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1）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总序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1）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休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2楼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2）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专制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欲望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回复
3楼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3）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回复
4楼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3）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回复
5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楔子
史学家葛剑雄在其名作《统一与分裂》中感叹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这份伟大的遗产正是源自大秦，源自千古一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一抵六，结束了混乱的战国闹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自此揭开了王朝时代的扉页。
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传统的作史者在总结秦灭六国的历史意义时总是习惯说：“华夏文明从此进入了封建时代。”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学十六讲》上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的说法。大秦建立，是封建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feudal的本义是“封地的、领地的”），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
史学家吕思勉从“封建”的本意出发，在《中国制度史》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今人习以为常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吕思勉所指的郡县时代。
易中天对此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因为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他进一步指出了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守和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决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守和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惟一的领袖。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
促诞这一新时代，可谓代价重重。尽管秦始皇一生殚精竭虑，他一心想递延千秋的秦王朝却只有15年寿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秦始皇的严于律己从皇冠的设计可以反映出来。皇冠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些珠串在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用意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这也作为一个传统为后来者继承了下来。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最紧迫需求：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这些成就凭借被史家称为“自杀政策”的残暴手段实现。这些政策的霸道，我们同样可以从一个细节管窥。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一般人不能自称“朕”了。
回复
6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1）
在著名的《六国论》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在于六国本身，而非秦国。其实，导致战国结束的，不是秦国，不是六国，而在于历史的疲倦。决定历史的主角，是被史家偏好封杀了的失语大众。经过春秋战国数世纪刀光剑影的洗礼，人民厌恶混战，渴望统一，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暗流作用下，秦国才讨了一个大便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秦并六国，中国历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为秦国地势之险要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本为地处偏远的一个西方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后来相当强大，但还是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没有参与盟会的资格。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
被孤立者总是容易放卫星，诚如历史学家柏杨所形容的：“这个最落后、最不惹人注目的偏僻小国……就像一条闯进瓷器店的蛮牛一样的闯进了国际社会，令各国惊骇失措。”
七雄征战初期，韩、赵、魏三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齐、秦、楚等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国家。后来起了内讧，不仅联盟破裂，成员国也自相残杀起来。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大哥大”。在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便以霸主的姿态出现，称雄国际舞台六十余年。魏国占有地利优势，位于中国之心、中原的中央，拥有最肥沃的耕地，国民收入因而位于各国之上。开国国君魏斯对此也很为得意：“山川如此险要，正是魏国的珍宝。”魏国的强大还得益于三位杰出人士：一位是宰相李俚；一位是西门豹；一位是吴起。李俚当宰相期间，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治安长时间稳定如磐。西门豹兴办灌溉工程，使经济更富上加富。吴起镇守西河，像泰山压顶一样，紧压住秦国的北疆，如果再多给他十年时间，没准儿秦国会被他片片蚕食。然而，魏君敏感度不够发达，频频选中其他诸国攻打，独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致使一个疏忽，不仅给了秦国膨胀的机会，还毁了自己。
魏国军队先瞄准了赵国。赵国请齐国帮助退兵。大军事家孙膑带领军队直接去打魏国的首都。魏国军队本已攻破赵国首都，听见自己的国家情况危急，便急忙从赵国撤军去救魏国，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埋伏的齐国军队，齐国军队堵住魏国军队，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
两年后魏国进攻韩国，齐国又充当了“维和”角色。孙膑故伎重演，指挥齐军围魏救韩。齐军假装后退。第一天撤出后营地留下的炉灶足够做10万人的饭；第二天留下的炉灶只够做5万人的饭；第三天留下的炉灶减少到只够做3万人的饭。魏军从炉灶的数量推测，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于是挑选了精锐的士兵，追赶齐军，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南省境内)，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齐军彻底打败。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其实，魏国是很倒霉的，因为它启用了一位历史小人——庞涓。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学生时代关系相当不错。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了魏国的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斯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被国君赏识而夺取自己的位置，他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相当“证据确凿”，然后自己虚情假意的一再哀求，国君魏斯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他发现了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候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为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成了齐国军师，作战时他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在魏国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庞涓和孙膑作为双方的军师相遇了。魏军大败后，指挥官魏申被俘自杀，庞涓在黑夜中被引到一棵上面写着“庞涓死此”的大树之下，当他命卫士燃起火把，察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伏兵万箭俱发，把他射死。庞涓临死都没有丝毫对他的负义行为感到惭愧，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两次战役后齐国取代了魏国称霸中原。得了势的齐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喜欢对邻国虎视眈眈。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进略。燕王国的内乱源自对禅让制度的东施效颦。燕国国王姬哙是一个糊涂虫，他非常谦卑地走下宝座，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甘为臣。子之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
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齐宣王当下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
然而燕国人民偏偏爱国心极强。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这位燕昭王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秦、楚等国大举伐齐，联军只用半年时间便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亡国之祸。田单是用他新发明的秘密武器“火牛阵”吓跑敌人的。火牛阵是将利刃绑到牛角上，然后燃烧它的尾巴，这一群尾巴着了火的牛群，就成了无数坦克车，排山倒海般地冲进燕军阵营，燕军被这种从没有见过的武器吓坏了，霎时间大败。燕军这一败像一场连锁的雪崩，齐王国人民群起响应，向燕军攻击，只几天工夫，就把所有的燕王国占领军全部赶走。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奇迹胜利，但在这五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超级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从此，只剩下一个霸权——秦王国霸权。只因齐国远离秦国，才不致立即灭亡。
被魏国一直压制、蔑视的秦国，于默默无闻中憋足一股气：坐大！坐大！郁闷的秦王赢渠梁主持的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他始终保持雄心勃勃的状态。他秉信“人才决定命运”，求贤若渴。很庆幸，他遇到了政治知音公孙鞅。
回复
7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2）
公孙鞅是卫国人，但卫国池小，根本容不下这条大鱼。所以就到魏国“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赏识他，可惜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却一病不起。魏王亲自前往探望，公叔痤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前途，在他身上。”魏王不禁大吃一惊。迟了一会，公叔痤又说：“大王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么请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第一大患。”魏王告辞出门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已经语无伦次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而且一会工夫，又教我杀了他。”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王推荐，魏王一笑置之。
失业后的公孙鞅决定前往秦国闯一闯。这时，碰巧看到了秦王的招聘启事，就应聘了。面试时，赢渠梁对公孙鞅可谓相见恨晚。公孙鞅告诉赢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被世人排斥。不可跟愚昧的人讨论进取开创，只可使他们看到丰富的收获。高度智慧的见解，跟世俗不同。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要国家强盛，只有彻底地改革。”赢渠梁把大权交给这位新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进行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
回复
8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1）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回复
9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1）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回复
10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1）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回复
11楼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2）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作为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罢了。”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
秦王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於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的六百华里。楚怀王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秦王说：“我不要交换商於，只要交换张仪。”秦王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秦王说：“楚怀王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楚怀王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贿赂，适时产生力量。楚怀王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他哭泣说：“张仪是秦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楚怀王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楚怀王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有识之士景春曾这样评价张仪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直搅得各国筋疲力尽，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搏的力量。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