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砖窑：对“先富带后富”理论的无耻颠覆

云淡水暖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构想改革道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是这样描述的“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

这里，人们应该注意一个先决框架，就是“先富起来”的根本，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是说，必须是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之上，由于辛勤努力，付出的劳动多，劳动成绩大而“多收入一些”，并非采取非法手段，依靠非劳动因素投机取巧，少劳动而多取得，并且，绝不提倡极大地拉开收入差距，“一些”而不是毫无节制。

草民以为，“先富带后富”理论的基础，首先是立在中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属性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

站在《宪法》的立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三个“已经”限定了三个基本因素，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形态，违背这一形态，从《宪法》的意义上讲，就势必是开新中国历史的倒车；第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乃至于数千年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以人剥削人为特征的状态，被消灭掉了，人剥削人的形态，在《宪法》的意义上讲，是开历史的倒车；第三，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无产阶级专政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宪法》的高度讲，不可动摇。

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对于公有制占主体的格局，邓小平认为，“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草民注意到，邓小平对公有制为主体的信心或者说理论“限定”，在于“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对个体经济使用了“一点”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与百分之几的差距。

对这“一点”的“个体经济”，邓小平也注意到其中的雇工问题，“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0页。》），之所以有对“一点”的控制信心，一是上述的公有制占百分之九十，二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邓小平强调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有一些人总在有意无意地从本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加以阉割、歪曲，比如，“发明”了所谓“非公有制”这个拗口的称谓，规避《宪法》对“私有制已经消灭”的定义；对所谓“非公有制经济”的“正面”的夸大，欢呼以“非公有制”人群已经“扩大”到1.5亿，刻意抹杀了其中极少数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先富”与处于底层遭受盘剥的劳动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对所谓“非公有制经济”的负面有意无意地遮掩，甚至纵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让其恶性发展。

山西奴隶砖窑的出现，并非一时一地，是在违背、阉割、歪曲邓小平“先富带后富”设想的背景下的恶性凸现，事实证明，脱离“公有制为主体，个体只占一点点”，脱离“勤劳致富”，脱离“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奴隶砖窑之类的毒疮就会发作、流脓，就会颠覆“先富带后富”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