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法律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儿女)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商鞅“徙木立信”的掌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毛泽东在他的参赛作文当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在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后面，柳潜署名“涤庵”的一百四十一字批语(尾批65字，眉批五处76字)称此文为“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如报笔……”，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末页批了个满分之后，还写有两个朱红的大字——“传观”。参加优秀作文评选的评委一致同意柳潜所做的评价，毛泽东当之无愧得了第一名。

毛泽东的这篇参赛作文，第一个“读者”是学校里的国文老师柳潜先生，他也是这次作文比赛的阅卷者之一。柳先生为毛文所作的批语有云:“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云云。这当然是非常高的评价了。柳潜字钧湄，为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举子。他早年酷爱读书，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湖南省一中，柳潜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国文老师，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特别“关照”。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一个较快的提高。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难怪有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说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杰出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