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中华儿女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然而，中国至今仍是不发达国家，人民并没有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目前中国还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回顾历史，对照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被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消耗掉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长年累月创造的财富无辜地被一些人侵吞和浪费掉了。一是行政成本。“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的一组调研数据显示: 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个百分点。不少党政机关用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在继续攀升。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同时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现在的3万亿元计算，也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9000亿的财政黑洞,行政成本合理性很值得质疑。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中华儿女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然而，中国至今仍是不发达国家，人民并没有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目前中国还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被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消耗掉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长年累月创造的财富无辜地被一些人侵吞和浪费掉了。
一是行政成本。“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的一组调研数据显示: 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个百分点。不少党政机关用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在继续攀升。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同时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现在的3万亿元计算，也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9000亿的财政黑洞,行政成本合理性很值得质疑。
在现实中，挥霍浪费、相互攀比现象相当普遍，用着国家即纳税人的钱，一点不犹豫，大方得很。如超标准配车，公车私用；文山会海、大吃大喝高消费、公款支付高档宾馆与娱乐场所费用；各种各样每天都在上演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的闹剧。为了迎接一次会议的召开或庆典，迎接领导的视察，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扯皮推诿、腐败、劳民伤财的政绩偏好大量产生。执政主体执掌着公共资源，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摆花架子的形象工程，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还有各级领导拍脑袋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包括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巨资引进的设备或闲置或成为废品，我们都慷慨地说“交了学费”。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机构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膨胀。截至2003年，中国公务员人数为654万，事业单位编制人数为2903万,而如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00多万人，另外还有500多万人依靠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人满为患不仅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而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许多地方依然是“吃饭财政”，更有少数贫困地区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师、职工工资。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人员超编、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权力”职能，通过收费、摊派、罚款等手段, 获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加重了群众负担。
总之, 在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是一个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
二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多年至今没有成功，但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而巨大的。相当多的国企领导玩起“庙穷方丈富”的把戏，大量的国有资产流进了大大小小的国企干部们的腰包，而千百万职工则流落街头做个小买卖，收入微薄，被驱来赶去。如果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一次全面而认真的核实统计，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会令国人瞠目结舌。仅是2004年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进行的清产核资中，181家企业申报处理各类资产损失就高达3177.8亿元，而且近年来财政部已经核准了近千亿元的国有资产损失。有40家企业总资产损失超过10％，40家企业的总资产损失超过20％。国资委负责人指出，中央企业发生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内控机制缺失、监督管理不严有关。
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观察报》11月13日） 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3．24万亿元的金融稳定成本只是中国众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项。10年股市，7000万股民投资损失超过1．5万亿元，这是直接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种支付还在继续。以股改为例，业内人士计算，在已经实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资者损失已超过50亿元。若沪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说投资者也要损失500多亿元。种种损耗加起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各种损耗浪费所抵消。在这些巨额损耗中，有些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国企改制对职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则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屡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亿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贷款人与银行内外勾结，贷款致富，比比皆是，易如反掌。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2003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都用到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数据对比：一是政府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二是大学学费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间上涨了25倍。这两组数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也即是说，正是政府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行政成本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1/4乃至1/3，才导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向教育，从而造成学费上涨。
三是腐败损失。按照国情专家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 到16.8% ，腐败的增长速度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2楼
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 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 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 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 亿元人民币；5 年3500亿元。有10% 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执法部门乱罚款乱收费、领导圈子里亲戚、秘书、司机损公肥私等则无法统计在内。
总之，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还没有把大量的挥霍浪费、失职渎职造成的巨额损失算进去。据内部权威部门几年前的调查，全国200万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拥有全民70%以上的财富；在全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在50000名持有2000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300多名，近十分之一。
第五个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国际化，即加入WTO 以后。
这里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戚火贵，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贪，风云一时的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187.6万，还和妻子符荣英共同拥有不明财产1100多万，这些非法财产居然相当于当时东方市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成克杰张一张嘴，就弄了几千万；王保森贪污、挥霍公款达数亿元！深圳市沙头角镇原镇委书记张嗣胜不无把握地说：“一年不弄个三五十万就白混了！”，真是小巫见大巫！
近年来,贪官污吏捞足了钱开始往国外转移,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从1996年下半年至2000年的四年半，资金、资产外流达到9000亿至1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65-70%是流入到驻境外中资高层、在境外和国外干部家属及国内干部家属在境外、国外的帐户中。在香港、澳门特区的13000多名内地党政军离退休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在当地拥有资产值达6000亿港元以上，其中90%或以上的资产来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
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透露：中国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黑社会性质的有700亿元人民币，腐败分子外逃的达300亿元，另外1000亿虽属洗钱性质，但不全是黑钱。经济专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说的都是近年的事情。赖昌星已不必说, 中国第三富豪仰融挟款10亿大逃亡,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在美国购买了多处房产坐收房租。中国两年间到澳门赌场豪赌的就有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伙就是这样。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海外不仅有豪华别墅，开车也很讲派头：奔驰、宝马、林肯。看看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许多人一次性出手，现金交易，使那些只能靠30年贷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开展追逃、禁赌、收缴护照、控制领导干部出国的非常措施。
四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国的税收繁多而且严重不公。近年来, 国家税收年年上新台阶, 2万亿到3万亿只不过二年时间, 可喜可忧? 而且减税的步子总是没有增税的步子大而快。国家拿得多了,民众自然就得到的少了。挣不了几个钱的小商小贩负担着说不清的这税那费,而真正挣了大钱的又总是偷漏税,比如富得流油的这款、那星、房地产商们缴了多少税?
不知是哪一个要求进步的经济学家率先提出“改革就是减负”，接着就被一些主事者在指驴为马之中，“减负”被扩大化地利用了。教改，老百姓掏钱；医改，老百姓掏钱；房改，老百姓掏钱。教育、医疗、住房，这在上世纪中叶，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居然都被宣布为要国民自己解决。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产生了新的三座大山，牢牢地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吞噬着老百姓的财富。结果老百姓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日子过得挺难！而一些应该市场化的行业却始终保持着垄断地位，侵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干部是上面提拔的，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或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弄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现在只要办事，就得花钱，请客送礼，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腐败链—食物链，老百姓办事要给基层干部送，基层干部办事要给中层干部送，中层干部要升迁提拔必须给上层送，而且送少了或送错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财富一步步、一层层往上集中。这就是“官本位”“有权就有一切”的生动体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演的悲剧、喜剧、闹剧。那些贪官污吏们整天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给二奶、情妇的钱出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别墅、轿车随意送，钱从哪里来？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由此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达几千亿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据《财经时报》2004年报道，有关专家测算，中国过去10年间转让土地达1亿亩，但市场土地出让金与政府给农民补偿之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正是农民的利益被剥夺的症结所在！
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公共权力被滥用。执法人员把摆摊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城市建设、街道道路是拆了建,建了又拆毁,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比比皆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垄断行业——水利、电力、邮电的部门利益在损害着民众利益。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在加剧。
以上归纳尽管不够全面，但可以明白个大概：是什么使我们勤劳而不富有、而不幸福了！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能换来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国企改革、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民还将继续要为无效、贪渎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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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说的有道理,人多还是很关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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