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工业企业搬迁高潮或将来临。环保部在5月中下旬印发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中评估，未来几年内，全国将有不同类型的数万家工业企业实施搬迁，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的退出，涉及的污染土地面积十分惊人。

化工企业搬迁步伐加快，也使化工污染场地在各地的占比不断跃升。以江苏省为例，在过去近十年内，江苏省相继关闭、搬迁了6000多家化工企业。与此相应，在13个省辖地市主城内均留下了规模不等的化工企业遗址。这些化工企业旧址大多存有不同程度的土壤污染，如不经修复就流转使用必然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2012年，江苏省较早地在国内设立了土壤修复技术中心，目的就在于修复这些化工企业遗留下的污染场地。不过，由于目前还缺乏顶层设计，土壤修复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依然举步维艰。

常州样本

作为国内较早涉足土壤修复的城市之一，常州在2008年启动土壤污染调查及修复。这一年，有着50多年生产历史的常州化工厂在常州市政府的主导下，搬迁出主城区，针对常化厂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工程交由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来负责，这成为当时国内修复体量最大的工程，也是第一个实施土壤和地下水同步修复的工程。

直至今天，常州市政府已在常化厂土壤修复工程上投入了超过2亿元，但效果依然充满争议。2009年开始，常州环科所采用“换土”的办法对常化厂地块进行修复，具体做法分为两大步骤，一是掘地2至6米，把污染区约33万吨的土壤全部移走，重新填上新土。二是抽出60万立方地下水，进行深度处理后，再回灌地下，确保不影响地质结构。

这一方法看似简单易行，实际操作和效果却并不能完全与理论一致。据江苏当地媒体报道，到2012年底，常化厂土壤修复工程结束，该地块主要已被用于房地产开发。但到2013年，这一地产项目公开发售时，新建社区里仍漂浮着刺鼻的化学污染物异味。

事实上，环保专业人士都清楚，在短时间内对这样一片污染土壤进行完全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常州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定龙指出，相比大气和河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修复更为复杂和困难，无论是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或联用技术，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复旦大学环境系教授包存宽也指出，土壤污染是日积月累造成的，且区别于空气和水，土壤污染不易转移，无法通过自然流动进行大规模降解，其治理和修复也相应地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技术。

在2013年常州华润地产项目污染物超标被曝光后，常州市政府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在常州化工厂搬迁后，该地块的出让过程中并没有要求土地修复，也没有相关环评和风险评估。后来的环评和治理，也是华润在拍得土地后提出来的，华润认为该土地可能有毒，需要治理。即便如此，后来定调的修复也只是“科研性修复”。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副主任张鑫指出，这是常州市最大的一块化工企业用地，也是常州市第一宗进行修复治理的土地，由于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形成修复和治理这种概念，不知道污染土地还可以通过修复的方式来解决。此后，常州市组织科研机构和土壤修复企业对常化厂地块采用覆膜隔离法进行二次修复。

在土壤修复行业，目前已有的技术达到数十种，常用的也有十多种，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种方式。比如相对省钱的方法，在污染地块上种植蜈蚣草等“吸附性强”的植物，要彻底清洁一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可能要近10年;而采用化学药剂，或是在地下建一个水泥盒子来控制污染物，“工期”就快得多，但费用很高，对土壤本身也有二次生态破坏的风险。虽然对常化厂初次修复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意外的是，围绕着常化厂地块修复的推进，常州的土壤修复科研水平和企业发展却在这几年间走到了全国前列。不过，即便如此，以常州为代表的国内土壤修复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着相当大差距。从2011年起，国内每年都至少有20家土壤修复公司成立，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公众对这一行业发展的好评，反而觉得土壤修复神秘而暴利。

一位要求匿名的土壤修复公司总经理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修复公司由于涉及区域性的污染问题，一般项目出资方会要求修复公司不得将污染数据外泄，避免造成公众的恐慌和新业主的利益受损。因此，公众质疑，有关部门或公司公布的污染数据，因为涉及到各方利益而未必是真实的。曾有一位环境修复工程师在博客上吐槽：“你相信一个20年的老化工厂，调查结果是只有50平方米污染土壤吗?你相信现场五颜六色，结果只有两种重金属超标吗?”此外，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很多项目都采取“简单化”的土壤修复方式。即便是一些初具规模的公司，在“风险评估”环节，也常常依赖电脑软件，缺少专业化的土壤修复技术人才。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对土壤修复立法和相关政策的缺失。由于全国各地不仅土质不同，污染的类型也有所不同，对于矿山、油田、农田和城市工业用地所采取修复方法和标准，也必然要有所不同。而在实施修复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难点，比如污染责任人如何界定，该如何追责，谁来付费;土壤下流动的地下水，在土壤受污染和修复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影响，该怎样综合考虑，这些立法和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壤修复的实际操作也举步维艰。因为缺乏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多地区污染土地修复遭遇难题，致使化工企业搬迁后腾让土地得不到及时利用。例如苏州化工厂原址，腾出已有七八年时间了，但因缺少具体的土壤修复指导性文件，操作难度很大，目前仍没有得到全面修复，更无法挂牌出让。

近年来，环保部联合各部委，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发布关于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通知。但备受关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依然迟迟未能出台。今年5月中下旬，环保部先后印发《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前者作为土壤修复纲领性技术文件，于6月10日完成征求意见，有望今年底最终完成;后者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搬迁企业须对污染负责。这些文件的颁布也意味着我国开始着手建立土壤修复的相关制度。虽然这些技术性文件对于搬迁企业和修复企业起到了导向性作用。但对修复的资金来源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上述《通知》中有关“污染场地治理修复费用列入企业搬迁成本”条款，一些企业人士则表示值得商榷。在他们看来，如果这笔费用由搬迁企业负担，恐怕会压垮企业;而土地一旦经过修复就会大幅升值，所以治理费用应当从后面的土地出让金中扣减。

事实上，在土壤修复领域，中国目前所存在的立法和政策缺失问题尤为关键。德国投资总署一位环保专家表示，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位专家介绍，德国很重视土壤保护的法律框架建设，联邦与各州政府都有关于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治理的专门法律。此外，德国各州还会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监测，并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根据这一理念，德国现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但真正需要采用技术改造的只占10%左右。

对于谁来付费的问题，德国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对于无主的土地，先由政府垫钱修复，然后调查污染到底是由谁造成的，最终确定由谁来进行治理或者支付费用。如果一家企业拒绝清除自己对土壤造成的污染，监管部门将会根据法律给企业开出罚单，然后由法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