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究竟是谁的？有人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国有企业当然为国家所有，私营企业自然归个人所有。简单点说产权是谁的就是谁的，明确点讲谁出资产权就归谁。

　　答案真的就那么的确切吗？

　　2005年11月，水皮去日本东京开会，这是10年中水皮第二次访问东京。会后，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和他的朋友陪水皮逛银座。周牧之教授和他的朋友都是在日本已经呆了10多年的中国人，研究的都是经济学，那位朋友至今仍在富士通的研究所做研究，他们告诉水皮，日本泡沫破灭的10年对于银座的变化是巨大的。过去的银座到处都是高档酒楼饭店，入夜完全是纸醉金迷的世界，根本不是他们这样的中产阶级能够消费的地方，但是现在不同了，至少他们也能在这里坐一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牵及到日本企业成本支出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日本企业实行的是终身雇佣，阶梯晋级，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进入丰田或者日立这样的企业就算终生有靠了，因此，日本人工作都很卖力，加班苦干是常有的事，男人下班在外应酬也是常有的事；大家不知道的是，风行于日本城市白领中的工余休闲交际实际上大多数是公款消费。在很多日本企业中，凡是带长的干部都有交际费用，这些费用包括饭店的大小不一的签单权和出租车费的报销权，正是这些公款吃喝支撑住了银座的高消费，使这个地方成为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些消费都是作为福利进入日本企业成本的，经济景气时，这点成本能够消化，经济萎缩时，这些成本就吃掉利润，上市公司要降低成本，首先砍掉的就是这一块。这一砍不要紧，砍的银座地区的消费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水平下来了，店面结构也调整了。

　　水皮说这不都是好现象吗？东京的朋友回答，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从你们投资者的角度看当然企业的利润是上升了，但是从企业内部员工的角度看显然首当其冲的是福利下降了。有人就产生了困惑，企业究竟是谁的？是投资者的，还是员工的，或者说是资本家的，还是工人的？

　　日本的例子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2005年初，我们也听到了国内类似的声音，被成建制裁撤的联想员工在网上问，我们还能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吗？

　　事实上，不仅是日本，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被灌输着这么一种思想，那就是“以厂为家”。水皮认为这种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话，那么日本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日两家的这种企业管理思想更多的实际上是源自于两国同处的东方文化的影响，讲究组织，讲究归属感，讲究忠孝、忠诚。企业是介于国和家之间的一种社会中介组织，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形成的一个集体，所以一个企业不仅要讲公司的利益，而且还要讲社会责任，同时还要时时考虑到职工利益。做企业管理的人，不能在要求员工奉献时强调大家要“以厂为家”，而在并购重组时就把对员工的教育丢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这样做不仅让被裁撤的员工感到悲凉，就在没有被裁撤的员工也会兔死狐悲的，以后公司又怎么要求员工们为公司利益作出无私的奉献呢？而员工不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又怎么会尽心尽职地为公司服务呢？又怎么会不时时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着想呢？

　　坐在银座的露天酒吧，水皮的脑筋有些转不过弯来，日本上市公司的变化和我们国内强调的公司治理方向是一致的，保障投资者利益有错吗？当然不会有。但是，公司仅仅是投资者的吗？尤其是一些大股东极度分散的公司？当然也不是。投资者投入的货币资本，而上市公司员工投入的又何尝不是人力资本呢？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了公司，两者的分离意味着破产。对于像新浪这样的公司而言，股东持股的比例是分散的，盛大陈天桥虽然在2005年春节偷袭二级市场持股达到了20％，但是受阻于公司的反并购“毒丸计划”，连董事会都没有成功进入。新浪作为一个公司，主宰其命运的实际上就是包括其管理层在内的内部员工，真正掌握新浪、经营新浪、创造新浪价值的人不是新浪的股东而是新浪的员工。但是，新浪的员工福利提案在股东大会上被否决了，投否决票的不是别人，正是进不了董事会的大股东。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现象褒贬不一。和充满着伪集体色彩的苏南模式相比，温州的股份制模式带有浓重的资本主义色彩，为了降低意识形态的风险，温州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发明了股份合作制这个名词。所谓股份，即投资，即货币；而所谓合作，即劳力，即员工。股份合作制意味着企业由投资者和劳动者共同拥有。据说这符合马克思的创意和理想，是真正的合理的企业形态。当然，温州创造的是概念，是用于应付外界舆论和上面压力的，在现实中既没有认真的研究更没有推行，随着生存环境的好转，股份合作制也就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