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位GDP能耗大幅降低。华尔街日报（2009-11-27）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表示，2010年单位GDP能耗较2006年下降20%的目标可以实现；2009年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事实上，BP也承认：“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连续5年放缓”。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生物圈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而人类正面临的恰恰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陈建成（2009）、方时姣（2009）等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如沼气和乙醇）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另外，温室气体，并非一无是处，大气层中没有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可能是-18℃，人类无法生存。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 “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对应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其四，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低碳行动的成本、代价无认识。就实施主体看，《京都议定书》需要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致减排行动，奥尔森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规模主体的真实成本为代价。就成本看，布莱尔说：“到2050年，英国实施低碳经济将牺牲国民财富0.5-2%”。以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初衷。因此，布莱尔认为，恰恰是有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