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互动的三种和平选项（经典）

陈子帛

　　撰写此文之际，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尚未揭晓。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及对台政策没有本质的分歧，笔者继续因循最近观察和思考“鲍威尔震撼”的轨迹，对日益清晰的台海三种和平选项，以及中美台三方对未来解决方式的框架设计，试做大略分析。

　　迄今为止，大陆、台湾、美国尽管在台海局势的危机化解，以及在台湾前途命运的走向和终极目标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却有一点共识和交集值得提出，这就是三方在现阶段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都赞同采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

和平统一与和平独立

　　北京的对台政策，至今依然奉行自毛泽东、周恩来时代，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时代以及江泽民主政15年间的和平统一原则。一纲四目、叶九条、邓六条以及江八点的核心内涵，大体上延续了和平统一、和平解决的战略思路和原则方针。

　　今年的五一七声明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共对台政策最强硬的立场宣示，依然不断重申“尽最大努力、尽最大诚意推进和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立场。“两个最大”体现的仍然是和平统一或者和平解决的精神。这种立场符合中共希望继续营造20年和平环境的思想。

　　为此，只要有一个模糊和勉强的一中原则认知（譬如九二共识），北京领导人相信也乐意继续维持台海现状。前提当然是对方不可挑战北京的容忍极限，只要北京内部不出现难以控制的全局性重大动乱，不出现类似文革十年浩劫的历史倒退，中共一以贯之的和平统一方针，不至于出现本质性的变动。

　　台北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在经历了16年的政治变迁之后，台湾执政权已经和平移转到主张分离的政治势力手中。除去个别的极端台独基本教义派以及极少数被称为“急统派”，朝野两大阵营在两岸政策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中华民国成了目前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以及朝野两大政治势力接受和认同的政治符号，在野的泛蓝阵营虽然认同九二共识，但对北京和平统一诉求的消极抵制，与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主流势力无异。

　　随着两岸综合势力的差距日益扩大，加上国际社会无法接受台独，特别是由于美国不支持台独，台湾想通过国际势力或者采用武力方式实现独立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民进党主流势力只能采取“渐进式台独”，逐步地、潜移默化地、不露声色地在中华民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实现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法理台独；或者在全民公决的催谷下进行修宪、制宪，以实现台独的战略目标。这个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和平台独。

华盛顿只要维持现状

　　政治常识告诉我们，没有美国的介入，所谓的台湾问题就不存在。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除了内战延续的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因素长期和纵深地介入。中美关系30多年来的跌宕起伏、曲折迂回，多半因台湾问题而起。

　　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从美国对台政策，包括对台军售的变化发展曲线和实质内容来看，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似乎已经名存实亡。台湾牌是美国制约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利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直接明快地军事威吓即是明证。但是，美国也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北京“不怕鬼不信邪”的决心和意志。

　　在国际恐怖主义构成更大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与拥有核反击能力的中国就台湾问题进行摊牌，包括发动全面战争。一中原则、维持现状、鼓励对话、和平解决，成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准则。最近的“鲍威尔震撼”表明，美国对陈水扁近年来在两岸关系和对美外交上刻意地脱序和脱轨行为，已经感到极度不耐烦。

　　诚如外界评论指出，美国无意任由两岸各自采取单边行动，最终使自己直接介入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区域稳定，而台海现状的维持又是达成此一利益的最重要因素。当美国发现台湾试图改变现状时，它就会尽一切可能防止危害其国家利益的状况发生。“鲍威尔震撼”意味着，美国把它与大陆的双边战略利益，逐渐放置在美国与台湾的利益之上，而且不吝于将这种政策倾斜的态度和信息公之于众。

　　北京的和平统一诉求，建基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基础之上；台北的和平独立诉求，建基于时不我予的急迫感和“台独焦虑症”之上；华府的和平解决诉求，并不全然真心实意期待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是建基于同中国之间的大国战略博奕，以及自身在亚太地区更为广泛、更加纵深的战略利益之上。

　　换言之，一方担心武力方式有可能使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果遭受重大损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另一方担心如果无法在2008年前后对既定的独立建国目标作一最后冲刺，那么，任何一种形式的台独诉求空间都将日益萎缩；而最后一方希望持续获得渔翁之利，希望两岸不统、不独、不和、不战的模糊状态永远持续下去。

过去十五年的得失

　　但无论如何，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方式，依然是中美台三方不约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