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上一个定语--中国。

呵呵，“农民工”这个名称好像只有中国才有吧！谁发明的有没有人考证一下？“农民”给他发奖。。。

我想，这个能人，在中央吧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此种“拆分型”劳动力（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本人注）再生产模式是中国转型社会的独创。实际上，布洛维就曾经专门讨论过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老工人”的居所和工作都在城市中，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仅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扩及他们的家庭，这主要包括他们的子女和老人的生活、教育、医疗、住宅等项费用。
但是“新工人”则与此不同。“新工人”的家庭在农村地区，他们往往是只身前来城市工作。这就造成了他们所遵循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拆分型”的：就是在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东部新兴工业地带找到工作的最好的情形下，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多半只是包括了他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上述这些原本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题中应有之义的重要内容，被“新工人”的雇佣者剔除出来，交给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家乡来承担。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定了“新工人”有可能承受较之“老工人”低廉得多的工资。

因此，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劳动力移民过程，其中一大批至少是非熟练的工人保留了对土地和工厂、村庄和城镇的二元忠诚。从资本的立场来看，移民工人使得支付低工资成为可能，这种低工资仅仅涵盖当一个单身工人受雇时维持他自己的费用。喂养新工人和支持老弱的费用来自混合的生存式生产，其补贴了资本家的利润。不过，移民劳工的系统是一柄双刃剑。工人有能力返回到他们的村庄，这赋予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并提出了如何保持他们对工厂的忠诚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国新左派重获发言权

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一党制国家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无产阶级办起了自己的代表处。代表处的负责人叫马扬。他那双粗糙的手表明，他不是党员干部。不久前，他自己还是北京130万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地方各省，以临时工身份挣钱，没有工作合同，没有意外事故保险及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目前有2亿民工，构成这一经济奇迹国所面临的最大社会炸药。
每天都有愤怒的男女来到马的办公室，对灾难性的工作条件和频繁得吓人的工伤事故提出指责。他们的愤怒情绪何时会导致反抗？马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几年前，他的这一态度有可能使他坐班房。数十年来，以独立于政府的方式对劳工的利益提出诉求的任何一种企图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打压。而现在，马扬的办事处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还能发展。他的机构计划在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开设办公室。尽管马扬他们每天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仍充满信心。

政策转型
马扬他们享受到的自由是经济政策转型的结果。自1949年建政至1979年***实施经济改革，中国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从1979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以市场经济为准绳。而现在，农民问题和社会政策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中国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束缚资本主义。所以，才会出现党的新口号－－“和谐社会”。马的小鸟可以飞出去了，党打开了鸟笼。

担心两极分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总理***认识到，市场经济造成社会出现两极分化。20年前，中国普遍贫穷，但相对公正，收入分配甚至比斯堪的纳维亚还要公平；而至世纪之交，分配不均程度已超过工业发达国家，并直追拉丁美洲。尤其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加深。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批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没有权利和社会保障的民工盲流。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医疗卫生事业也基本破产。去医院治疗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已然成为一种奢侈。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中国有8亿农民，生活条件相对贫困。一个要对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支持的国家，难以向西方福利国家取经。

新左派重获发言权
汪晖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一直呼唤进行使工农大众得到更多权利的社会民主改革，但得到的反响寥寥。多年里，汪晖属于主流之外。而现在，他又身处改革讨论的中心。按汪晖的说法，这一讨论的主题是“重新集体化”。按汪的说法，围绕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已从大学进入中央党校以至政治局。的确，某些建议已经在新制订的法律中得到体现。

反对力量仍强大
不过，中国的新社会改革正遭遇强大的反对派。全国到处都存在经济改革最大受惠集团形成的非正式的网络。其成员是地方官员、经理和企业家。迄今，是他们瓜分了农民交纳的税款和企业的赢利，下面的农民和上面的中央政府则少有进项。汪教授说，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仅有中央的改革意愿是不够的，工农大众也必须积极参与这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