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穷人设计

据《商业周刊》报道，2004年全年到欧洲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达到了90万人。中国游客已超过日本游客，成为欧洲最大的外国游客人群。为顺应这一潮流，巴黎的酒店已把中文列为接待用语，客房电视亦增加中国频道的节目。去年中国人的出游消费为全球经济贡献了420亿美元，其中受惠的多是酒店业及奢侈品经销商。几年前，少数有机会到巴黎LV（路易威登）旗舰店去朝圣的中国人还会被误认为日本人，但今天那里的法国小姐一见到黄皮肤的亚洲面孔，“Ni Hao”两个字就会脱口而出。奢侈品在今日中国风行一时。LV的号召力无远弗届，甚至跨越生死线，在阴间亦颇盛行。香港有位名叫欧阳秉志的设计师，投身祖传的纸扎事业，他根据客人要求，为死者制作的纸扎LV旅行箱、手提包几可乱真，大受死者亲属称赞，有人还跟他说过阴间的亲人收到这些礼物后的各种灵异反应……欧阳秉志曾在香港大一设计学院修读平面设计，他所使用的电脑、扫描仪和打印机等先进技术，令古老的殡仪用品行业跟上时代潮流，除了LV，他还能用纸扎出LOMO相机、佳能PIXMA打印机、电吉他、宠物狗等等，甚至有人要求他扎美少女歌唱组合Twins，但遭到他的拒绝。广东人把各种烧祭给死者的纸制品称为“阴司纸”，它包括冥币和各种平安符（在极廉价的粗纤维纸材上烫金或银，全是手工印刷），也包括各种可在另一世界享用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奢侈品。这些纸制的生活用品小到一套茶具、一个痰盂、一个熨斗、一对水靴、一把雨伞，大到一个电冰箱、一部摩托、一部大奔驰、甚至一部直升飞机，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在欧阳秉志这样的专业设计师出现之前，它们都由一些民间的纸扎艺人制作，因此造型难免呆板，工艺可能粗陋，但却能拼贴出整个社会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尽管有无数消费杂志都在为奢侈品大做广告，但真正能享受奢侈品的所谓高端人群还是极少数。人们在现世得不到的幸福，可以靠想象在另一个世界实现。“阴司纸”所虚构的物质生活，是媒体资讯在地下世界的倒影，也是社会现实的镜像反射。LV流入冥界，被鬼魂翻了版，证明这个国际品牌俘获了中国文化最古老、最深层的需要，它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Rem Koolhaas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Delta Lab研讨会曾说，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会使人们产生饥饿感，建筑正是用来填饱这种饥饿感的，因此导致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购物也可用来填饱这种饥饿，它是消费时代仅有的公共活动。带穹顶的大型Shopping Mall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奢侈品连锁店占据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其装饰设计富丽堂皇，为的就是制造购物的仪式感。PRADA在纽约的总店出自Koolhaas的手笔，在东京的总店则由Herzog & de Meuron设计，这些顶级建筑师们受命去打造一个又一个殿堂，让名牌的崇拜者们自愿成为祭品。有趣的是，一边是活人祭名牌，另一边却是名牌祭死者，欧阳秉志与建筑师的不同作用在于他能平衡生死两个世界，甚至能在一个社会心理的层面上弥合贫与富的差异。

huichen

2006年09月01日 13:01:21

2楼

建筑师的局限在于存在着一个甲方。在与国家资本（例如CCTV）或商业资本（例如PRADA）的合作中，Koolhaas如何保持他作为独立建筑师的批判力？他在OMA之外发展出一个AMO，目的就是致力于建筑之外的独立研究。作为这个时代少有的具有敏锐政治触角和涉世意识的独立建筑师之一，他在建筑设计的实践中，融入许多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市场、消费行为、媒体文化的观察和批判。2004年推出的最新出版物《Contents》是OMA的建筑个案和AMO的研究个案的合集。这本书由Simon Brown和Jon Link及他们的工作室&&&担任平面设计，它故意模仿杂志的体例，开篇即是PRADA的一个广告，画面解晰度很低，是一个黑人在街头贩卖PRADA的翻版产品。这个广告如果不是在炫耀品牌的社会影响力，那就是在默许穷人可以分享高端市场溢出的价值。与这个开篇广告相得益彰的是整本书的“贫困设计”的形态：大量低解晰度图片，明显的Photoshop拼贴痕迹，最常见的杂志纸材，密集的版面风格，过度的垃圾信息，最重要的是它的定价，只卖8欧元，与一本杂志不相上下。如果说以前的《S,M,L,XL》是超级圣经（厚达1344页，重6磅）和奢侈品（售价50英镑），那么《Contents》（544页）就算是Koolhaas的“低端产品”，符合穷人的经济学原则。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欧洲市场饱和，土地和能源短缺，经济难续新高，人们开始倡导节约、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在中国，在持续增长的经济的影响下，在国力上升的狂喜中，人们早已忘记了穷人的经济学，奢侈的风气尘嚣日上。那些在欧洲名牌店疯狂血拼的中国新富们，除却虚荣心，他们就只剩下巨大的饥饿感。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土资源足以让规划者和发展商产生一种类似“挥霍”的快感，所有城市都在向外扩张，大批农业用地被征作商业发展，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全世界的建筑师都要前来争食。他们或者有可能被政府邀请，设计一个城市的地标以装点政绩；或有可能被发展商邀请，设计超大型的住宅社区，以满足民间房地产消费者巨大的胃口。在这股大跃进的城市化浪潮中，人人争住郊区豪宅，结果导致大量郊区农民失地，因补偿、就业等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而酿成社会冲突；人人都要以车代步，结果车多路少，形成恶劣的交通状况，而且汽车废气还污染空气，破坏城市人居环境。在急速的经济发展催迫下的城市规划总是从郊区和乡村寻找发展缺口，导致自然环境被破坏，城中村增多，社会矛盾加剧，受害者总是那些生活在下层的穷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设计饱受美式城市模式影响，特别是发展郊区住宅、以高速公路连接购物休闲区和内城办公区的思想已成了一个设计公式。一直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小汽车是现代化生活的象征，住在郊区、自驾车往内城上班的生活方式被媒体塑造成了一种新兴中产精英的标准，人人趋之若鹜。事实证明这种按功能分区的城市设计是非常失败的，广州番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所谓华南板块的开发，使番禺人口剧增，洛溪桥的交通不堪重负，经常产生严重堵塞，再加上政府当时批地时没有把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计入地价，发展商现在已不肯承担兴建公共设施的责任，造成这里的居民诸多不便，他们只是睡在郊区的漂亮房子里，就医、子女入学等等仍然得依靠已经拥护不堪的交通去市区解决，结果奔波劳顿，和穷人不相上下。

huichen

2006年09月01日 13:01:31

3楼

针对中国城市设计这种普遍的弊端，Richard Rogers曾在1991年为上海市政府进行陆家嘴的规划设计时，提交过一种“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的方案，这一城市模式在英国和欧洲颇为盛行，它主要是提倡一种密集而多样变化的城市，通过城市功能的相互重叠来增加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消耗和污染，追求可持续发展，特别反对功能分区，避免城市向郊区和乡村扩张，反对小汽车的统治地位，主张步行和建立邻里关系，杜绝社会分化。因为复杂的政治和市场的因素，这个方案最后未被上海采纳。“紧缩城市”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思维，它建立在对地球和人类资源有限的认识之上。自从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发表之后，对未来世界环境及资源的关注就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因为他们资源有限，所以倍加珍惜。这与中国的大国思想（所谓地大物博）恰成对照。正是因为对有限资源的高度认识，欧洲设计开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1993年在荷兰出现的Droog Design以一系列概念化、低成本、低技术的家具、生活用品设计冲击当时精致奢侈和华丽夺目的流行风格，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具革命精神的一个设计组织。Tejo Remy在1991年就以废弃的材料和旧物加以简单的改装或重组，设计出Chest of Drawers(储物柜) 、Rag Chair(破布椅) 、Milk Bottle Lamp(牛奶灯)，是Droog Design中最具颠覆性和最具草根本色的设计师。Chest of Drawers以一条大布条把别人扔掉不用的抽屉捆绑成一个储物柜（这个设计还有一个副标题：“你不能把你的记忆扔掉”），Rag Chair把旧衣物和各种破布包扎成一个椅子，Milk Bottle Lamp用空牛奶瓶子制成灯具，一个简单的想法就让这些旧物重新焕发光彩。这一系列设计体现了有限资源中的快乐原则（一种类似“苦中作乐”的穷人生活哲学），其中还有对时间的敬畏和挽留。在2004年的米兰家具三年展中，Droog Design又推出一个题为Slow Life的概念设计计划，在展场中以一个咖啡厅的形式展示他们最新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设计，并聘请了许多老人来担任服务生，让观众暂时忘记他们长期习惯的高速生活，来体验一种缓慢之美。在英国，Tom Dixon以同样的方法去发掘废旧物品的新功能，他把轮胎内胎设计成沙发，把叉车货盘用作床座，用过期的电话黄页拼凑出一张书桌等等，与Droog Design的作品可谓异曲同工。

huichen

2006年09月01日 13:01:42

4楼

在寸土尺金的香港，建筑师张智强（Gary Chang）曾以自己的公寓为样本，在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中变化出多种生活的可能。因为空间有限，他打破了所有区隔，把不同的功能进行重叠和压缩，例如床和沙发重叠，窗帘与投影屏幕重叠，卧室、客厅、放映间、洗手间、小走廊全部压缩在同一空间中，依靠丰富的灯光来制造变化。这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绝妙之计，是被香港拥塞的居住环境挤迫出来的超凡智慧。法国建筑师Laurent Gutierrez和Valerie Portefaix为这个公寓拍摄了一个录像《偷窥张智强的家》（Peeping Gary’s Apartment，2003），请张智强回到他的家中，重演他的个人生活与空间之间的美妙配合。在录像中，张智强或立或坐或躺，用感应器遥控着灯光的变化，他拉下整个窗帘，这个空间马上变成了黑暗的影室；再拉起一点窗帘，窗外的街景一下子全漏了进来，与投影机放出的电影影像形成一种奇特的重叠效果。这时你会发现，这个房子真正的魅力，正在于把原本冲突的梦想和现实，完美地合而为一。在北京，1999年前后，因为朋克运动的兴起，大量乐队在各种俱乐部和酒吧演出，他们没钱印海报作宣传，于是便产生了大量手绘的宣传品。这种宣传品多数以马克笔绘成，线条粗砺，形象生动有趣，以朋克乐手或乐迷的造型为主，还充满各种自创的中英文字体，密密麻麻，多数是演出的信息、乐队的介绍或一些刺激的口号。因为演出活动频繁，所以宣传品数量也越来越多，慢慢发展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视觉文化。吕玻是这种带有贫困色彩的音乐设计文化的始作俑者，他当时在经营着一个“嚎叫”的酒吧（这里曾经是北京朋克运动的大本营，后来发展成唱片厂牌），每次演出他都会亲手绘制海报和传单。和上世纪60年代旧金山的迷幻音乐海报一样，这些因为音乐演出而派生出来的视觉作品，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音乐和流行文化的写照。在更早的时候，北京还曾出现过一本手绘、复印的朋克Fanzine《建设》，其风格更为自由散漫，可惜昙花一现，没能坚持下去。现在多数中国人都喜新忘旧，以奢华为美，以大尺度、高速度的事物为时尚标杆，除了那些穷得丁当响的叛逆青少年，谁还会喜欢这些廉价、粗糙、混乱甚至有点野蛮的东西？！对于穷人、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来说，通往幸福理想的路途总是遥远而坎坷。在这个壁垒森严的世界，跨越不同的阶级和阵营总要经历千辛万苦。Rem Koolhaas在为欧盟设计在布鲁塞尔的政治宣传项目时，除了用图片拼贴的方式展示欧洲野蛮杀戮的历史，更针对欧盟成员国所必须符合的8000多个条例设计了一本长达5米半的巨书，作为政治壁垒的隐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缓慢进程。欧盟本是欧洲社会企图超越国家政治、杜绝地区冲突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这个美好理想的兑现却要走过漫漫长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历史现实面前，设计有什么用呢？——充其量只能让弱小的声音显得更大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