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落后的原因

　　中国近代国势的落败主因来源于中国旧的体制与工业化革命的冲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则起到一个导火索和助推器的作用。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1760-1870年的11年间工业生产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通过扩大海外市场、实行圈地运动和殖民扩张，使英国成为最大殖民帝国。纵观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按照：思想启蒙——市场化——民主革命——工业革命进行的，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以否定任何权势、等级观念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工业化革命的重要基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日本，一些青年武士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大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工业化的重视超乎其他所有国家。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旗帜下，1870年日本专门成立了主持工业化领导的工部省，集日本所有力量扶持工业发展。为引进技术人员日本不惜重金，当时聘用的外国专家中，收入最高的铁道专家卡基尔的月收入20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务总理800日元月薪的2.5倍。1874年支付给外国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薪金竟占工部省经常性支出的33.8%！日本政府还派遣40人的庞大使团到欧美考察，那些神奇的火车、纺织机械、电报电话和炮船枪弹让日本考察者“始惊、次醉、终狂”。明治维新期间西方国家已开始以重工业和电力业、能源工业领域和棉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倾其国力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交织进行，在一段时期内的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常常超过50%，有时超过100%！

　　而在中国，一些朝廷重臣在考察欧美后为了保住自己既得利益集团和不触及满族封建统治者的根基，谎称：“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促使中国次采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政府方面的官商行为，既缺乏大众的普遍参与，又没有立法来保护，甚至连必要的思想启蒙和市场化概念也没有开展。虽然“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但由于在施行上打了折扣，其结果可想而知。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32.9%，甚至高于整个欧洲27%的GDP，日本的3%也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由于“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在1900年日本的GDP已经达到中国的1/4左右，这时中国的GDP比例下降到占世界GDP的11%。

　　由此看来，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不可能通过政府的自我约束或自我改良而得到，必须有外力的作用，甚至是全民的参与。就像一个物体，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其重心不可能作加速度运动。

　 二、日本战争思想的来源

　　在目前流通的日本最大面值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正是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在100多年前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扩张。

　　1860年福泽访问美国时，他们这些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1862年，福泽又随日本使团远赴欧洲考察，怕没有吃的，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到了巴黎他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 他们住的是五层楼旅馆，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1]。

　　回到日本后，福泽立刻开始著书立说，宣传文明开化。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劝学篇》开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平等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福泽还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着人道，英美军舰亦不足惧！”他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然而，伴随着日本的国家实力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膨胀，福泽迅速抛弃了先前主张的国际公理，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的理论。 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福泽在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1885年，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中国) 、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

　　年近花甲的福泽不分昼夜地执笔撰文，大力要求政府向中国开战。他先是提出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事关日本前途命运，必须取胜，接着又鼓励日军抢掠中国财富，称日军“目中之所及，皆为战利品。务要掠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更为甚者，他还辱骂中国人是“猪尾巴”，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的面目一览无遗！

　　令人震惊的是：福泽的思想成了日本国家的文明基石，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几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脱亚入欧”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三、中日战争的起因

　　我们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是选择在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初，由于中国没有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发生根本的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甲午战争前只占GDP的 0.3%。这时的中国清朝与太平天国的内战结束不久，“洋务运动”渐渐走向正规。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维持它迅速发展的经济客观上也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如果这时再不动手，或许以后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人们总是强调武器的落后和修建颐和园是甲午战争的败因，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即便是不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这场战争的胜负也早已尘埃落定。中国上层制定的“陆权论”保守防御思想比起日本的“海权论”就差不多决定了谁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军人的士气也是战争胜负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面不仅有“武士道”精神在发酵，像福泽谕吉那样的煽动家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功不可没！再者，一个没有平等可言的政权和一个平等政权的交战胜败几乎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别的不提，看到《走向共和》中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个小米团、而那边慈禧太后每顿上100多道菜还在斥责别人不知大家有何想法？！

　　日本的战争机器比起它的外交手段就要逊色的多。清朝洋务大臣李鸿章才气、胆识过人，在“洋人”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得到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尊敬。据传1896年6月李鸿章在拜访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时，俾斯麦说：“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之称”，李鸿章对他根本不肖一瞧：“嗯！我只听说过德意志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好大的口气！日本与这样的对手谈判，其艰难都可以想象的到。为了造舰，日本已经是倾其所有，连明治也只能每天吃一个米团，这时俄、德、法三国开始干涉，只要中国最多再坚持一个月日本就彻底完了。伊藤博文这时只能在谈判桌上将日本国的命运全部压上：“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就是说：“Yes or no?”。只要李鸿章说个“No”，日本将永远成不了一个强国，可是这时这个“傲慢大员”却既没说“Yes”也没说“No！”。曾被李鸿章的威严吓得“思之犹悸”的伊藤博文终于看到了这个“傲慢大员”内心的软弱，让小山丰太郎一枪打瞎李鸿章的左眼。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看望李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另一只眼可怜地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二战时的中日战争则是选择在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初，那时中国内战已经打了十年，国力极度衰弱。日本则是经济接近崩溃(1926-1932的世界经济危机)，急于向外侵略来夺取资源, 转嫁危机，而这时中日经济发展正好处在一个“时间差”阶段，因此“落后就要挨打”成了一句至理名言。面对日本入侵，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表现极为阳痿，宣称：“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并向东北将军们发出“不许抵抗”的命令，日军几乎一枪未放就占领整个东北。此后中国抗战八年，死亡人数估计达2000多万。更让人意外的是，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成了中日今天争论的焦点。

　　不管日本如何美化这场臭名昭著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不容置疑。日本战后也有人为偷袭珍珠港事件翻案，有影响的就是渊田美津雄的《袭击珍珠港》，一是日本方面拼命地强调那是“奇袭”而非 “偷袭”；二是指责罗斯福对美军情报部门有关“日本有可能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分析报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是个“阴谋”。日本方面认为，罗斯福为说服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诱使日本先打了第一枪，而没有将珍珠港即将遭到袭击的警告通知珍珠港。为此，约翰·科斯特洛当时经过深入的调查，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将罪责定到某个人的蓄意之上。而且日本送最后通谍的时间比攻击时间晚了40分钟，偷袭之名是绝对洗不清的。至于说到“因为打字慢而耽误了”的借口也只能哄哄儿童而已，实际上日本的这个通牒既未宣战，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在最后一段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我们借用当时美国国务卿在接受这个通牒时对日本特使说的话：

　　“在我50年全部公职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份文件有这么多无耻的谎言和歪曲，——这些无耻的谎言和歪曲是如此之多，以致我绝对想象不到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有哪个政府能够说得出来。”

　 四、中日民间交流

　　杜鲁门上台以后明确表态：“决不与中共政权打任何交道”，将当时正受人民欢迎的中共推进了苏联的怀抱，自己充当起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保护神。这正应了罗斯福总统的那句名言︰“即使他是个狗娘养的，那也是咱们的狗娘养的”。将美国自己的一盘战略好棋搞砸，至今还有人在探讨“为什么我们丢了中国”这个话题。以后中美对抗演变成战场上的较量，韩战、越战让山姆大叔脸面尽丧。不过，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报还一报，它单独和日本签了和约；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抢占了钓鱼岛又交给日本“行政管理”；支持印度占据中国藏南。苏联做的比美国还损，它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和北朝鲜一起背着中国发动韩战；中印战争都不站在中国一边；到1960年更是以撕毁各种条约、撤回专家与中国断义，使中国经济崩溃。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恢复到1960年的GDP占世界GDP的 4.5% 这个数字（世界银行2003统计）。

　　就在两大阵营同时对中国实行封锁之时，中国机智地利用“体育没有国界”的特点开展了民间外交。当一九六三年松崎君代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时周总理给日本队发去贺电，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她结婚时，周总理和夫人还向她赠送了两条大红绣花被面作为结婚礼物。另一个就是大松博文，这个在二战期间在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的二等兵的中年汉子和一群日本排球队的姑娘们都来自于东京附近的同一家纺织厂，他以“魔鬼式”训练法带领日本女排创下了世界女子排坛史上连胜175场的奇迹，更使日本女排赢得了“东洋魔女”的美誉。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大松博文对周恩来总理有求必应，三次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训练。大松博文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创造的滚翻救球使中国女排姑娘们摔得浑身青肿，连站都站不住。但大松还是一边嚎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受过大松博文训练的女队员个个心惊胆颤，都称他为“魔鬼大松”。他说：“我认为在练习中如果怜悯运动员，那练习就无法进行。这并非把运动员当牛马。狮子教养小狮子不也是要使它落到山谷下，然后再叫它爬上来么！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的时候，为了要它离开巢窝，也都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我对运动员就是抱着这种父母之心的。”

　　有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由于美军在韩战和越战的“特别军需”大订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有点片面。“特别军需”大订单只是给了它刺激经济的一个外因，最主要的是日本人民的那种勤劳、搏命和互助的民族精神没有根本的改变，其次政府的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也起很大的作用。

　　不可否认，中日建交前后很多的像大松博文这样的日本人士积极促进民间交流，为日中友好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自己亲眼目睹了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进行忏悔。而在战争过去60年后，中日民间交恶。最近，中国听从某些专家的建议派中学生进行互访，企图以此增进相互的了解。这纯粹是白费力气，一本著名右翼作家的书能抵几十万人的宣传，那几百名中学生能起多大的作用？！

　　更何况日本蔑视中国的原因并非是由于日本不了解中国，而是它对中国的研究--过 于 认 真！

　 五、中日建交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打开了两国的大门，“小球推动了大球（地球）”。毛泽东常常就是这样将“球”一拨就改变了世界格局，他在美国历史上处在最巅峰的时候出兵朝鲜；他又在美国在越战败局已定的时候向对手伸出了援救之手，共同将苏联拖垮。大洋那边的尼克松本是个以反华反共著名的美国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特点就是以自己国家民族利益为考量、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理想主义者。他冒着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风险在国务卿基辛格的帮助下访问中国，他最后被一个保守主义者“深喉”出卖，政治生命就此了断。但他的勇敢和冒险终于如他所愿，使今天的美国成了世界的霸主。

　　尼克松的突然访华震动了世界，更震撼了蒙在鼓里的日本。日本老资格的政治家松村谦三和中国领导人陈毅、周恩来都关系很好。作为一种忏悔，他在战后一直都从事并献身于日中友好，那是像这样的政治家还不在少数。从当时的情况分析看来，不久美国就会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如果日本没有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将由于身价大跌在谈判中将处被动地位。日本首相田中说：“应该趁他们（毛泽东、周恩来）还健在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好”。日本之所以这样急冲冲的原因是日本原本就有那么一个方案，那就是脚踏台湾和大陆这两只船，以便使日本在战争赔款、领土问题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日本吉田政府与中国缔和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处境险恶的台湾地方政府恐怕被国际社会所抛弃，急急忙忙地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７个小时签下了又一份丧权辱国的《蒋、日和约》，《和约》将放弃对日赔款一事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和约》既不提中国的琉球主权，甚至都避免提及台湾应归中国所有。

　　田中来华前正要动身时还接到一个右翼分子的匿名电话要他不要去中国，否则被刺杀的浅沼稻次郎就是他的前车之鉴！这使他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更为小心，在中国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田中致答词：“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中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添了麻烦” 令现场空气紧张，还是周恩来带头鼓掌给圆了场，这句话不幸也成了今天中国的“反日”者嘲弄日本的靶子。后来周恩来耐心地对田中说：“‘添麻烦’这句话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不小心把一位女士的裙子弄湿了，可以说‘添麻烦’以表示轻微的道歉，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决非如此简单。”　田中狡辩说：“日文中‘添麻烦’包含诚心诚意谢罪的意思”。后来就改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八年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伤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据笔者所知，还没有听说那一个政治家在与日本政府的谈判中得到便宜。日本的外交家以精明、冒险和无耻而著称，如果有人将笔者手中的资料拍成电影，足以问鼎奥斯卡金像奖！笔者认为这次谈判又是一次日本的胜利，本来日本的战争赔偿是中方的底线，连田中本人也觉得躲不过去了。然而，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不惜冒着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大风险，不惜与中方撕破脸皮，说了很多伤害中国的话，会谈陷入僵局。中国从两国长远利益着想，主动放弃战争赔偿；也没有提及琉球群岛，连钓鱼岛也“搁置争议”了，中方唯一所获就是明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条约签字后，田中问周恩来能否保留与台湾的半官方联系。本来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拒绝，但周恩来却答应了，这也为今天的日本插手台湾问题留下了伏笔。

　 六、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ODA）

　　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ODA）起始于1979年，当时中国已和西方交往，但资金和技术问题阻碍了经济发展，而这时的日本经济巅峰期，资金需要出路，政府间贷款是低风险的安排。所以中国在后来的400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60个码头，首都机场，浦东机场，五座长江大桥，宝钢，武钢，等等都利用了ODA。日本官方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施舍”，责怪中国感恩不够。

　　我们冷静分析一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定义ODA援助的无偿赠款应占84%上。英国、加拿大等国ODA赠款为100%。美国的ODA赠款部分为98%，日本战后领过美援12兆日圆，日本的新干线，东京至名古屋公路均利用了ODA。而日本对华ODA中90%是贷款。利息前期3-3.5%，后期曾低至0.75。中方称其为资金合作不无道理。日本80年代经济巅峰期，资金需要出路，政府间贷款是低风险的安排。中国信用稳固，目前已依约还本付息1.5兆日圆。90年代日本实行存款零息超宽松金融，又进入通缩时代，ODA的0.75的利息仍属可观。日圆对美元汇率由80年代的240日圆对1美元升至95年的80日圆，还款的汇率损失由中方负担，日方独享升值之利［2］。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张限制Tied Aid（附带条件援助）。但日本却好处尽沾，2001年的中日ODA的15个项目，有10个只限于采购日本商品。日本承认，ODA项目招标中，日本企业得标率达45%。一般估计，对华ODA资金30%回流日方企业。

　　再者，通过ODA，日方打开了中国市场。很多ODA项目本身就是为日本企业服务的，首批项目中的秦皇岛码头，就是为向日本出口煤炭而建。通过政府间合作，80~90年代中国满大街都充斥着日本的电器和汽车等商品。马来西亚前首相拉赫曼曾说：“日本援助一份进来，至少要赚二倍回去”。笔者为此求证过第三方的一位经济学者，他认为：日本一点都没吃亏！

　　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从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3.1%下降到1990年的1.6%, 减少了一半。日本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从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14.0%, 增加了一倍。

　　是谁在从中得利？ 一目了然！

　 七、日本新右翼登上历史舞台

　　以计算机的应用、电力的广泛应用、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工业大国。由于日本采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忽略了基础研究，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到90年代后，由于经济泡沫、大地震和市场饱和等问题日本经济也面临困难。不过，尽管中国再一次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这一次它发现自己无法像过去那样去转嫁危机，只能自己痛苦地独自承受。因为经济扩张找不到突破口，军事扩张又被《和平宪法》所制约。

　　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战后价值观与行为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一代的“新人类”的出现，“新人类”思想叛逆，我行我素，人欲横流，物欲横流。市长等大人物被邀在台上作成人节重要演讲，年轻人却不拿这当回事，台下手机呼叫声响成一片，竟惹得市长气愤至极，拂袖而去。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出现了主张纠正个人主义过头的弊端，在教育基本法中强调爱国心等等。这些都为日本新右翼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在新的教科书审定中，开始变本加厉地歪曲历史，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减少侵略内容或改写一部分叙述，而是对战争的目的进行美化，从根本上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在2001年文部省通过的《新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中，他们声称日本的侵略对朝鲜半岛和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统治至关重耍，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中国民族主义者袭击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件，等等。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旧右翼思想，日本新右翼的理论基础是“大和民族优秀论”，并在国民中滋养了一种天生优越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民族及日本的经济和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应该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最终确立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这一点以梅原猛等人代表的“京都学派”所持的“大脑构造说”和石原慎太郎等人为代表的说“不”论最为典型。除了《新历史教科书》，日本右翼学者也大量发行各种开历史倒车的书籍。这些书本不仅价钱不高，而且都被摆在最耀眼的地方。其中，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近期出版的“靖国神社论”也畅销，左右了日本现代青少年的历史观。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中曾根首相发表了题为《新的日本主体性— 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的日本》的演讲，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宣言。2000年8月，中曾根康弘出版了《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痛陈“今天的日本正在面临着战后50年，也是明治维新100多年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昭和20年（1945年）时，日本虽然跌倒在战争中，但毕竟还怀有一颗再度崛起的魂魄”。

　　笔者分析日本未来可能要沿着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道路实现崛起。因为从客观上来讲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前提条件就是应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而且国际上是以实力来说话的，即“强权就是真理”还是目前的一种普遍的规律。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安倍登上首相的宝座，他以《宪法》中的第九条（和平条款）是“与时代不相称的典型条文”为由要求修改宪法。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虽然日本发展军事、搞核武装受到美国的限制，但日本最终还是要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而且将来的军刀所指绝不只是中国钓鱼岛、东海，更是中国台湾。勿容置疑！

　 八、对日本右翼的崛起中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２００２年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访问日本，归来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同年第６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称日本就侵华战争已向中国"谢罪"２１次，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再抓住不放，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共同面向未来。文章还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抨击。２００３年，马立诚又先后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演讲，在《时事报告》杂志参与座谈，在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摆脱"反日"》一书，多次重复了相似观点。

　　与此同时, 中国各大报刊也放开喉咙,高分贝地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实际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连自己的舞台都没有，更不要说话语权了。真不知中国的民族主义动到了人家哪根神经，惹出那么大的一通大火？！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难道“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贪污腐败就“不狭隘”啦？ 也没见他们能把“喉舌”们的“火”都点起来啊。。。真是怪事！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同年第２期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所谓"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强调：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举措，大意是：中国应该大体上满足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计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被我们夸大了，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

　　虽然马立诚、时殷弘的观点在民间遭受很大的批评，但官方还是基本认可。前不久中国首席日本问题专家发表谈话，其观点也是“新思维”的翻版，他认为：“右翼只是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人”。话音刚落，日本右翼势力代表安培上台。

　　真是绝妙的讽刺！

　　对日本右翼的崛起，中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至今中国还没有大分贝地谴责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对小泉的参拜“靖国神社”也只是以“冷”相待。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的英文书也才是由28岁的美国华裔女孩张纯如写成，让世界终于了解了中国。张纯如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罪行发生，还列举了日本政府试图掩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并分析了为何中美政府都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这一段历史。张纯如生前与好友讨论过尼采的《反基督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最常见的一种撒谎是自欺。”张纯如认为政府的无视、否认、不承认、沉默或不敢直对都等于自欺，集体自欺或欺人比个体行为更加可怕。面对这一切，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而人类不吸取历史教训，不认清人性内在的恶性，历史悲剧只会重演[4]。

　　一个优裕环境下长大的女孩，无论写出这本书、还是日本外交官恐吓都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作者甚至还要面对美国主流的批评，比如说作者“感情用事”、“研究不够深入”等等，也有来自日本保守派的攻击，说作者“编造故事”、“夸大事实”等等，其主要论点是死亡数字不确切。日本右翼分子以“修改数字”、“删去某些照片”的提议试图降低这本书的价值和影响。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站出来为她主持公道，致使她身患忧郁症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关于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学术界可以争论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这都没关系。杀死30万人是大屠杀，杀死10万人也是大屠杀。但是，事过整整60年之后，西方世界的民众才初次听说，请问中国都干什么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张纯如的书和她所做的大量宣传活动，真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让这个没有公理的世界和那些天真的美国中学生知道这一段被埋葬的历史、人类的丑恶史。

　　一个美国学生在网上写道：“我不知道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对于中国怀有怎样的感想，那么多中国人，那么多作家学者，他们为什么都忘记了那个滔天暴行，没有为国家和人类的苦难写出一本书。还要让她这个美国人带着神圣的使命赶到中国，踏破铁鞋，寻找和抢救不断消亡的历史记忆，扛起这个伟大而艰难的责任。”

　　是的，为什么？

　 九、结论

　　中国为什么落后？日本为什么先进？

　　多少人可能都苦苦思索过这个问题，也可能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愤怒地谴责日本人的阴暗、龌龊和不择手段，但他们这样做常常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扪心自问：在这些历史的关头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人站出来为了国家对日本说一声：不-----!

　　中国从来就没有允许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60年代的那场文化运动都强调的是一种被压迫者的抗争，反映的只是一段时间的呼声，而真正意义上的“同权，同重”的平等思想从来也没有建立起来。当从一种激情所驱动的“为了理想，为了主义”一下子掉到“为了子女，为了家庭”时，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就成了天经地义。由于新的价值观，过去是领袖被恶搞，现在连英雄也被恶搞。针对中国新一代的“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我行我素”的基本状况，国家不是在回归传统，而是悍然地“与时俱进”。以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新历史教材来引导目前的“新人类”，其结果更会产生“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新新新新人类”。。。

　　中国舆论界不顾中国国策的不当、外交政策屡屡受挫之事实，不去秉公力谏、仗义执言，反而更加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反正是“谎言万遍即成真理”，国家存亡事小，个人得失事大，其投机心态可见一斑！中国在芯片技术、生物工程、发动机技术、精密机床、材料等关键领域落后于人，有些方面的落后甚至还不止一代。虽然分析家们所认为的在2015年左右中日必将走向对抗尚缺乏理论根据，但笔者也认为已时日不多。真正能使中日和平相处的关键还在中国自己。希望中国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革除陋习、树立新风，革除旧官、启用新人，打破保守、敢于创新，祛邪扶正，否则中国必将在下一次的技术革命到来时再一次因为“时间差”而遭受外来打击，而日本必定会步列强之后尘再一次给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中华民族虽然具有百折不屈的民族个性，但毕竟也有软弱的时候，不要指望日本总是战败！

　　笔者通过对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明思想的分析，认为日本近代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畸形的思想文明，它只是学了点西方文明的一点皮毛，更多地揉进了自己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地域观念和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优胜论。虽然日本人的勤劳、认真、坚忍不拔、虚心好学、礼貌待人、自私、野蛮、龌龊在世界上无人可比，但其带有极端偏见和种族色彩的文明思想引导着日本去巧取、去豪夺，但忽略了如何与人和平相处。所以无法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只能使自己更加孤立。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日本民族的自强精神有可能终将使自己的发展超过周围国家而成为地区霸主，而后又会与亚洲国家发生周期性的冲突而或衰弱、或复兴，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的霸主。只要有福泽谕吉思想统治的日本还存在一天，周围的国家就没有安宁！难怪韩国总统卢武铉说：“有人把侵略和加害其他国家的历史视为光荣，与这样的人共存是全世界的巨大不幸。”

　　最后，我不得不说：喊一声“中日友好！”实在感到太沉重。。。

　 [1]salad ，《关于日本学者福泽谕吉》

　 [2]高鹤佳，《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是两者互利的》

　 [3]林治波，《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

　 [4]江山， 《走近张纯如》

　 （作者：潘宏斌）

中日友好只是一个愿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