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评的？
我喜欢冯巩！

相声百年“家谱”门派按字排辈
“谱系”相当于相声行业的“家族成员档案”，也就是所谓的“家谱”，它记录下每一个相声演员师承关系、隶属门派、辈分高低。一份“谱系”既投射出相声百年的沧桑，也反映出相声艺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相声门内这份不轻易公开的“内部档案”已经曝光了两次，一次是马三立老先生于1985年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一次是1995年出版的《中国相声史》上刊登的“相声演员师承关系表”，关于这两份行业档案，存在着种种争议，名单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大。

　　相声界讲究身份，必须正式拜师才算归入正宗，否则无论多出名，都只算是业余的。也因此，相声的门派之争非常厉害。据资料记载，最早见于文字的相声创始人是道光年间的张三禄。他门下的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分出三大派：朱派、阿派和沈派。此后的相声门派都出自于此三派，至今已经发展到第十代。郭德纲投入侯耀文门下，顺藤摸瓜，应出自于分支最庞大，如今几乎一统江湖的朱派，可算是“根正苗红”。

　　相声界还有按“字”排辈的习俗。据说：四代至八代相声演员是按“德、寿、立、仁、义”五字排名。但并未严格遵循，有的用了这些字（像李佩亭改名李德钖；卢伯三改名卢德峻）；有的仍用本名；还有的门户自选别的“字”排名，如：马三立先生的弟子按“笑”字排名（阎笑儒、连笑昆、高笑临等）；侯一尘先生的弟子按“春”字排名（赵春田、关春山等）。

　　第一代———第二代

　　张三禄———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

　　第二代———第三代

　　朱绍文———春长隆、冯昆治、范长利、桂祯、徐长福、沈竹善阿彦涛———恩绪、高闻奎

　　沈春和———魏昆治、王有道、李长春、高闻元、裕二福

　　第三代———第四代……

　　第五代———第六代

　　张寿臣———赵立梧、常宝堃、刘宝瑞、刘化民、康立本、叶立中、冯立樟、朱相臣、冯立全、袁佩楼、沈君、张少清、穆祥林、于世德、胡振江、戴少甫、侯少尘、邢炳涛、田立禾

　　马三立———阎笑儒、张笑勤、张笑非、金笑天、班德贵、连笑昆、常宝华、高笑临、谌笑宇、王笑予、方笑文、任笑海

　　高凤山———毕学祥、李学宏、陈学富、石富宽、李学贵、崔琦

　　第六代———第七代

　　赵佩茹———李伯祥、张伯华、马伯林、崔伯光、杨伯英、高英培、常贵田、刘英华、杨英彩、李世增、李英杰、王祥林、马志存、徐德魁、张继英、任鸣岐、刘英奇、张奎清、张义勤、侯耀文

　　刘宝瑞———周文游、寇庚儒、邢文召、霍文龙、殷文硕、王文林、高洪顺、唐杰忠、张庭萱、曹中民、刘兵、皮树德

　　侯宝林———贾振良、黄铁良、杨紫阳、马季、李文山、胡必达、殷培田、贾冀光、丁广泉、康达夫、李如刚、吴兆南、于世猷、郝爱民、师胜杰

　　常宝华———牛群、赵福玉、包长春、冯翊纲、宋少卿

　　石富宽———于谦

　　第七代———第八代

　　马季———姜昆、赵炎、刘伟、冯巩、笑林、王谦祥、李增瑞、韩兰成、刘喜尧、彭子义、常佩业、黄志强、黄宏、尹卓林、姚新光、李国修、赵龙军、邢瑛瑛、刘立新、侯冠男

　　赵振铎———李金斗、王文友、肖巍、贾承伯

　　唐杰忠———张茂起、李建华、李艺、刘全刚、李金祥、赵斌、崔喜跃、杨宁、巩汉林、魏真柏、朱琦、汪声亚、杨祖尧、卡尔罗、马洛、罗爱恬、白玉、周伟

　　侯耀文———贾伦、牛成志、单联丽、王荃、高玉庆、李炳杰、陈寒柏、李福盛、郭秋林、刘际、奇志、姜桂成、刘捷、王玉、郭晓小、荆林野、郭德纲

　　师胜杰———刘彤、邹德江、王敏、王刚、侯军、刘伟、王海、张充、何树成、周威

　　杨志刚———徐永刚、夏景华、邳建新、牟玉春、马云翔

　　第八代———第九代

　　李金斗———刘颖、大兵、毛威、韩冰、刘畅、付强、方清平

　　王谦祥———郭培鑫

　　崔金泉———王越、辛曲、穆全、沈世鹏、李彬、张滦

　　姜昆———刘惠、白桦、邓小林、大山、刘全利、刘全和、赵卫国、李道南、陆鸣、许勇、夏文兰、倪明、唐爱国、齐立强、句号

　　韩兰城———范军、于小飞

　　郭德纲———何云伟、曹云金、岳云鹏、孔云龙、朱云峰、栾云平、李云杰、刘云天

　　第九代———第十代

　　于小飞———潘小云、宋扬、祥子

我也使，听说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口碑也很好的！！

为大师送别
北方的寒风
夹着洁白的雪花
在十里长街上飞舞
晶莹的雪花
和着热情的泪水
在脸上流淌
一代大师
在冬天的寒风里
远去
你走后
中国相声的春天
会来临吗

你走了 天堂有了笑声
你走了
走的很匆忙
来不及看一眼
自己的亲人
你走了
走的很无奈
来不及了却
自己的意愿
你走了
走的很遗憾
来不及看一眼
自己的表演
你走了
走的很坦然
天堂里有了笑声
有了欢颜

谁来接过马季的大旗？


惊悉马季老先生于2006年12月20号10时左右在北京天通苑5区的家中因心脏病突发骤逝，心中无限悲痛。一代笑星从此陨落，谁来接过马季的大旗？

郭德刚？
我以为未必。郭氏的相声，在十分火爆的氛围中，勉强听了几次，但感觉并不十分快意。就好比在人潮人海中，听超级女声时的感觉那样。如今的文化，皂泡越来越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非常出彩，但耐人寻味令人震撼的东西似乎相对较少。郭的相声，只能代表某地和某个小圈子的欢笑，远离京郊的普通平民例如我，他就很难使我发笑。这当然未必是我的不健康，而只能是以卖笑为生的人的不成功。郭先生，如今在相声领域似乎炙手可热，但我个人并不十分看好。

姜昆？
姜昆是主持马季老先生葬礼的人，亲情上如同儿孙，政治上好比继承人。但在艺术届，特别是相声界，我以为江也是无法令我佩服的能真正接过马老先生大旗的人。姜昆的相声，相比较于他的两个老前辈如马季和侯宝林等，都显得有些颇为稚嫩的感觉。而且，姜昆的相声，包袱情节等似乎抖得并不十分自然贴切。从绘画角度上说，江的相声，特别是中后期的相声，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斧凿之感，听起来就像是看到了一幅幅所谓现代的意识流小画卷那样。

侯耀文、侯耀华兄弟？
他俩只是沾着国宝级大师侯宝林父亲的光儿，接侯宝林的旗，没办法说，但接捷足先登的马季大师的旗，大约都别扭。

常宝华父子？
相声界本来人就少，想出名的人更少。常氏父子颇给人以科班出身和名门之后的感觉，但发自肺腑的笑声，特别是能叫十几亿在沉闷中生活的人骤然放声大笑的绝技，常氏父子虽然执著地代代相研，但似并未能如愿以偿地挖掘其中的至宝。但常氏父子的人格魅力，在电视上看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为艺先为人，常氏父子继承有中国传统经典的东西，这似乎就已经很难得了。

冯巩和牛群？
冯巩和牛群是我最早看好的两个最有实力接过搞笑大旗的中国相声精英。冯、牛是相声界的“金搭档”。冯、牛二人都对捕捉笑声非常敏锐，现场反应能力在马季之后的相声界无人可比，又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和热爱相声的原动力。侯宝林先生临终殷殷嘱托于马季的最后遗愿（大意）：“别把在台上的临场发挥能力给丢了！”其实，世上的杰作，即兴的占有相当大的席位。而我个人则偏执地以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非即兴莫属。唯有即兴发挥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实力，也唯有即兴之作才更能看出一个艺人的艺术根基和艺术品味来。从这一点上说，冯、牛在时下的中国相声界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唯一能够接过马老先生艺术大旗的人。

冯、牛之后？
这目前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两个更精彩的笑星，已经生活在中国了，只等冯、牛这大浪过去的时候，他们这新浪才会很自然地盖过。人生从来如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1）、冯巩和牛群这对金搭档，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偏航和弯路之嫌。冯进了政界的大厅里一本正经地端坐着，牛则一头扎进乡下去混了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副官。这在能够给成亿的观众带来捧腹大笑的伟大事业相较来看，无疑是一件极其得不偿失的事情。当然，人都应当有尊严，特别是含辛茹苦的丑角明星们更需要这种耀眼的尊贵。我无意于埋怨这两个屈指可数的优秀相声演员，但我只是太惋惜于浑身笑料的他们二位，搁错了地方，恰如把夜明珠自己包裹得厚厚实实地埋进黑土里时那样。

2）、另外，把“笑一笑，十年少”奉若神明的马季，不但自己喜欢开怀大笑，而且把这种笑声传扬到了一个国家的四面八方，甚至将自己居住的地方都取名与笑声有关的雅号儿，把自己晚岁如童年般地反转过来，而且生活规律，不抽烟喝酒，几乎没有什么专家们所深恶痛绝的生活恶习……正是这样一个现代弥勒笑佛样的人物，在吃穿不愁且十分优越尊贵的环境中，仅仅活了72岁，不能不使苦难的世人和多艰的寿星们深以为憾。

总之，“人生由命，富贵在天”这话看似消极和宿命，但似不无道理。不管怎样，一代宗师般的大笑星，倏忽撒手尘寰，可能自有他的天意之处。而大师欢声笑语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与生活无奈，也唯有笑星自己带到天国去向天帝做最私密的个人汇报去了罢。“天机不可泄”也大约就是说的这样的道理呢。

每次到上海，总是在情暖如阳和开心的时刻，有痛失所爱的事情发生，例如那一年的陈逸飞和启功老人等，这更叫我感知人生的无常和光阴的值得珍惜。就让接过大旗的人，记住马老先生的话语：“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办一所有规模的相声学校，用正规的一流教材，大量地培养人才。” 也正是看到了这句话，我的眼泪在不觉间滚涌而出，谨以此纪念之！

60年代侯宝林、刘宝瑞、马季在电视台演播室里为电视观众直接播出相声。


　　说实话，真正让我特别喜欢的马季的相声作品其实不多，我对马季这个人也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马季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还是由衷觉得可惜，也有点伤感。

　　我后来看了些网上的评论，当然是哀悼追思的居多，可也确实有不少人出言不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对马季的评价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马季是相声大师，是相声的功臣；也有人坚持说马季是欺世盗名把相声引入邪路的罪人。别的不说，我的MSN好友中就既有把签名改为“沉痛悼念马季先生”的，也有改名为“相声的千古罪人谢世”的。

　　该如何评价马季对相声的贡献？该不该说马季是“相声的千古罪人”？我不是相声史的研究者，没有专心下功夫探究过马季先生的创作和演出历程，但还是想就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说说自己的想法。

马季的相声天分可谓光彩照人

　　刚才和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事，他提到一个话题：马季算不算是“大师”？我不知道该如何介入这样的讨论，因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大师”本身并无定论，正如什么样的人配叫“艺术家”也早已成为了一件没门槛没准则的事。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马季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1950年代，在北京新华书店工作的马季在一次业余曲艺演出上表演相声获奖，并被当时的侯宝林发现，从此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工作。很多人的回忆材料里都提到，在当时的广播说唱团里，基本上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等多位大师共同指导教授马季的相声表演，而且侯宝林、刘宝瑞二位还经常“抢”这位学生。由此可见，马季的相声天分在当时是何等的光彩照人，又受到了何等的重视。我们现在去听马季在文革前的相声表演录音，如他和刘宝瑞合说的《找堂会》等，都能领略到正当青春年华的马季在众多名师指点下，已经磨炼出的稳健台风和准确的表演节奏——所有这些再加上他本身的绝佳天赋，成就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相声的好苗子。

对“歌颂体”的几点澄清

　　后来，“文革”开始，马季最常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这段时间。一个是他的大批“歌颂型相声”作品，一个是他在这段时间对自己的师父侯宝林的不敬。关于第二点，历来说法不一，也并无任何官方材料或当事人自己的披露，至今似乎尚无定论；马季先生既已辞世，想来就没有追究的必要了，更何况那是时代造就的私人恩怨，与相声艺术关系不大，所以依我看不讨论也罢。而至于第一点，我觉得则有以下几点需要澄清：

　　其一，歌颂型相声并非马季首创。早在马季之前便有不少相声演员创作表演过以歌颂为主题的相声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东北的小立本、杨海荃的《社会主义好》等；

　　其二，歌颂型相声恐怕也并不能算是相声的“歧途”。反倒是将相声与“讽刺”绑定在一处的思路才值得质疑。简单的说，相声从来就不是真的以“讽刺”为主要表现手段或创作目的的艺术形式，更不该是狭隘地限制在“讽刺”二字上的艺术形式；

　　其三，歌颂型相声虽然确实并无太多经典作品，整体作品水准也不如之前和之后的相声整体水准。但是，歌颂型相声毕竟还是相声，是马季的歌颂型相声让“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在“文革”十年里还能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我们至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歌颂型相声，也就是说，让相声真正彻底地消失十年，相声的生存状况就反倒可以好一些么？这个道理恐怕是讲不通的。

老舍先生有篇小说叫《断魂枪》，里头的主人公沙宝龙在自己的绝艺式微之时选择的是坚决“不传”，让它干脆自行消亡，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但作为一个喜欢相声的人，当相声也面临类似的处境，我宁可希望相声能够暂且忍气吞声，等待日后重出江湖的时机。京戏《赵氏孤儿》里，程婴和公孙杵臼在分工之时也曾提到：死掉容易，活着却难。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回忆马季时曾做出这样一个概括：马季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又身体力行地回归传统，突出相声的讽刺功能。薛宝琨先生举例，《多层饭店》、《五官争功》都是马季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家喻户晓的《宇宙牌香烟》就又是一个以讽刺为主题的相声佳作。这种自觉地“拨乱反正”行为恰好可以说明，马季时刻知道相声应该随时代而变，他对所谓“歌颂型相声”有着清醒的认识。

是马季一个人将相声变成了歌颂型吗？

　　当然，马季对于相声的贡献远远不是创作演出了几段好作品这么简单——作为一个相声创作者，他时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调整相声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刚才提到的文革时的歌颂型相声，和文革后的讽刺作品，其实都应该算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是马季要写要说歌颂型相声么？恐怕真正把相声变成歌颂型的是那个时代，而并非马季一个人；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马季的传统相声功底深厚，又同时非常适应新的观众要求，能够调整自己的演出风格，即使是晚年的一些演出，也可看出马季宝刀不老游刃有余；另外，作为一个相声的传承者，马季也做好了自己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他的徒弟是相声界里赫赫有名的“马家军”——姜昆、刘伟、冯巩、赵炎等后来成为中国相声演员主力军的优秀演员，都得自马季的挖掘和提携……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马季、没有姜昆、没有刘伟、冯巩这些人，1980年代的中国相声界乃至现在的中国相声，会是一幅什么景象？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季是一个正处在传统相声与所谓“新相声”中间过渡带上的人，而且恐怕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幼时流连于老北京相声的“圣地”启明茶社，受的全是传统相声的熏陶和影响；后来进入广播说唱团跟随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等诸位老师学艺，老师们都是传统相声的顶尖大师，传授给他的也必然是传统相声的技巧和作品。可以说，马季是一个在传统相声的精华中成长起来的的相声人才。但同时，马季后来又成为所谓“新相声”的代表人物。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他不断地创作、演出符合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新作品，并且通过教授徒弟、学生等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新相声”的发展和演变。

　　以上所说，无非是为了说明马季对相声的发展是做出过贡献的，并无意于否认马季先生在为人处事上的不妥之处，以及客观上可能对相声发展有负面影响的一些行为——事实上，那些事情只应当作背景材料来参考，而不该当做判断马季对于中国相声意义的论据。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那些错误就抹杀他对相声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的影响。

　　人是生活在时代里的，艺术也是，马季的时代，马季的相声时代，结束了。在他的时代里，他用自己的天才和勤奋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优秀相声作品，为相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欢乐，我觉得，哪怕只因为这些，我们就该像对所有优秀的艺术家一样，对马季先生心怀感激。（东东枪）

马季与侯宝林的恩怨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日前做客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时，“破天荒”地说起与师傅、已故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的恩恩怨怨，并首次谈及社会上广为流传、关于他在“文革”期间曾经批斗甚至动手打过侯宝林的传言。

　　一次演出改变一生

　　马季小时候是上海宏德织造厂的学徒，伺候师傅吃饭、睡觉，是马季每天的主要工作。马季很早就喜欢上了相声，并且渐渐展露出相声艺术的天赋。1953年，马季正式考入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当上了一名卖书员，每月27元钱的工资和工人阶级的称号，已经让当时的马季欣喜若狂。




　　每逢周末工会的联欢活动，马季不是唱京剧就是模拟丑角表演。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22岁的马季并没有意识到他在这次汇演中的一场表演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马季说：“1956年是我人生转折最关键的一年，当时被伯乐看上了。先是刘宝瑞老师，他说，‘你干专业吧，我看你挺有前途，我教你’。可是这时呢，侯宝林先生也发现我了。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叫来了，问：‘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您，可我不敢跟您说话。他说，‘你学相声吧，我教给你。’这样，我就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

　　马季原来叫马树槐，改这个名，还是侯宝林的主意。“我是1957年改的名，侯先生说，你这个马树槐呀，绕嘴。做个演员，应该名字起得响亮一点，这样人家容易记住，另外笔画要少一点。那时候，北京正在放映匈牙利喜剧电影《牧鹅少年马季》，现成的，我说就用这个得了，大家都知道啊，借人家点仙气。侯先生一听，说，好，这个行。”

　　夹在侯宝林刘宝瑞中间很难受

　　1956年马季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

　　“几位名师教一个，像今天的独生子似的，千顷地，一棵苗。”在这种环境下，马季有乐也有苦。处理不好关系的时候也有。“你跟刘先生时间多了，侯先生吃醋儿。同时有那么多大师当老师是好事，但也挺难的。大家都管，大家就都不管了。”因此就明确侯宝林先生为他的责任老师。

　　马季说，那时，我写了一个相声叫《南美碰壁记》，国际题材的。这个段子写出来之后，我当然得征求老师的意见，我就送到侯先生那儿。后来外面有的杂志要发表它，我就说，侯先生咱们爷俩发表吧，就写侯宝林、马季创作，发表了。刘先生看到了马上就过来，“爷们儿，来，下一个创作，该咱爷俩儿合作了吧？”我说好，我都想到了，你甭嘱咐我。等下一个创作是《新穆桂英挂帅》，写完了之后，赶紧送到刘先生那儿，刘老师，这个段子咱爷俩儿合作？这方面的关系要是处理得不恰当，这矛盾就来了。有一次我上侯先生办公室说，侯老师您给我再出出主意，您看我下一步定的这个学习计划怎么样？侯老师说，找你师傅去，那就是让我找刘宝瑞去。我听着有点吃醋的意思。我说侯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也是我老师，刘老师也是我老师。

　　还有一次我们演出，我演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了，我演这个节目时，用相声经常用的味说话：“报告总统先生，他们的人造卫星已经绕地球十几圈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飞个痰桶还绕三个多圈呢。”可我没有想到，刘先生在后头演一个也是国际题材的，叫《非洲独立进行曲》，也是这味的话。我刚演完，刘先生在后台就急了：谁教的，有这样的戏德吗？学艺先学做人。你师傅就让你这样？他就嫌我把这味先给他亮了。可我当时真是没有意识到。所以作为学生来讲，我在这里面很难处。

　　马季和侯宝林矛盾起源

　　“文革”开始后，师傅侯宝林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马季只能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牌。“当时的造反派我觉得很坏，他们来回挑拨离间，造成我们师徒之间很多误会”。马季说。

　　当时，造反派将马季、唐杰忠和赵连甲打成“反党小集团”。赵连甲是坏分子，唐杰忠是军师，马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次，大会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批斗会上说，侯宝林创作的《寸步难行》替蒋介石张目。侯宝林，你交代！侯先生低着头来到麦克风前说，那个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然后是马季上台，一通批，一通斗，最严重的词就是“替蒋介石叫喊”。批了一通之后，让马季滚蛋下去。大会继续批斗侯宝林，造反派说，侯宝林的第二个反动作品是《西方音乐》，用自然主义手法在这里宣扬资产阶级糜烂的艺术，侯宝林，交代！侯宝林说，那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如是反反复复，总共四次，都是马季写的。

　　师徒二人回避“打人事件”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正常。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在之前的审查演出中，马季表演的作品大受欢迎。马季回忆道：“当时侯先生说：‘马季，你过来，到香港之后，我的段子你都可以演。’说这话是第一次给我开绿灯，对我满意了。我说，侯先生，您放心吧。”侯宝林的这几句话，马季至今难忘。

　　曾经有传说，“文革”时马季打了侯宝林。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从这句话的逻辑关系看，显然是打过)。那么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马季显然回避了提问，这意味着确实打过侯宝林)。”

　　侯先生临终前，马季去看他，侯先生拉着马季的手只说了一句话：“马季，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

马季辞世：相声渐行渐远
1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在位于北京天通苑五区的家中突发心脏病逝世。

　　前往医院吊唁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对媒体说：“马季先生去世后，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半个小时内发布了消息，可见作为一名人民艺术家，马季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马季出生于1934年，小时候是上海宏德织造厂的学徒，伺候师傅吃饭、睡觉，是马季每天的主要工作。马季很早就喜欢上了相声，并且渐渐展露出相声艺术的天赋。1953年，马季正式考入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当上了一名售书员，每月27元钱的工资和工人阶级的称号，已经让当时的马季欣喜若狂。每逢周末工会的联欢活动，马季不是唱京剧就是模拟丑角表演。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这一次表演使马季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机。

　　这一年马季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几位名师教一个，侯宝林形容当时的马季是“千顷地，一棵苗”。

　　早年在学徒期间，马季跟随侯宝林先生去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出。都是演些小段子，让老人家休息，一乐就完。一起演过《画像》、《跳大神》、《黑斑病》，秘书说毛主席不需要你们教育，你们就演个好玩，让老人家开心。毛泽东就那么细细地听，听完以后，站起来，跟侯宝林和马季一一握手。毛泽东说了一句令马季永生难忘的话：还是下去好。

　　马季说相声的时候，正是相声从旧社会的传统相声脱胎出来，转而为现实服务的时期。

　　有一年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接一场国际比赛，是中国八一队对朝鲜二八足球队，裁判员是朝鲜二八队带来的。这场球最终是2：1朝鲜赢了中国，有少数球迷认为不公平，就围在运动员退场地方，500多人围着朝鲜运动员起哄，不让他们退场，也不让裁判员退场。警察出来维持秩序，勉强地使这些客人们退了出去。这500多球迷不死心，跑到朝鲜大使馆门前闹事。

　　情况马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恼火，那天正赶上我们去那里给周总理演出。总理说了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写一段相声，在每次国际重大比赛之前要广播一下，教育我们观众，我们输球不能输人，我们是个大国。马季你能完成任务吗？我站起来，可以。什么时候我听？我说下星期。回来了，回来我写了一个叫球场上丑角。下星期，总理日理万机，那脑子，头脑清醒得很，一见着，我给你任务完成没有，我说写了一个，演给我听，我和于树友演的。演完以后，总理说很好嘛。”

　　1966年，文革开始，相声也被作为封资修打入冷宫，侯宝林、郭启儒及郭全宝被作为“黑五类”靠边站。

　　马季复出是在1981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晚会，马季已经恢复在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工作。当时的春晚总导演邓在军找到马季说你得写一个东西，咱们搞一个晚会。这台晚会后来就由马季和唐杰忠主持，当时写了一个叫《成语新篇》的段子，春节晚会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举办。现场录制完拿到中央电视台播。那个时候是中国政治解冻的时期，社会在拨乱反正，共和国迎来了新的春天，民众也再次发出笑声。

　　马季把自己的艺术生命的复苏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复苏联系在一起：

　　马季表演《宇宙牌香烟》是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那个时候马季不光说相声，还当主持。观众看到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乐了。

　　针贬时弊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不胫而走。《宇宙牌香烟》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火柴厂，火柴厂生产效益不好，想改做宇宙牌香烟，那时在河北发现有很多地下烟厂。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了经济的重要性。然而《宇宙牌香烟》的通过也还是颇费周折，马季和唐杰忠把相声录音，录完音，拿着录音带，来到北京医院给正在安装起搏器的当时广播部部长吴冷西放，马季守在老人的床边，老人家说可以吧，这才放。

　　马季的创作由此迎来一个辉煌阶段。从《宇宙牌香烟》之后，人们开始真正认识了马季，认识了马季的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