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建筑师，就像两兄弟。哥哥总是很听话，弟弟总是不规矩。王澍这么直面城市规划问题，作为规划师，你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在历史中，民间的普通人都能建出美丽的建筑；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新城市、新建筑却很糟糕。如果这是专业建筑师干的，那么我甘于业余。所以我把我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工作室。在这个时代，我选择站在不知名的人民大众行列中。”论坛上，本年度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的话音未落，全场掌声就已响起。“王澍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创作理想和获得市场成功之间需要选择。今天在中国，像王澍一样坚定地抵制市场压力，保持独立的价值观是不容易做到的。反之，认真地将市场化的产品做好，又具有社会意义。但摇摆只能是机会主义的， 执著是必需的。”普奖首位中国评委张永和此前评论说。在王澍看来，全球化带来交流开放，但对建筑来说，可能就是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多样性。该论坛主要探讨建筑的全球化和地域性，及相应带来的挑战与发展，下午则在清华大学进行以建筑教育、建筑师成长为主题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除了对于获奖的欢庆之外，论坛也成了建筑师们探讨快速都市化下中国新建筑的契机。面对城市化压力下的千城一面的中国新建筑现状，王澍断言：“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全球化对建筑设计
有利有弊
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被视为专业最高荣誉。1979年由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通过旗下凯悦基金会创立，由专业评审委员会每年评选出一名作出杰出贡献的在世建筑师。获奖者可以获得10万美元奖金和获奖证书，1987年后委员会还为获奖者颁发一枚铜质奖章。颁奖典礼在每年5月举行，地点则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物内。今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祖籍北京，1963年出生于新疆，求学于南京、上海，现居杭州。代表作品包括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
“大约三四年前，我和评审团在巴黎，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普利兹克到底意味着什么？格伦（200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说，它的意义在于确定一个优秀的标准，让学生可以研究什么是优秀的建筑，标准是什么。得奖的建筑师也会被研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致力于什么，为什么达到优秀。让学生有激情去达到这种优秀的水平。”昨日论坛上，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而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也得以面对媒体进行交流。伊拉克出生、欧美求学并定居英国的扎哈就表示：“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学到不同的东西，包括上大学时就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同学，丰富了对建筑文化的理解，建筑师并不是为一些国家来工作，而是互相借鉴。”她称自己30年前来过中国，“我不想呈现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对我产生了影响，比如我很喜欢园林中那些石头的陈列方式。”而在王澍看来，全球化带来交流开放，但需要警惕全球化背后的商业化、工业化。对建筑来说，可能就是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如何保持自己的不同的东西。”
中国城市“千城一面”
除了国外的建筑大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等中国建筑师也参加了本次论坛，话题因此很快就转到了中国建筑的现状上来，尤其是面对大规模城市化的现状如何作出反应。
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中，新建建筑往往并不能代表城市风貌，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崔恺认为，这正是短时期内出现大量建设项目，在质量、特色上出现的问题。“目前有两方面的纠正措施，一是在城市做重点标志性建筑使城市具有特色，二是关注建筑地域化的问题。建筑跟本土文化、环境结合是基本出发点，建筑不是一个一般商品，而是要跟土地建立具体的联系，需要在全球化的时候考虑地域化问题。”而格伦则认为，建筑设计往往注重个体建筑，而非与周围环境相结合。他感喟了一下中国的垂直型塔楼，很难为居民提供好的生存环境：“像赫尔辛基这个城市，市中心的建筑之间有联系，楼的外表有延续性，建筑边上有公园，公园有人，整体感非常强。每个建筑都和周围形成关系、产生影响。”
王澍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没有任何建筑，看得到城市边缘。改革开放后，老家旁边建起建国门立交桥，他回到北京，发现故乡已陌生到恍如他乡。“今年这个四合院就要拆了，拆完之后，北京跟我再没有关系。”王澍说。10年前，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顿时潸然泪下：“当时的北京多么美，比巴黎还美，现在呢？掉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状态。这几十年究竟在干什么？”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建筑被破坏，传统在离散
王澍认为，城市与建筑是两个问题，无法通过后者来解决前者。“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造，这种大体量建筑建起来的并不是城市，而像是欧美的城市化的郊区，改革开放30多年不是城市化过程，而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不仅传统没有了，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暴富起来的郊区。”
他判断房地产业“黄金十年”建的住宅，必然会因为城市没有多余土地，而在十几二十几年后拆掉重造。“中国情况特殊，每个房地产楼盘规模相当大，这种方式无论对城市、房地产商还是市场，运行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城市破坏非常大。并不是世界所有城市都以这种模式发展，只是亚洲为主的一些区域以这种模式。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的毒品，很难戒掉。给人错觉的是，城市发展很快，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并无法支撑。”
王澍曾经在杭州探索过一种新的建筑方式，希望让垂直建筑中的现代人也有机会回归传统生活方式。他设计了6栋高过100米的塔楼，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个楼盘2007年开始销售，我上次去看的时候，随机走了三个院子，一个院子完全闲置，没有人用，非常失败。有两个被用起来，一个成为公共客厅，孩子写作业，老人聊天。另一个被建设成很美丽的花园。我听说有记者去采访，走了17层楼，只有一个院子被利用。”
此事对王澍的启发是，社会变化之下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现在主流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的三口之家，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往往不愿意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不仅建筑被破坏，家庭内部结构也离散化。这不是靠建筑方式能够解决的，虽然建筑一定会有反作用。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成功的办法，设计师会尽自己的努力，但这也并不是设计师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