的痕迹，王莽九庙地面是用木柱梁枋架空，其上再铺土坯抹面。长乐宫四号地下附属建筑地面涂朱，是文献记载中“以丹淹泥涂殿上也”的“赤墀”，长乐宫六号地下建筑有上层建筑塌下的地板，地板上还铺有地面砖。台阶既有木质楼梯，也有空心砖踏步。关于以上等级差别问题，尚需今后进一步探究。
摘要：本文结合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考古发现，把其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类，通过代表性的建筑基址，大致勾画出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不同类型的单体建筑，其平面形制及建筑特征是不一样的，大朝正殿平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汉时期宫殿建筑依靠夯土台基而建，在此以后，夯土台基的高度则逐渐降低。高台建筑的衰落与土木技术的进步密切关联，由此导致建筑形式从高台到楼阁及由实到虚的转变。
两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建筑的基址部分，而且大多残缺不全。其中一些保存较好，地面上还有部分夯土基址，根据这些残迹仅可复原建筑的平面形制，保存好的尚可复原柱网结构。过去60多年的都城考古，取得了不少进展，发掘了一些重要的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寺院等遗址，为研究这一时期建筑形制、结构及特征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尽管发掘的资料日益丰富，但考古学界对此进行梳理和研究的并不多。西安南郊礼制建筑发现以后，王世仁、祁英涛、杨鸿勋等先生对此进行了复原研究。杨鸿勋先生还对考古发现的古代宫殿建筑进行了专门的复原。傅熹年先生曾结合战国青铜器上刻画的建筑图像对汉代建筑的上部形制也有一些论述。刘庆柱、李毓芳先生也对汉长安城的宫殿、宗庙建筑形制与变化进行过探讨。总的来说，建筑史学界利用考古发掘的建筑基址进行都城建筑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先后出版了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内容，主要是利用文献记载对都城的营建历史及布局进行了复原研究，考古发掘的都城建筑则较少提及。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隋唐之前的建筑尚未建立起空间秩序、尺度秩序和材料秩序，加之发掘出的建筑多不完整，还不足以支撑起单体建筑尤其是成组建筑的复原研究。
笔者结合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都城建筑的考古发现，把这一时段的都城建筑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宗教建筑四类，通过代表性的建筑基址，大致勾画出各类建筑的结构及特点，为这一时期都城建筑遗址的研究及复原提供一些概括性认识。
关于古代都城城墙的高度，文献多有记载，且不同级别的城，大小高低各不相同。古代都城城墙是否遵循了《周礼》所载的制度，有学者研究认为，历代都城的墙高为七雉，合今12.86米，除去城墙上面女墙的高度一雉，当为六雉，合今11.02米。这一制度在西汉以后的隋唐长安城、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各时期记载的尺寸不同，是因尺度变化所致。
汉长安城确立了十二城门及一门三道的制度，以后都城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十二城门是应地支十二之数。至于一门三道，则是从战国时期发展而来的。
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中，已经发掘的直城门、霸城门、宣平门、西安门、章城门等，均为一门三道。东面3座城门还设有向外伸出阙一类的夯土建筑。
东汉洛阳城共有12座城门，东、西两面各3门，南面4门，北面2门。考古勘察发现，南面城墙的4座城门被洛河冲毁，其他三面城墙的8座门址尚存，且均为一门三道形制。根据北魏建春门的发掘资料推测，东汉城门应与北魏时的宽窄相近，形制相似，唯名称有所改动。北魏建春门址宽30米，进深12.5米。两个隔墙南北宽4～5米，中门道宽8米，南、北门道各宽6米。
西晋陆机《洛阳记》记载，西晋洛阳“十二门，门有阙，闭中，开左右出入”。北魏迁都洛阳，东汉到魏晋城门得以沿用，《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一门三道，所谓九轨。”北魏西城墙增加了西阳门，与东墙东阳门取直，是根据孝文帝《都城令》“拓展路宽，调直道路”的结果。
邺南城内城南门朱明门由城墙、门墩、城楼、行廊及双阙组成，有三个门道，中间门洞宽5.4米，东西两个门洞宽4.8米，隔梁宽6米。郭义孚先生根据发掘结果进行了复原研究。（图一）汉代宫城南门只有一个门道，魏晋时已经改为三个门道。
西汉未央宫四面均有宫门，南宫门与西安门中门道南北直对，为单一门道，无门阙，在宫门处有两道宫墙，每道宫墙上各有一座宫门，两座宫门形制相同，南北相邻，均宽3.6米。据记载，未央宫北宫门及东宫门外都有门阙，表明其重要性或仪式功能比其他宫门高。
北魏阊阖门是太极宫南门，北对太极殿，二者之间还有二号门、三号门。阊阖门是一座面阔7间、进深4间的殿堂式建筑，中间有3个门道，2道隔墙，东、西各一个墩台。门址前面两侧各有一个阙台与东西宫墙相接，为曲尺形三出阙。考古表明，阊阖门始建于魏晋时期，北魏沿用，北周也曾进行了修补。二号及三号门址形制与阊阖门相似，也有一门三道，唯无门阙而已。（图二）
当然，并非所有的宫门都是一门三道。在汉长安城东北部十六国北朝小城发掘的一座门址，位于东、西宫之间，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西宫东门崇阳门。该门仅一个门道，门道两侧砌砖，地面铺砖。西宫为当时的正宫，西宫南门称应门，位置似为今楼阁台遗址，至今没有发掘，推测形制可能与洛阳阊阖门相似。
（一）大朝正殿西汉时期大朝正殿称为前殿，东汉时，南北宫并存，南宫正殿名却非殿，北宫正殿名德阳殿，有时也使用前殿之名。魏青龙三年（235年），建造太极殿和东、西堂，太极殿为大朝正殿，自此以后，正殿均称太极殿。
未央宫前殿遗址为南北长方形高台建筑，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自南至北夯土台基分三层，并逐层升高，从南部的0.6米升至北部15米。勘探发现，台基之上分别有3个院落及建筑单元，每个建筑单元之间以廊道或隔墙分开。有学者对前殿进行了复原研究，认为三个单元从南到北为文献记载的前殿、“宣室殿”及“后阁”。在前殿台基西南边缘曾做过小面积发掘，揭示了围绕台基的46间房址，其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是保卫、医疗和管理等人员办公之所。这些房屋靠台壁而建，单面坡屋顶，分层而设，门朝台外而开，门外设廊道，同台上的大殿是隔绝的，汉代称之为“广”。
北魏洛阳城宫城及太极殿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太极殿及东、西堂为宫内的核心建筑，三座建筑东西并列，并有阁道相通，外围辅以回廊、院墙、宫门等附属建筑，构成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庞大宫殿群。太极殿居中，台基平面长方形，北边宽102.3米，南边宽98.4米，南北进深61.5米，残高约1.8米，南侧有两条南北向上殿踏道，北侧中间有一条东西向凸台，凸台东西两端各有一条东西向踏道，台基上分布着大型柱坑。东堂台基东西长48米，南北宽23米，西距太极殿台基14米。东堂南侧有两条踏道，北侧为多组宫院廊庑建筑。太极殿与东堂之间设置东阁门。发掘表明，他们均为曹魏始建，西晋沿用，北魏及北周重修。（图三）
（二）其他宫殿及官署建筑
除了大朝正殿外，都城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宫殿及官署建筑，如已经发掘的汉长安城未央宫二号（椒房殿）、四号（少府），桂宫二号及长乐宫四、六号等建筑基址。
未央宫二号遗址位于未央宫前殿北部，发掘区内的遗迹分正殿、配殿和附属建筑三部分。南部为正殿，配殿在其东北部，附属建筑在正殿以北、配殿以西。正殿包括南部殿堂和北部庭院两部分。殿堂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4.7米，南北宽29～32米，四壁包砌土坯，外抹草泥。殿堂南部有二阙址（复原者认为是登临殿堂的楼梯台阶），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登台踏道。杨鸿勋对正殿进行了复原，认为是一座四阿折面式殿堂，周围带檐廊，前面有左、右飞陛，东西有登台坡道。（图四）
未央宫四号建筑位于前殿西北430米处，由南、北大殿及附属建筑和院落组成。南、北殿是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南殿面阔7间，进深2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附属的大型建筑。北殿面阔5间，进深2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建筑考究的房屋，地面上有规律地分布着方形础石，础石上搭木梁，木梁上铺木地板。南、北殿及其附属建筑的地面都铺设木地板。此外，还有储藏室、通道、门房以及水池、水井等。该遗址出土了大量“汤官饮监章”封泥，“汤官”属少府，该建筑应为少府或其所辖的主要官署建筑，建于西汉时期，毁于王莽末年的战火。（图五）
长乐宫四号建筑是带地下室的宫殿建筑，由夯土台基、庭院及附属建筑组成。夯土台基呈长方形，外缘包砌土坯，北部有一个庭院，台基之上为主体建筑，长方形，东西长79.4米，南北宽27.4米，其上建筑已不存。在台基中部、东部各发现1处半地下建筑，西北部有1处地面建筑。中部半地下建筑由主室、北部进入室的门道、通道及门房组成，主室南部还有东、西两条通道。主室呈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10米，残高1.44米。室内柱网较密，包括四壁角柱在内，分布着东西12排、南北6排础石，础石放在方形础墩上。室内地面铺砖，砖上铺木地板。东部半地下建筑由主室、东部侧室、北部进入主室及侧室的楼梯间、通道、附室及门房组成。主室呈方形，边长6.82米。主室及楼梯间地面抹泥涂朱，其他地面均铺砖。（图六）
桂宫二号建筑位于桂宫南部，由南、北两殿组成。南殿台基东西长51.1米，南北宽29米，残高0.36米，南、北各有两个登殿的台阶或慢道，北部有东、西两个天井，西天井有伸入殿堂夯土台基内部的地下建筑（纳陛）。东部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地下通道及相关建筑，南、北殿之间有一道隔墙。北殿夯台东西长77米，南北宽32米，残高0.48米，台基上为殿堂式建筑。其南、北部各有3条登台的通道，通道之间为天井。在主体建筑夯土下有一条沟通南北的地下通道。学者认为，桂宫二号建筑是文献记载中的明光殿，南殿为其前殿，北殿为皇宫，北殿有东西对称的两组建筑。
（三）府库与“档案馆”
太仓、武库是王朝的经济及武力保障，都被安排在距离宫城不远的地方，如汉长安城武库位于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太仓未发现，但推测可能也在未央宫附近。东汉洛阳城武库、太仓位于城内东北部。汉长安城的典籍及档案馆也放在未央宫内。
汉长安城武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四周有围墙，中部有一道隔墙，分成东、西两院，院内共7座库房，东院4座，西院3座。库房平面均呈长方形，大小不一，多以隔墙分成若干房间。建筑墙体夯筑，土坯包砌，外抹草拌泥，表面平整，一面或两面墙上开门，有的在门旁设守卫用房。其中西院七号库房保存较好，面积最大，东西长234米，南北宽45.7米，3条隔墙分成4个房间，每条隔墙上有2门道，连接东西相邻的房间。每个房间内有4条南北向墙垛及成排的础石，础石东西21列，南北17排。房间南北墙上各开2门，南墙西门道旁设守卫用房。近年来的考古勘探表明，在原发掘区以北又发现相似的建筑，推测武库范围更大。
天禄阁、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内北部，是存放典籍及档案的地方。二者均为高台建筑，天禄阁现高10米，石渠阁现高8.7米，均未发掘。
未央宫三号建筑东距未央宫前殿85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5.4米，南北宽71.2米。分东、西两个院，各有围墙，两个院落之间有一条南北向排水渠。两院各有南北两排房屋，东院7间，西院8间，均为东西向长方形，其中最大面积215平方米，最小面积109平方米，房屋前面为天井。从一些建筑后面的夯土平台和坡道看，有的建筑为至少两层的楼房。除3座门卫房外，其他房间内都存有大量骨签，总量达6万余片，其中刻字者约5.7万片。骨签记录了西汉各地工官上交中央的“供进之器”，且多数为武器，是记录各地工官武器生产及上交中央的档案材料。该建筑属于西汉中央政府或皇室管辖地方工官的官署或“档案馆”。（图七）
桂宫三号建筑位于桂宫遗址西北部，其建筑形式与武库相似。考古发掘范围南北长84米，东西宽24米，由南、北2座大房址及之间的7座小房址组成。南、北面大房址仅存夯土台基，南部台基东西宽13.6米，南北长15.45米，北部台基东西宽16.25米，南北长31.03米。南、北大房址被6堵垛墙分成7个房间，隔墙平面均呈东西向长条形，每堵隔墙南、北壁均对称分布7对壁柱。7个房间均坐东朝西，平面为长方形，一号房间面阔4米，进深11.2米，其他房间大小相似。桂宫三号建筑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似为桂宫的一处仓储建筑遗址。
（四）其他特殊建筑
中国古代用于藏冰的冰室称为凌阴，冬天凿冰，藏之于冰井或冰室，用于皇室自用或赏赐王公、百官。藏冰的建筑，一种为专门藏冰，称为凌阴或冰室；一种为地下藏冰，地上建有消暑的宫殿，称为清暑殿、清凉殿等。在都城当中，此类建筑不可或缺。
长乐宫五号建筑即为凌阴，位于长乐宫西北部，由南部主体建筑及西北部的附属建筑组成。主体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一周夯土墙，中部有一个长方形的冰室，夯土墙与冰室之间为铺砖回廊。冰室东西长27米，南北宽6.7米，存深约0.5米，冰室正中有一条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南北两侧以立砖砌筑，砖面向中间排水沟呈7度倾斜，砖面上还有一道道南北向小沟，与东西向主排水道形成“非”字形排水系统，最后穿过东墙排出。根据所受阳光照射强度的不同，四面夯土墙墙体的厚度也不相同，最厚为南墙5.5米，其次是西墙、东墙，北墙最薄3.5～3.7米。发掘时，冰室内发现大量的腐殖质灰色土。附属建筑在主体建筑西北部，有一些长方形房间，应为管理冰室工作人员办公的地点。
汉魏洛阳城的冰井位于宫城西北部，平面为圆形，周壁砌砖，底部铺砖，外径5.62米，内径4.9米，深3.6米。正中有一个砖砌浅坑，坑中央有一个内径0.7米的圆形小池，底面均向小池倾斜。在铺砖面上发现大量柱洞，排列整齐，南北、东西各7排，该圆形建筑周围是25米见方的夯土台。学者把这一建筑进行了复原，认为是内部呈“井”字形木梁的地下冰室，地上建筑是避暑降温的殿堂，或为北魏时期的“清暑殿”。近来有学者认为应是曹魏至北魏时期的陵云台。（图八）
宗庙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敬天礼地，祭祀祖宗，是统治者重要的活动。西汉立国后，诸事草创，礼仪未备，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出现明堂、太学，可能还有灵台，但都不在长安城南郊。直到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才在汉长安城南郊建造宗庙、社稷、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建筑。自此以后，南郊祭祀之礼为后世所继承。当然，城郊其他三面也有性质不同的祭祀建筑，多为单一建筑，目前尚未发现相应的建筑遗存。此类建筑在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及北魏平城都有发现。
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位于汉长安城南1000米，分布于西安门及安门南出大道两侧。发现14座建筑基址（编号F1—F14）及大土门遗址。F1—F11分3排分布在大围墙内，大围墙呈方形，边长1400米，F12位于大围墙南门外正中。每座建筑的形制相同，都由方形围墙和中心建筑组成。围墙边长270～280米，四面正中辟门，四隅各有一个曲尺形配房。主体建筑位于院内正中，F1—F11平面呈方形，边长55米，四面对称，中心建筑夯土台基呈“亚”字形，由中心台、四堂、前台三部分组成。中心台为太室，图八汉魏洛阳城冰井遗址平面、剖视图地面A东、南、西、北四堂分别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清理出来的四堂地面，低于外围的前台地面0.5米，四堂之内可能铺有木地板。F12比其他11座约大一倍，边长约100米，但形制相同。学者一般认为这组建筑为“王莽九庙”，也有学者认为是西汉十二帝的祖庙。（图九）
F13、F14位于大围墙外西南部。F13为长方形，有早、晚两期，可能是汉初及元始年间所立的社稷遗址。F14由方形围墙及中心建筑组成，形制与“王莽九庙”相同，疑为王莽修建的新社稷。
大土门遗址位于“王莽九庙”之东，形制与“王莽九庙”相近，也由中心建筑及围墙组成，中心建筑在一个方形夯土台中部，土台边长205米，高出地面1.6米，“亚”字形建筑位于土台中央，方形，边长42米，围墙边长235米，四面正中辟门，四隅有曲尺形配房。不同的是，该建筑周围还有一周圜水沟，直径东西368米，南北349米。发掘者认为是王莽时的辟雍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是王莽所建的明堂。
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郊古洛河北岸，北距洛阳城南墙约1000米。灵台、明堂、辟雍遗址由西向东排列，辟雍东北为太学遗址。洛阳城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不同的是，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从发掘的情况看，这些建筑在魏晋及北魏时被多次修葺沿用。
灵台遗址由中心建筑及四面围墙组成。围墙略呈方形，南北残长220米，东西宽232米。中心为多层高台建筑，平面呈正方形，边长49.5米，高出地面8.4米。中心建筑有三层，第一层为围绕夯土台的廊房式建筑，四面中间各有一个坡道；第二层残存高度高于第一层1.86米，有围绕中心高台的殿堂式建筑，每面至少7间，每面都涂有不同的颜色；第三层为高台，其顶部无屋，边缘发现木柱基槽，周围可能有边栏。
明堂院落呈方形，东西长415米，南北宽400米，开4门。院落之中是一座由圆形重廊环绕着方形殿堂的多层台阁式建筑。圆形台基直径62.8米，周边镶包石条，至少三层；圆形台基中央为方形高台，边长37米，应为内方外圆的建筑。方形高台外侧分布着56个大型柱坑，28个大型沙坑。从柱槽看，圆形台基外围有两圈围廊，重廊内侧设12间殿堂，每面3间。方台中部还有5间或9间宫室，中间的宫室即太室。据载，太室基础为方形，上部有圆盖，即所谓“圆盖方载”“上圆下方”。该建筑建于东汉，魏晋时期沿用，现在发现的是北魏时期遗存。文献又载“通天屋高八十一尺”，约合19.35米，主体建筑外观为三层，比西汉明堂高一层。（图一〇）
辟雍四面有方形围墙，边长165米，每面墙中部辟门，门外有两阙，门内设屏。院落中部偏北为中心建筑，呈长方形，东西46米，南北33米。整个辟雍建筑外围还有方形的环水，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
孝文帝时代，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在平城南部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礼制建筑。北魏平城的明堂位于今大同市东南柳航里，属于当时都城南郊。明堂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2米。周围有水渠环绕，周长900米，宽度18～23米，即所谓的辟雍，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明堂上还设有灵台，可能是三合一的建筑。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
自东汉明帝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教建筑便在都城中逐渐占居重要位置，东汉以后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魏晋以后，佛教受到统治者追捧，都城内外佛寺遍布，城外开凿石窟，佛教建筑由少到多，由城外到城内，当时的洛阳、邺城、西安、平城都是佛教重镇。已经发掘的有北魏洛阳永宁寺、邺南城赵彭城佛寺、核桃园佛教建筑等，其塔基均呈方形，分地下、地上两部分，塔基后面有大型佛殿，周围有围墙或围壕。平面布局上，均以佛塔为主，以佛殿为辅，有长方形院落，山门、佛塔、佛殿依次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
在大同发现一座北魏早期佛寺思远佛寺，位于大同北方山永固陵南800米。遗址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由山门、佛塔、佛殿、僧房等组成。塔基呈方形，边长18.2米，由塔心实体及周围殿堂式回廊组成，塔心实体边长残约12米。殿堂式回廊有5间，每间面阔3.3米，进深3米。佛殿位于塔基北部，面阔7间，进深2间，东西21米，南北6米。僧房位于西北部。上述建筑坐落在两层长方形平台的上面一层平台上。
北魏永宁寺位于内城西南部，北距宫城南墙约500米，东距铜驼街200米。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已经发现南、东、西三面门址。塔基地下夯土边长100米，地上夯土边长38.2米，存高2.2米。地上夯土四壁包砌青石，四面各有一个慢道。塔座上有5圈木柱柱槽或础石，第四圈木柱以内为土坯和木柱混砌的方形塔心，东、南、西三面有5个佛龛，北侧设登顶的楼梯。环绕塔心外侧为木塔第一层殿堂，每面殿堂9间。据记载，永宁寺为九层木构佛塔，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去地一千尺。
赵彭城北朝佛寺位于邺南城南墙外1300米，朱明门外大道东侧。寺院坐北朝南，围壕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50米。木塔塔基位于佛寺中央偏南，地下夯土边长45米，深约6米，中心有瘗埋舍利的砖函。地面上塔基边长约30米，以刹柱为中心，周边构成至少面阔5间、进深5间、柱间距一致的柱网结构。塔基以北还发现一座大型殿址。寺院东南角、西南角各有一处僧人生活的方形院落，院落四面由廊房围合而成。随着佛塔建筑的增高，地基的处理越来越严格，不仅地下夯土深厚，而且还在夯土内铺设10层卵石。该佛寺与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在时代上前后衔接，柱网结构相似，反映了二者在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的沿袭、演进关系。（图一一）
核桃园遗址位于赵彭城佛寺东600米，可能是北齐皇家庄严寺，形制与赵彭城北朝佛寺相似。塔基地下夯土边长约42米，塔基之中发现一个方形石函和青釉罐，盛有各种珠玉及常平五铢铜钱等。地上夯土边长约30米，台基四面正中均设踏道。佛塔北侧有一大型门址（５号基址），再向北还有一座大型殿堂式建筑基址（２号基址），三座建筑基址处于一条南北向轴线上。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先安后乱的时期，也是人员流动的频率及广度不断加大的时期，人员的流动加速了思想、文化、技术的交流及融合，其中包括都城建设方面。两汉都城主要继承了东周都城的形制，比如两城制、多宫制等，但也在不断创新，如十二城门、一门三道、南郊祭祀之礼等。曹操营建邺北城最有新意，无论是城建布局，还是宫殿制度，都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迥然有异，中国都城的中轴线即肇始于此。由于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使这一时段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都城规划方面更加完善，城市布局从凌乱向有序发展。有学者认为，隋代在汉长安城东南新建都城，不仅是因为汉城残破，水质变坏，更主要的是经过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南齐邺南城、北魏洛阳城和东晋南朝建康城等一系列变化，旧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因此择地另建新城成为必然。
笔者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建筑作了分类介绍。不同类型的单体建筑，其平面形制及建筑特征是不一样的。如宫殿多长方形殿堂式建筑，礼制建筑及佛塔多方形高台或塔式建筑，官署多长方形排房或楼房建筑，典籍档案为长方形楼阁式建筑。其他特殊建筑，如武库、冰室及太仓等，也有不同的建筑形式。
就大朝正殿的平面而言，这个时期的空间变化也非常显著。西汉时主要宫殿都集中在前殿基址上，从南向北为逐渐升高的三层大殿。东汉以后，原来正殿东西厢，变为东西堂，皇帝往往在东堂办理朝政和起居活动。洛阳太极殿及东西堂的发掘表明，从魏晋至北魏都是大殿及东西堂的布局。东晋南迁，依然沿用此制，东堂作为朝谒赐宴之所，西堂作为举哀的地方。由高台为核心的聚集式布局，到唐代转变为在平面上展开，形成院落、增加空间层次的布局，从汉至南北朝正处于这一转变阶段。
高台建筑依靠中心夯土台基而建，如汉长安城的前殿、石渠阁、天禄阁、南郊礼制建筑等，这种形式在西汉以后比较少见，且夯土台基的高度逐渐降低。汉长安城前殿基址上由南到北三层大殿依次排列，最北现存台基仍高15米。东汉时期的正殿压在后代遗址之下，未发掘。据记载，德阳殿是北宫正殿，南北7丈，东西37.4丈，陛高3丈余，如此，东汉正殿的基础部分不过7米。北魏太极殿台基已残，现存夯土地面以上只有1.8米左右，原来的高度也不会太高。
汉代及其之前建筑所依靠的夯土台，古代称之为“墉”，墉的衰落与土木技术的进步密切关联。西汉时期的高台建筑是以土结构为核心的土木混合结构，与东汉以后以木结构为骨干的土木混合结构有所不同。西汉明堂四面的堂、室依靠中心夯土台而建，夯台起到支撑与稳固作用。后来，由于木结构技术的发展，梁柱构架的稳定性提高，梁柱起到了支撑与稳定作用，夯筑台基只起到稳固基础的作用。
这一时段的高层建筑分为几种，一是早期依靠中心夯土台而建的廊式建筑，如未央宫前殿周围的建筑，南郊礼制建筑的中心建筑，存放典籍及档案的天禄阁、石渠阁等；二是无需依靠中心夯土而建的楼房，如未央宫三号建筑，适宜存放重量较轻的骨签档案，但这样的楼房不会太高；三是主要依靠框架结构而建的塔式建筑，如魏晋以后的佛塔。汉武帝时在建章宫建造了一座高达五十丈的井干楼，《关中记》解释说：“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看来也是依靠框架结构而建的，不过现已不存，不知具体形制。中国土木结构经历了从高台到楼阁，空间由实到虚的转变，构架形制由依附夯土台基到相对独立的转变。这种结构变化最终实现于南北朝至隋代。
也有学者把汉代高台建筑细分为“秦式”、复合式、单体三个类型。如果按此划分，未央宫前殿属于第一类，汉长安城礼制建筑及桂宫二号建筑等属于第二类，未央宫少府建筑属于第三类。随着时代的进步，第一类建筑逐渐淡出，第二类建筑随着木构技术的进步逐渐发展为单纯的多层楼阁式建筑，第三类建筑则成为汉代以后官式建筑的基本形态。
汉长安城发现较多的地下建筑，有学者认为其用途有三：储藏物品的地下库房、地下宫殿、人的居室。笔者认为，上述未央宫椒房殿正殿F1、桂宫二号南殿F2等，是深入夯台之下的建筑，位于正殿北侧，由坡道、门槛、平道及地下长方形的空间组成，其空间不大，应为地下楼梯间，由此可以登堂入室，是文献记载中的“纳陛”。《汉书·王莽传》“朱户纳陛”条孟康注：“纳，内也，谓凿殿基除为陛，不使露也。”颜师古注云：“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于霤下也。”纳陛是“九锡”之一，是身份的象征，只有皇帝使用，得到皇帝特赏的权臣也可使用，如王莽、曹操、孙权等都曾受赐“朱户纳陛”。
种种迹象表明，建筑的结构及装饰、不同的建筑材料、房屋地面的处理等，似乎都有等级差别。都城中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屋顶使用的筒瓦、瓦当、脊瓦等瓦件，因建筑体量及建筑规格不同而存在大小差异。文字瓦当的使用，有的建筑发现较多，有的建筑则很少见到，有的建筑用“长乐未央”，有的建筑用“长生无极”，除了具有年代差异以外，似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房屋地面有的铺木地板，有的抹草拌泥再涂朱砂，有的则铺砖或土坯。少府、武库、大土门等遗址发现铺设木地板的痕迹，王莽九庙地面是用木柱梁枋架空，其上再铺土坯抹面。长乐宫四号地下附属建筑地面涂朱，是文献记载中“以丹淹泥涂殿上也”的“赤墀”，长乐宫六号地下建筑有上层建筑塌下的地板，地板上还铺有地面砖。台阶既有木质楼梯，也有空心砖踏步。关于以上等级差别问题，尚需今后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