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以城市内涝为代表的“城市病”也愈发突出，城市排水是在城市内涝防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近代以来，城市排水系统随着城市的发展也逐渐步入近代化，无论是建设技术、建设标准、建设管理还是公众参与度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进步，以巴黎、北京等一些城市为代表的近代排水系统成为了当代排水的系统的重要基础，其建设经验也为当代排水系统的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近代；城市排水；中国；外国；比较研究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排水问题和内涝防治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2021年7月18日08时—22日08时，以郑州为主的河南省部分地市遭遇了极端罕见的连续大暴雨及特大暴雨，降水强度和降水量都远远超过了郑州市的承受能力，造成了城市的大面积内涝和十分严重的人员伤亡，在暴雨发生后，道路被淹、交通瘫痪，一时间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由灾害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间接损失。

暴雨使得城市排水工程建设的缺乏、脆弱性和排水系统存在的隐患更为直观地展现了出来。城市主要交通地段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积水，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城市排水系统空前的关注与思考。

事实上，城市排水系统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许多大城市在城市排水方面都颇有造诣。国外城市排水的文明史起源于古罗马时期，近代城市排水工程的雏形则起源于法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排水工程建造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为更好地建设城市排水系统提供了更多技术和物质方面的支持[1]。国内在4300多年前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也发现有铺设的陶质排水管道。近代中国城市不断发展，受到历史传统排水系统建设经验和从西方国家传入的城市防涝排水理念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北京、广州为代表的国内城市在城市排水系统和城市内涝防治方面都颇有建树，政府逐步大力推行市政建设，改造城市面貌，解决城市排水问题。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气候变化、城市突发性暴雨增加与我国不断深入的城市化过程耦合作用下，聚焦现实存在的城市内涝现象和城市排水问题，站在历史学角度系统梳理近代国内外城市排水系统的特点，并结合近代排水系统修筑中的公众参与度，总结近代中外排水系统建设的经验，理清当下现实要求与历史所得经验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城市灾害防治史研究与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学术前沿课题。

一、近代外国城市排水系统

作为自古以来的城市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排水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空视域下均发挥着难以忽视的维系作用：它是一种便捷的清洁城市的机制、一种有效的废物运输媒介——相较于更加原始的运输工具，排水系统能够将城市每日产出的废料和污水用低廉的成本运输出去；但排水系统同样令人担忧：当我们将研究的尺度放置在市民心态和市政管理的政策取向的框架之下时，我们便能轻松地发现：排水系统在欧洲城市的发展史中同样占据着传说和流言当中的阴性想象——一个蔓延在市民心态中的罪恶渊薮。欧洲的市民群体始终对于下水道怀有疑虑：他们认为城市的排水系统是令人担忧的，充斥着让体面的中产阶级所厌恶的废水和垃圾——乃至于整个下水道和城市的排水系统都被认为是“疾病的传播者”[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确实伴随着某种源自市民心态深处对于传染性疾病和瘟疫的恐惧，这种心态自中世纪民众对于麻风病人和黑死病的恐慌中来，并深深扎根于城市公众的思维范式当中。

从古代到19世纪，罗马人是西亚和欧洲唯一一个建立了经过精心规划的道路系统和与之相匹配的将地面积水从适当的区域排出的进水系统的文明[3]。早期的罗马人改造了伊特鲁里亚时代所建造的道路系统，他们在一些道路的边缘安装的排水沟，将地表径流通过这种粗略的排水管道引向岩石堆砌的开放式排水渠道，许多原有的路基被建设成分级式的结构，从而引导地面径流从街道至排水渠道的流向[4]。除此之外，罗马人在排水系统中广泛地使用了雨水收集装置——他们建立起巨大的非露天蓄水池和地下蓄水机构，并将其作为城市内部洪涝灾害发生时对于路基表面积水排放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被存储的水分将通过地下水水道中引入罗马城复杂的明渠网络当中，这些网络中最大也最有名的设施被称作“Cloaca Maxima”，它通过地理落差将这些废水从罗马城内部汇入台伯河，并以这些废水为介质为罗马城运输了大量的城市垃圾和制造业废物[5]。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帝国境内的诸多城市被放弃，以乡村为统治基础的庄园制经济被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排水系统被大规模的放弃，这一工程学和市政管理上的创意随着中世纪前期的纷争和衰颓逐渐失落。但是这种将引水渠和排污管道通过明渠系统链接起来的创造依旧是世界上最早被建立起来的水循环系统，随着19世纪后期欧洲城市的近现代改造，这种符合现代市政工程规范的排水方案也被纳入到各大城市的排水系统建设当中。

由于仅有明渠系统被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保留下来，这些露天的管道也逐渐成为了城市复兴之后新兴的市民群体倾倒厨余垃圾和其他废料的容器，这些输送雨水径流的管道流量在长时间未经调试和修理之后迅速变小，随之而来的便是明渠系统的堵塞。在巴黎，Hugues Aubirot于1370年建造了Fosse de St. Opportune，这条下水道被公众们叫做“Beltway下水道”[6]。这是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国家有意识建造的第一条排水管道，它抛弃了传统的明渠结构，在街道旁的污水入口加装了盖子——这一措施是为了掩盖逐渐堵塞的巴黎地下管道中弥散出的糟糕气味。根据记载，这些气味甚至蔓延到了卢浮宫附近，引发了路易十二的厌恶[7]。随着12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欧洲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结构的日益臃肿，人类排泄物的堆积逐渐成为市政管理的主要问题。1427年，英格兰通过了第一个关于污水处理问题的公共法案，该法案是由专管排水系统的市政官员起草的，涉及到地表水道和地下水道和水渠的管理，该法案在1531年被重新修订，直到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出台之前，它一直作为英格兰污水处理的有效法律存在[8]。在1530年国王的一项关于每个新市民必须在住宅中建造粪池的敕令[9]之前，国王和贵族的市政官员们从未对市民群体的污物排放进行过任何体制和习俗上的约束和纠正，以至于在1636年于巴黎进行的一次下水道排查中，调查者们惊愕地发现，巴黎城内所有24条地下排污管道经过数百年的垃圾倾倒已经全部堵塞了。172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显示，在巴黎城中居住的业主必须支付建筑物下有盖下水道的清理和排污费用——这一举措对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市民们认为，如果他们支付了费用，那么就代表他们获得了在下水道倾倒垃圾的合法权利。[10]这使得巴黎城的排污管道堵塞情况更加严重了，欧洲城市的市政官僚们试图通过新方法来解决城市的排污问题。在北美，为了使马车可以通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道路排水问题引发了殖民官僚们的注意。在18世纪早期，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建造了带有地面和地下排水系统的石质管道。而其中波士顿所建立的排水系统尤为精密——这些管道中央有凸起的排水设施，管道两边是排水沟[11]。在此之后，波士顿共颁发了654份下水道建设许可，用于私人完成之后需要保养和维修的下水道建设项目。总体来说，与欧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排泄物处理问题不同，新英格兰地区的排水系统主要功能依然是排出城市堆积雨水。这一职能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下水道建设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取向。

现代城市排水系统的实践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城市。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在经过法国工程师Pierre-Emmanuel Bruneseau开创性的改造后初步得到了改善。这名工程师率领作业队进入巴黎地下复杂的排水管道系统内部，记录了内部环境的恶化，为后续巴黎城市的改造确定了行动方向和计划雏形[12]。在Bruneseau的研究报告中，他试图向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政府证明，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下水道系统以犯罪分子和流浪汉的避难所而闻名，这一城市下水道与“底层人”概念的混合是帝国政府政绩上的一个缺口，而清理下水道并对巴黎排水系统进行改革的方案无疑是帝国政体相较于之前革命政府的优越性的最佳解决方案。Bruneseau的下水道改造计划与政治的影响息息相关，但是直到工程师于1819年去世，这一任务也没有完成。相对应的工作由1832年至1839年担任巴黎下水道系统总负责人的H.C.埃默里完成，他用建造在人行道下的排水沟取代了沿着街道两侧露天运行的明渠，进一步改造了排水系统，使得困扰巴黎数百年的污水处理和排泄物倾倒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13]。巴黎的产业资产阶级群体们认为，地下的排水系统与地上华丽体面的城市形成了对比，而下水道在其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则是疾病与社会混乱的温床——霍乱、鼠疫和革命群众[14]。这种意象之间的联系基于巴黎城市的群体记忆和民众所栖身的时间场域，并在1832年和1849年两次疾病和社会动乱的危机当中得到了群众的印证。地下水道和底层阶级之间在历史记忆当中的联系也使得“热爱体面”的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府热衷于取缔身为罪恶渊薮的地下水排污系统[15]。19世纪中后期，欧洲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性转折点，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排水系统的思路是二重性的：即城市雨水和废水通过排污管道运输出城，而固体形态的垃圾和排泄物则积累在隐蔽的地穴和粪池中，通过地面上的运输方式（如排污马车）运送到城外处置垃圾的地点。这一将固液形态的垃圾进行分别运输的设计思路是城市建设早期建筑工程和材料技术尚且不成熟时的替代解决方案，而19世纪下半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欧洲城市居住理念的根本性改革，城市排水系统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将固体的垃圾和生活废物倒入排水管道不再违法，而城市的排污管道也通过复杂的串联设施得以同时容纳累积雨水、生活废水、城市垃圾和人类排泄物，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和建设逐渐科学化和制度化。

19世纪后期，公众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向：从一种原始性的恐惧转变为了基于科学理念和定性实验流程的审视——而城市下水道系统的建设也自此如火如荼。市政领导人在公众的大力支持下，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启动了大规模的建设综合下水道系统的项目。1843年，德国汉堡为主要城市建造了第一个综合规划的污水系统[16]。在1842年的大火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后，William Lindley被委托规划和设计该系统，并以此替代汉堡原有的简陋排污管道。汉堡下水道系统的成功激发了欧洲和美国其他城市下水道系统的全面改革和重新修筑，这一城市建设的风潮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城市居民激增地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迅速扩张，对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和改造成为了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早期城市建设当中的重要任务，与摩天大楼和城市花园的建设并行不悖。伦敦的综合下水道系统由约瑟夫·巴扎尔杰特设计，建于1859年至1865年[17]。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E.Sylvester Chesbrough设计了芝加哥城市排水系统[18]，而Julius W. Adams则为布鲁克林同样设计了一个基于干湿混同处理模式的城市排水综合系统[19]。随着现代理性方法的初步发展，下水道设计方法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其中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理性方法的初步发展，下水道设计方法得到了显著加强。其中爱尔兰的Mulvaney(1851)，美国的Kuichling(1889)和英国的Lloyd-Davies(1906)都针对径流计算和下水道管道尺寸的实用性设计做出了概念性的阐释和说明，并贡献了诸如“集中时间”（time of concentration）等专有概念，这些实用性的解决方案逐渐通过实践转化为理性方法，并进一步促进了19世纪下半叶下水道系统功能性的技术革命——在这一时期，城市排水的重点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转移，工程师们将城市化进程当中迅速增加的污水排放等城市现象纳入了设计范围，并针对现有的下水道机构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增加了排污设施和对城市排出的废水进行处理的污水处理场。

20世纪早期以来，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当中所提供的相关功能被牢固地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工程系统，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性工程，工程师们不断地改进设计理念和方法，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欧洲乃至于其他受到西方现代化标准影响的地区颁布了解决城市排水问题的监管要素，而广泛地监测工作也大大提高了对于城市排水数量和质量特征的了解（例如美国的NURP），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计算机建模工具促进了设计和分析城市排水系统的方法。法规、监测等方面的修正和进步也改变了城市排水的主要关注点，作为主要城市功能机构，自20世纪上半叶的公共卫生安全维护和自然灾害的阻断结构被逐渐演化为对于生态系统保护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起到建设性功用的现代主义城市化设施。

在这些基于现代化的理论模型建立的城市排水系统当中，基于工程师们模拟数据的设计成为了排污管道系统建造的主流，原有的试错模式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后被更有效率和产业化、规模化的城市建设改革所取代。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也从原来被中产阶级所忽视的组成部分逐渐改善，成为了城市循环系统中重要的地下水循环组成[20]。在欧洲城市的排水系统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当中，群众心态和集体意识在城市建设改造的视域下产出了重要成果。从中世纪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群众对“下水道”这一古老的城市意象进行了概念上的祛魅。它从古老的“一切疾病和动乱的根源”逐渐成为了理性主义教育下基于城市发展概念中水循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排水系统作为神话的部分在市民教育和城市生活的不断改良中被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现代市政工程师测量数据和定性实验所创造出的现代性地下水道解决方案。

二、近代中国城市排水系统

我国城市的排水系统并不是在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或者城市内涝问题产生后才出现的，在古代，我国已拥有了较为发达的城市排水系统，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变得愈发完善，直至完备。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商时期，我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已逐渐有了雏形，在一些城市基本形成了一些较为完整的系统，城内拥有沟渠、壕池、天然河湖，主要用于城市给排水，也有部分建设程度较高的城市使用陶土排水管道，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4300多年已经有陶质排水管道铺设。到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城市排水系统逐渐走向完善，下水管道也已经广泛使用，与沟渠、城壕共同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高效的城市排水系统，能够将城内雨水和污水及时排到城外。随后，至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已十分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21]比如江西赣州，其下水道历史悠久，大概在宋代中叶时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福寿沟，《（同治）赣县志》记载到“福寿二沟，昔人穿以疏城内之水，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福寿沟虽北宋熙宁年间就已存有，但如今仍作为赣州旧城区的主要排水干道使用。可见，早在古代，我国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和一定的经验。

近代中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在工程措施方面受到国外影响较大。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理念、技术等，而19世纪六八十年这一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最为疯狂，其中以李鸿章、薛福成、容闳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成为了第一批直接迈向世界、了解世界中国人。他们出使外国，亲身目睹国外城市文明，产生了对国外近代城市文明的认同感进而萌发了向西方城市学习建设经验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对欧美城市建筑、欧美城市近代工业文明、欧美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赞扬和学习等方面，例如李鸿章在离开英国时，感叹到“贵国之聪明智慧、天财地宝、物力人材，何尝心仪之，会得目击者，且见其日积月累，离不可攀。于此而不能刻骨铭心以载之东归者”[22]可见，当时洋务派对国外城市文明的赞叹以及对国内城市发展现状的自惭，这也为国内城市化的发展埋下了萌发的种子。

此外，洋务派所创办的工矿、修筑的铁路、建立的学堂无不推动着城市化的启动、发展，促进部分古城乡镇扩大、文明转型，助力一些村落朝着城市演变。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国城市管理系统、功能、工程设施、公共设施等各方面出现的新的形态、生成，比如在城市公共设施修建方面，中国古城只有城墙、望楼、钟鼓楼等控制系统以及城隍庙、孔庙等公共服务设施，直到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工程的修建才得以改造、增建。与此同时，城市化还体现在人口聚集上，主要是中国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人口占比的增大，根据学者统计，1843年至189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072万增加到2351万，城市人口比重由5.1%提高至6%[23]。此外，人口聚集还体现在农村、荒郊由于开工矿、通铁路等演变成了新的城镇，例如我国东北在1881年到1894年间，分别建了热河、承德三山银矿、漠河金矿等工矿，使得东北部分地域从农村逐渐转变成城镇。在人口聚集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各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差距，各地域的城市化进度有所不同，城市化水平差异度较大，呈现着东—中—西梯度差，而这一差异也导致各个城市接触西方文化的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受到外国影响的程度就会有所不同。这也表明由于各区域的城市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各个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等工程上也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旧有的排水系统无法的承载力无法满足人口不断增长对城市排水的需求，市政相关部门也对城市排水系统也进行了一些改进与完善，在古代排水系统模式的基础以及古代防涝的经验之上，不断地对原有的旧排水系统进行改造，并结合更为先进的修建方式增建新的排水管道，提高城市的排水能力。

以北京市近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历程为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势总体西北高、东南低，北依燕山，西拥太行，中心位于东经116°20′、北纬39°56′，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北京依山近海且处在夏季风的迎风带，其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很大，自古以来北京城内暴雨积涝具有易发多发特征。北京城内早在元朝时期就已经根据地形铺设了下水道，装置排水设备，但随后经历明清两代，其排水沟渠早已溃烂不堪，排水能力极大下降。至二十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也随着加快，而工业化、城市化为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工业企业的增加，在推动着北京城市规模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加重了北京城污、废水排放、处理的压力。然而在北京，15世纪兴建的沟渠主要是为了排泄雨水以及承载较少城市人口而设计的，人口的增长使得这种旧式的沟渠已不能满足因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废水排泄的需求。

面对排水系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情况，北京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也不得不在城市近代化的浪潮中推动着排水系统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市政机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于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之后，历届政府相继颁发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排水行为，并对旧沟渠进行修建，构成内外城排水网线。政府调拨了专用资金用于进行与明沟有关的三项大型工程，也就是内外城之间的护城河、内城西部的大明濠以及外城的龙沟渠，除了三项大规模的工程之外，政府还对许多地方性的、小型的沟渠进行了清理和维修。根据资料显示，从1916年开始，市政公所每年都拨出7000元资金以资助选定的沟渠的建设和修理[24]。1900年至1930年的30年间，北京市共实施了449条沟渠的修建工程，到了1930年，北京城经过改造，使得近80%的淤塞的排水管道都恢复了正常的运行状态。“虽然1930年后北京市又进行了一些管道维修工作，但大多数的管道维修成果都是1930年前取得[25]”,可见1900年到1930年30年间的沟渠修建工程对于北京城排水系统的完善以及近代化转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对排水沟渠进行了一系列的整修工程，但这样的排水系统仍然未能满足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增建所带来的排水需求。随后，由于内战以及日本的侵占，政府无暇管理沟渠的修建以及维护工作，使得北京城的排水设施再次倒退。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就“解放前夕，市内下水道大多淤塞不通，一到雨季，街衢成河，水淹居民，百姓叫苦连天”的现状，首先疏通了金河、长河、护城河以及前三海、后三海等河湖，畅通了市区的水系，提高了排泄能力，此外，还对一些多年淤塞的下水道进行修建，尤其是龙须沟，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组织大量人力对龙须沟进行根治，随后于1955年，对李广桥、大石桥等臭水沟进行根治，市区内的下水道全部改成了暗道。除了改造旧渠道之外，北京市人民政府还增建了大批的管道，计划性地兴建下水道干线，并且采用“分流制”，改变了雨水、污水合流的情况。此前，北京市政机构只对重点地区的旧沟渠进行修补，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整个北京城的排水设施进行全面的改造以及增建新的管道。

广州属于丘陵地带，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背山面海，属于南亚热带地区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大，也是全国洪涝灾害风险最高的城市之一。面对这样的地理状况，广州传统的排水系统因地制宜，体系十分庞大，雨、污水会通过街道的小沟渠流入干渠，城内的则排入六脉渠，然后排至濠涌最后注入珠江。虽然广州的排水设施是根据自然地势建造的，但是由于其降雨多、雷暴频繁，外加上城市的不断扩大，人口、居民密度的不断加大，沟渠经常被淤塞，需要进行疏浚，晚清、民国时期，一到雨季，内涝问题尤为严重。民国以前，广州内街已存在的排水设施只有渗井和石板明渠，对于雨、污水的排放作用不大。针对此问题，从民国时期开始，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后，先后对濠涌、六脉渠、马路渠、内城渠进行了疏浚、清理和改建，随后为了统一协调事务，1926年，广州市的第44次行政会议决定街渠的改建等应由工务局办理。1936年市政府组织成立了下水道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市内渠道，以预防水患。同年的9月5日政府相关部门又成立了下水道工程处，并以“关于下水道一切水利工程之设计及实施事项，关于收用民地开筑下水道及市民申请承领废涌事项[26]”为其职权。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的进行，该组织最终消亡，但广州市设立的专门机构，使得各部门专职专责，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城市排水系统的治理、改造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此外，广州市政厅还对住户的排水也进行了规定，其中1923年的《广州市限制建筑渠道章程》对屋内外渠道的连接方式进行了限制：“如系屋内渠道接驳马路渠道，亦必须于该渠未通出屋外以前设一留砂井，内窿宽十八寸丁方以上，井盖用熟铁板二分厚以上为之”[27]。虽然民国时期开始，广州市政厅针对沟渠淤塞、排水未能顺畅等问题采取了一些了修理工程，但是并未起到实际性的效果，雨季易出现水患的情况仍频繁发生。广州城市排水系统的大规模改造以及完善是在新中国时期，广州市政厅针对内街渠淤积问题采取的是重点改造的方针，1951年至1957年六年间，全市335公里的内街渠有147公里改为暗渠，随后，在1958年3月下旬，全面铺开城区修渠活动，仅仅两个月，完成了全市内街区管暗渠的建设。随后到了80年代，由于广州新建住宅新村排水问题日渐明显，广州市政厅开始对全市公共居民新村的排水系统进行改造，天河、五羊等小区采取了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市区排水管道到2000年末长1952公里，比1949年的309公里增长了5倍。

广州城建城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城市排水管网沉积的问题过久过多，光是中心城区就有6000多千米的排水管网，老城区旧管道早已老化且狭窄，无法承载过大的降水量，且由于排涝泵站、设施维修等无法满足城市排水的需求，因此，每当降雨量过大时，广州就会出现内涝的现象。当然，广州出现内涝的原因也包括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不透水面积的增大以及蓄、滞、渗水能力的减退。纵观北京、广州两座城市，两者出现城市内涝的原因都有城市化带来的地面“硬底化”，但是由于其自身地形、气候以及排水系统历史的不同，也存在着造成内涝问题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进行排水系统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形、气候等因素，因地制宜的建设、规划，同理我们在借鉴其他区域或者国家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的经验时，也需要与当地或者本国的地形、气候等因素进行对比，对两者进行充分的考察与分析，不可盲目借鉴。

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思潮和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民主思想不断地影响着民众，公共观念在这种社会形势之下不断地发展，“公德观”、“公利观”、“公益观”等观念不断的产生并渗透到政府主导人员、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民众的头脑中。因此，除了城市化发展、内涝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政府与公众对于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观念的转变，也为城市排水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动力。政府、民众逐渐重视起排水系统的建设与改进，在政府层面，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及制定与排水系统有关的政策，督促排水系统修建工作落到实处，例如武汉、西安两座城市，在承受暴雨带来的沉重伤害后，政府纷纷重视起防汛工作，随之从改善排水系统建设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排水系统进行修建，其中武汉在解放战争后，一到雨季就像“地势低洼的盆子”[28]，严重影响到了城市的正常运行和武汉百姓的正常生活，为了防止城市内涝，武汉市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颁布了修建部分下水管网、泵站以及对解放前修建的下水道进行改造的政策，施工队按照“污水出江，雨水入湖”的原则开展修建工程。此外，民国时期之前的西安市没有下水道排水系统的建设，普通市民家中大部分都出现了“大都设置渗井，家庭污水得以排泄”的现象，尤其是下雨天，不但污水排不出去，雨水的排放也成为了难题，城市内涝不断频发，因此，民国时期西安政府以“市政之建设以整理道路为起端，道路之保养则以下水道最居首要”[29]为由，开展了下水道排水系统建设工程。在公众层面，伴随着内涝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财产、生命等伤害，以民间精英阶层为主的社会组织以及民众开始意识到排水系统的建设不但只是政府的职责，而是城市每一个人共同所承担的责任，社会组织开始为排水系统的完善制定相关制度措施，而民众则自发自愿加入到排水系统的建设工程当中去，如为了统筹办理陪都西京（现西安）的市政建设，西京筹备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三家单位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建会）。该组织围绕下水道的修建与维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理清了下水道修建的职能部门，同时制定出城区排水系统的施工规程。此外，该组织还制定管理章程，实现排水系统管理的制度化转变，民众也更多的参与到了城市设施的维护中。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三年时间，四川省水利工程建设参与人员达2000万人，各地兴修和整修小型塘坝600多万处，打井80余万眼，恢复和修建较大的灌溉排水工程280多处。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广州民间虽然没有专门的清渠机构，但是由于当时的广州市民公共卫生意识逐渐加强，部分市民会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积极反馈意见，或者主动要求清渠，甚至还自行集资在政府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清渠。

公众对于排水系统建设的重视以及积极性，以及民众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改造与完善。政府、公众意识的转变对于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其制定强制性的排水系统建设、管理政策有利于规范排水系统工作，具有权威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与动力，在生产中，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和价值，人民群众对排水系统的重视，能够为排水系统的建设提供巨大的劳动力，也有助于排水系统工程的顺利进行，推动其不断地完善。因此，我们在进行排水系统建设工作时，应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威性、强制性以及积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三、排水系统修筑的经验总结

我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并不是基于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现有需求而被动地建设的，相反，作为早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排水系统的设计和发展是中国市政建设当中主动性的设计单元。早在西周乃至战国时期，我国的城市排水系统便已经拥有了系统性的建构，以结构性、功能性为主要特点，深度参与了城市的运行。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早期排水系统建设具有自发性、保守性和实用性的特点，除去对原有设施所空缺的相关功能的改造之外，中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重修和新建，往往是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的修补和延续，这使得国内的排水系统在西学东渐之前并没有形成系统化、功能化的学科，而仅仅是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水平来进行相关的修缮和设计工作。

十九世纪以来，在西方思潮和社会内部变革的影响下，公共领域下的城市功能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作为城市功能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排水系统在系统化的公共改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近代中国民主救国运动的一部分，这一工作并非仅仅作用于实用意义上的排污救涝工作，在这之外同时与近代中国的革新思潮有着重要联系。作为市政管理的功能部门，城市排水系统的修筑有利于城市化运动的具体实施和市民生活体验的改善；而作为民众生活当中的精神场域，“下水道”的修筑和改善则意味着中国城市向“摩登生活”的进步，是一种近代生活当中关于进步这一概念的显化，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的精神结构和思想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在技术层面，中国各城市建设排水系统以排污救涝的功能展望也随着各地地理环境的不同和相关差异有着具体到当地的举措。如北京、广州等地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便受到了城市特性引发的内涝现象的影响，作为华南华北两座人口众多，地理情况符合当地风貌的代表性城市，本文对于北京和广州相关情况的介绍同样符合城市区位所带来的对排水系统构建过程当中所要注意的特殊结构和基本功能。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必须兼顾当地环境引发的内涝灾害所带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对于排水系统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映照作用。在排水系统的建设过程当中，市政管理部门要兼顾地理水文环境所带来的对于排水系统相关特点的影响，也要在实用意义为首要驱动的环境中对城市排水系统的需求进行处理和优化。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排水系统的供给侧革新是基于市民需求和城市精神的重要成果，城市排水系统修筑是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发展进程也存在着丰富的借鉴作用和进步经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排水系统修筑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能够使我们以一种更加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市政管理当中的重要环节，并将其作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引入科学化的发展进程，对于市民生活体验的提升和智能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在精神结构与文明发展的历程当中，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各种客观的差异，欧洲文明的许多特征与中国存在差异，在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和市民们为了对抗城市内涝等灾害时进行的努力也不尽相同。在本文关于欧洲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叙述中，我们以历史性的时间作为研究尺度，回顾了公元前三千年至今，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城市化改造风潮以来的城市排水系统设计、建造和修筑过程中的特点和功能。

在过往的历史经验中，公众和城市的管理者将城市排水系统视作一种城市运行中的基础功能，作为方便的废物处理系统、重要的防洪措施，或者疾病的起因和传播媒介、以及罪犯和不良分子的地下避难所。这种基于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割裂是由于排水系统作为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属性引起的——正因为其作为排污功能的承载者是足以胜任的，导致其作为“罪恶渊薮”的社会想象被放大了：民众更倾向于想象社会的少数人群体会集中在藏污纳垢之地，而这种社会的想象和归纳正和城市排水系统——在近代被简化为“下水道系统”的市政设施的功能相互耦合。

城市排水系统的建造功用，包括控制内涝、废物运输、水收集以及再循环，往往是在排水系统最初建造后经过反复的实验和修改而发展起来的。而城市规划中基于排水系统设计和构造上的改变往往是由于疾病爆发、科学发现或规划、设计和施工方面的技术进步引起的。在十九世纪之前，城市排水系统往往被自然性的视角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一种无需经人类之手去更改的天然结构。它将被用于城市清洁、废物运输、内涝治理等积极功能之上，并作为“废水的承载物”被喜好洁净的市民所远离。在这时，城市排水系统更多地作为一种城市中的天然单元而存在，就好像城市中任何一个其他部分：街道、房屋或者广场。而在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排水系统的快速发展显然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基于自然主义的观点被理性主导的城市改造所替换了。

在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相关历史当中，欧洲城市排水系统的相关建设相比于近代中国更加“被动”地引入，更接近于一种思想上的“主动”再塑造，而这一塑造与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双重革命”有着思想上的联系。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为欧陆激发了一场思想领域上的激烈变革，而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自文艺复兴起源，经历十八世纪革命的激荡，在十九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统一的历史发展之后，逐渐成为了十九世纪欧洲市民舆论的优势核心。这种“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对于城市发展和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生产过程所产出的丰富工业原料和思想革命所引发的民众对于理性主义的追捧和再认知所带来的理论基础支持下，欧洲城市更加“人性化”也更符合近代城市的基本功能的排水系统也就被建立起来。而这种建立在近代中国则以一种被动的形式被当时的进步民众所接受，作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排水系统的改革以及其所代表的欧式城市建设体系也被当时的执政部门全盘接受，成为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设计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