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94级的女生马楠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很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现在已育有一子。 如果不是担负著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 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当时还是中文系学生的马楠，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互相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阐发政治书本上的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基本)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理话的自由。”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7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年青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曰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