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天天大会，小会，个别谈话等连续轮番轰炸约二个星期后，最后这6位 只得在大家的压力和诱导下承认着种种莫明其妙的罪状与坏思想，写出一叠又一叠的交待莫须有罪行的检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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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某一天领导小组突然宣布,这次运动已取得基本胜利，群众性活动基本结束，大家可以回家，留下少部分同学继续做被审查重点的工作，留下的事是要核实已取得的资料，将来将对大家有个交待，至于如何处理肃反重点也会告诉大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他们采取治病救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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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我回到家中后虽然心中不太开心，但毕竟年轻，仍然痛痛快快地玩了余下的假期后打起背包回到学校开始上大学二年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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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初同学相聚已无过去那样欢乐情绪，因为都还挂记着暑假发生的事，大家都在等待着结果，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却毫无任何信息，好像从没有发生过如此激烈的事。忍不住私下询问曾被审查的同学，他们也不知所以然，只是告诉我说，上面说要他们老老实实，等候处理，不要乱说乱动。可是直到学期快结束仍无一点消息，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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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班里却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班里分为显然不同三个群体，首先是出现了一批趾高气扬的班干部和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刚进入组织的积极分子，其次如我这样的普通群众，最后才是忧心重重的等待着处分的肃反重点-——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最终也没有宣布过任何形式的处理与惩罚，只是后来时间久了后，才知道领导小组曾找他们各人谈过话，大意是要求他们认识错误，加强自我改造，但不作组织处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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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基本事实就完了，但我另外想告诉大家二件事可以使大家对此有个感性认识，这二件事以现代的说法也可称之为二个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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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是在我们主教室隔壁是同届的给排水专业的教室，该班上有二位从小一起长大，同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同学，南洋模范是上海最好的学校之一，据掌故，它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其中一位我记得姓顾，平时不多话，很腼腆，成绩一流，他的一位同学也是南洋模范的同届毕业生，性格活泼，口无遮拦，喜欢对国内外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常因与主流不合的言论而引发争论，可能就为了这些原因而被选为重点，但在对他的斗争中顾同学始终一言不发，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于是上面不断找他谈话，要他起来揭发斗争，但他一直强调无话可说，不肯发言，最后被迫无奈达成协议，由领导小组写好发言稿，顾在会上按照稿件宣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读到把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坏蛋时，他觉得非常好笑，不由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一下不得了，斗争会变得像说相声，组长即刻宣布休会。第二天立即组织会议批判顾同学，当会议开始不久更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那位顾同学突然离开座位转身奔向窗口，直接从4楼向下跳，还好下面正好是一个石灰坑，受了伤，无大碍，次日由家长领回，此事暂告段落。顾同学则在休学一年后返回给排水系进入55级较原来低一级继续上学，也比我们晚一年毕业。我至今还在想，幸好有一个石灰坑，才保全了他，否则真是白白丢了一条命。我还确切记得此事发生在当时刚竣工的同济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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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发生在我的班上，同样我们班里也有喜欢讲话，发表主见，与人争论的同学，因此也被列为肃反重点，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偷听当时的敌台美国之音（那个年代偷听美国之音是可以判刑的），证据是他曾对大家说过，美国发明了一种核潜艇可以在水下长时间潜伏，无须浮出水面换气。当追问这条消息并要他承认是偷听敌台时，他坚决否认并交待说，他是从参考消息中看到的。本来这件事是很简单的，只要到图书馆去查对就可以搞清楚，可是谁都不去查找，每天大会小会只是要他交待是偷听美国之音得来的，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让2位同学伴他到图书馆去查，因为具体日期记不得了，翻了整整一天总算在一张参考消息的角落里找到了它，这件事也算不了了之。
大学一年级发生的肃反运动就写到这里，与以后发生的其它运动相比，它还算是温和的，也没有载上种种不堪的帽子，例如，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被整的同学除了有人因对肃反不满而再度轮回被打成右派外，也没有受到终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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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噜喽了一点，但感到没有几千字也实在难于说清，只能这样了，与现在网上的写手无法比拟，但告诉大家的却是实实在在曾发生过的细小的，却毫无惊心动魄，发生在大学里运动的实事。接下来还想告诉大家发生在大学里，历时一年之久的反对右派分子运动的情况。文字输入太难，只能慢慢来。

在发表前面的文章后出现了一些跟贴，说了些鼓励的话，另有好几位年轻朋友见我诉说输入困难，提供了许多适合老年人的输入 方法，对此我都非常感激并将努力试行。
不过有一位朋友认为我所说的肃反运动最后并没有对被整的人形成终生灾难的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据他所知当时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被镇压，还有许多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等的定性称呼。他所指出的确实不错，但却混淆2个完全不同的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底至于195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政治运动，确实镇压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则是1955.年暑期发生在全国高校和一些机关中的运动，至于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次运动，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有说服力的说明。
解放后运动频繁，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除非是这方面的专家，否则年轻人是很易混淆的。我想在这里尽我所能记叙自解放后直到反右斗争发生时逐年发生过的运动，当然只是指党外的，党内则浑然不知了。
1， 土改运动，发生于49—50年，性质众所周知。
2， 镇压反革命运动，50—51年，主要是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
3， 三反五反运动，51—52年，对象是资本家和与之勾结的干部，（三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五反：行贿，偷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产，盗窃国家情报）。
4， 思想改造运动，52年，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特别是在各名牌大学的教师中，其目的是打击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傲气，直接的结果是导致1952年的高校院系改革。比如同济大学原是德国学派的综合性大学，现在的校址是工学院，主要是培养制造业干部，著名的德派医学院则迁武汉变为武汉医学院，还有1个大陆法系统的法学院不知到那里去了。这些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变革成学院性的高校的50余年后，现在又变回来了。
5, 反胡风运动，55年发生在文化艺术界，对象是文化文学上的巨人，涉及的人数仅几千人，但都是大师级的学者，胡风本人被认为是鲁迅的主要接班人，平反后有“胡风沉冤录”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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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肃清反革命运动，也是我亲历的解放后第一次群众运动。
7，反对右派分子运动，它是规模非常大的运动，涉及整个知识界，最后共有60余万人被载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自此以后中国大地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也为以后的种种令人不齿的运动铺垫了基础。
因为反右运动时间持续较久，涉及太广，无力全面说清，下面只谈谈我亲身所经历和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班级所发生的事情。
自肃反运动后，我们进入大学二年级，当时班里同学们的精神一片萧瑟，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完全按照班干部的安排进行活动，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你得按时进行早操，早餐，早自习，上课，午饭，午休，下午课，课余活动（有唱歌，跳集体舞—那时交谊舞算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然后是晚餐，晚自习。总之你得一切集体进行，如果缺席一定得请假，还得批准才行。只有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晚自习前才可以自行分配时间，上海藉同学有这个优势，可以回家放纵一下，但次日的晚自习前一定得返回学校。
这样无聊且压抑的日子过了近2个学期，到了56年5-6月之间，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社会上开始有不满的言论出现，学校里也开始出现异议。
直到56年上学期快要结束时出了件真正“天翻地覆”的大事。某天，班上慎重通知，第二天早上大家到大草棚去听重要报告不能缺席。（50年代在同济住过的人都知道大草棚是什么会事，这是一幢全部由大毛竹为构件，以茅草为屋顶的约有半个足球场大，有4，5层高的大棚子，里面竹构件纵横交义，又高又大，尖尖的三角形的屋顶高高耸起，在棚内由下往上看非常壮观，对视觉很有吸引力，泥地上排列着一排排的粗糙条凳，这正是当时全校同学开大会听报告的地方。四年的同济生活对别的建筑物已毫无影响，对它却不能忘怀）。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时坐好，准备接受当时常有的乏味报告。当主持人宣布今天是陈毅市长对全市中专以上学生做有线直接报告时，全场即时鸦雀无声。一会儿浓重的川音在大竹棚内回荡，陈毅很能讲，口齿清晰，言辞风趣幽默，但是全埸既无平时听报告时的压不住的噪杂声，也没有听了笑话后应有的笑声，因为他讲的问题太重要，与青年人的关联太多，因此没有人能够笑出声来。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记不住细节，但却完全记得他讲话的主旨和对当时大学生的影响。用当时同学们的话来说他的主旨就是让大家“自由支配时间”，在讲话中主要批评过去对同学组织上过度苛刻 从早到晚把人管得死死的，没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思想上把人束缚在一种模式内，没有一丝自由发展的余地，因此提出对大学的管理上，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让同学有充分的自由支配时间。为了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也提到了社会上种种存在的问题，这也包括当时已开始表露出来的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种种矛盾，也有一些自我批评。我还记得当报告结束，宣布散会时，全场没有争先恐后一轰而散，而是静静坐了几分钟后安静地退出。
可以这样说，这个报告对当时的学校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刻板的组织和压抑的空气很快消失干净，空气中布满欢乐和自由，去早操的人少了，课余集体活动组织不起来了，各人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发展各人的业余爱好，早晚自习也允许各自寻找各人喜欢的僻静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去钻研学问，甚至傍晚还能看到对对伴侣在校园中散步，这才是应该有的校园景象。
这样的日子大约从陈毅报告后维持至57年初，进入三年级下学期。-但好景不长，由于社会上出现对当时主流思想和做法的意见和批评，在1957年春天中央发布党内整风的命令，并号召民主人士鸣放，提意见，一场轰轰烈烈鸣放--反右运动开始了，它对我国以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
为了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开始提出种种异议，但普通人怎么能了解内情呢，了解内情的只能是身居高位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例如人大委员，政协委员，往往还兼某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他们凭借自己曾是反对国民党的同盟军及掌握的内参信息，也许还有对党的信任，大胆地在各种会议和主要报刊上发表各种言论。这些言论大部是通过具有极大权威的报刊上发表的，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因此普通人民群众都对其深信不疑，并以此为据在各自的单位里里作为自己发言的依据。这些言论中有代表性的有著名文人储安平和章伯钧的党天下；云南军阀龙云揭露的苏联对抗美援朝时支援中国的武器装备是有价的，并以美国完全减免对同盟各国的援助费用作为对比；马寅初的人口论；章乃器的资本家剥削有功论以及肃反过左等等。其中对学生最有影响的是肃反过左和苏联问题，因为肃反涉及同学自身经历的是非曲直，苏联问题对大家一直所受的教育和认知有太大的反差，因此同学们栽在这上面被打为右派的数量很高。
也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时大家并不十分热衷，召开的鸣放会很少有人去参加，即使有人参加会议，也都支支吾吾，但是党组织诚恳地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比如班的党支部经常找人谈话，要大家不要有所顾虑，大胆地提意见，在劝说人们写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发言时其歉恭的态度几乎到了恳求的程度，慢慢有人开始发言了，其实同学们对社会上的大事知之甚少，通常是跟着报刊上的议论发表些自已的看法，但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肃反就有明确的观点，由于当时处于鸣放期间，没有反对意见，也没有激烈的争论，作为代表组织的一方只是虚心地倾听与纪录。另一方也只是表示肃反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具体到期我们班上则都搞错了，因为最终没有挖出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种做法到头来被定义为：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然而到了6月形势突变了，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二篇文章，现在谁都知道这是耄人家亲自写的战斗檄文，自此展开了打击整个知识阶层，制造了60余万右派分子和数量起码相等的“帽子拿在自己手中”的准右派分子（解释：当时有许多人都发表过各式各样的被认为右派的言论，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被戴上真式的右派帽子，但却被告知犯了错误，纪录在[挡]案，如不老实，随时可以把帽子戴上，这叫做“帽子拿在手中）。这种做法现在看来可笑，可当时又有多少人为之受了多少苦难。
言归正传，由此开始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击立即改变了班里的情况，还是由党支部召开
会议，传达上级的报告，宣布一场严肃的斗争开始了。并于第二天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说来也滑稽，除了以支部为核心5-6个人外，只有4-5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我，这几个幸运者大都是上海同学，首先是通过肃反运动已有很高的警惕性，又因为是上海同学所以在鸣放期间，借纪律松懈之福，趁机溜回家逍遥去了，很少参加会议，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到是有一些两面派的人物，平时紧跟支部，这次摸不准方向，也跟着鸣放，一下子当不了积极分子，没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好景不常要不了多久他们反戈一击，又成为积极分子了，而我们几个则很快降格为中间分子，虽然不是反的对象，到最后毕业时
仍被整了一下，以惩罚紧跟不力之过。因为运动有长达几个月的发展期，因此被批判的人没有像肃反运动那样容易被压服，还在按帮助党整风的理由为自己辩护。
这样班上明显分为二派，一是在肃反中受整的同学和同情他们的人，包括几个当时被评为肃反积极分子的人，也加入唱反调，因为肃反斗争时他们深信组织的引导，把身边的同学视为真的反革命狠斗一番，过后发觉他们都没事，感到受愚弄了也觉得对不起人，而站到否定的一边；另一派当然是肃反时整过人，现在又是旗帜鲜明地反击右派进攻的人。除了肃反问题外，另外还夹杂着对苏联问题看法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当时运动刚开始，双方还能开展相对平等的辩论。
这时学期快要结束，下学期是四年级上学期，规定要外出毕业实习，双方暂时休战，放了2周假期，各自抱着沉重心理负担到天津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实习去了，那已是四年级上学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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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回来过了一个短短的春节后，返回学校，用一个学期来完成毕业设计（苏式学制工科学生以毕业设计取代毕业论文，实际上只是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大作业，很难培养有创造性的独 立思孝能力）。但今年的情况不同，因为当时已正式开展反右斗争，社会上大人物变成大右派的比比皆是，上面所提及的几个代表性的高层人士无一不沦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而且都已写出认错检讨在相同的报刊上公布出来，表明了这些在反蒋时威武不屈的人，在人民大众前只能老老实实。另外还有一直是党的老战士如丁玲等以及国际上很有威望的著名人士如傅雷，孙大雨都被打为右派。在这样情势下，全国各地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反右斗争。我们班也不能例外，因在外实习，耽搁了进度，已落后情势，更要奋力跟进，我们班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设计就在伟大的反右斗争中开始了。
但是这次的斗争与肃反完全不一样，因为如上所述，社会上的大右派一个个地都倒台了，班里那些有右派言论的都是在鸣放会上发言的，自已说的话已被纪录在案，想逃都没法逃，所以并没有发生肃反时大小会上逼供的情况，相反只要把那时的纪录找出来，然后配上报刊上对该问题的理论批判和结论你就是一个小右派了。
滑稽的是，为了表示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逼供，于是我们几个开始时的积极分子，现在的中间分子被用来作为右派定案的证人。做法是把2-3张课桌合在一起，一边坐着2个反右小组的成员，对面坐着注定要成为右派的人，侧面坐着的是我们这些证人，然后翻开纪录本，一条条地核对该同学是否说过这些话，如果肯定，该同学要签字表示认可，再由我们签名旁证，证明这一切是真实的，不是冤案。
这样边做设计边搞运动，几个月时间轻轻松松定了9个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班经逐年淘汰后还存下50来个人的1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别的班大部都比它低，我以为在没有约束的权力下即使在很小的范围内，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为所欲为，我们班的先后2位支书恰恰都有年龄较大的人，别的班很多支书都是20刚出头的学生，功利性没有前者那么高）。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右派本人和个别领导人并不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也许就像肃反那样不了了之。但是错了，右派分子终究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很多年后我碰巧遇到一位当时的领导成员，我对他说，你们那时实在太狠了，叫人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的回答叫人吃惊，“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么样严重的后果，否则也不会搞那么多了”此人总算还有些良心）。
等到当时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20余年后又宣布全国右派平反的时候（只象征性地保留极少数人不予平反以示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多少个原本有为青年已变成终生生活在压抑中的老人，其中许多人都是在80年代右派平反后才结婚成家。但谁知道又有多少人没有能等到那一天已忧郁地戴着那顶帽子走了。
为了让大家了解右派对人的压力，在这里提一下当时的右派定义：右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敌我矛盾（大意）。
收拾了右派之后，也许他们的支配欲尚未用尽，接下来是摆布我们这些中间分子了，名义上是给每个人做毕业鉴定，实际上是搞人人过关。因为不管你如何小心，总会有些话柄被人抓住，并被迫上纲上线地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比如你曾同情过某种右派言论，你可以被认为从同情升级到自已也有这种思想，再进一步还可分析成你也有反党的动机，最后在你承认了这种逻辑后，很容易立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所以当时我们人人恐惧自危，唯恐得罪领导小组的成员，给自已穿小鞋。
记得班里第一任支部书记早已因肃反有功而升为系的专职秘书了，不知为什么从高一年级的学生中调来一位新书记，我忘了他的姓名，但却记着他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面容，宽而短的脸上一对细细往上挑的丹凤眼，斜着看人时你不知道他的眼珠在那里，是否真的在看你，听你；是准备放你一马，还是要给你好看。只要有识别能力就很容易看出此人极其自傲，容不得在他权势内对他不敬。我对他是敬鬼神而避之，如果走路时对面相逢，只要有可能也要绕道而行。但也有人因他而吃了原来不用吃的苦。
班里有一位很特别的郑姓同学，学习过得去，对谁都不得罪，涉及政治的话绝对不多说一句，自以为政治上决无把柄，奈何不得他，因此对谁都大而话之，即对谁都不买账，特别是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在我们来回天津时均有2位穿着整洁的女孩迎送，很招摇，也许就这样得罪了人，在反右斗争快结束时被戴上右派帽子，虽然他很不服气，却仍给硬戴上了。有人透露说，郑太猖狂了，给他点利害看看。我以为这样害人是当时那些得意洋洋人的共识，但起决定作用的绝对是那位新支书。
离开学校后听说他升得很快，2年后已是大学的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不久听说不知犯了什么事又下来了。由他的升降我有一个感触：与现在当官的相比，那时当官的还有走错路线的风险，现在连这个风险都没有了。

写到这里我的大学经历也快结束了，只希望毕业分配后快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奔赴到工作岗位去。最后我还想简单介绍当时同济最著名的2位右派的情况和一位与我班反右有过一点关系的一位名导演的事情。
第一位是我们班里一位右派，他姓钟，福建人，很小的个子，肃反时的对象，最后与其它对象一样没有被处理，只知道他是因为其父是被镇压的国民党高级法官而被列为肃反重点的。鸣放阶段我很少参加，反右开始后和他不在一个小组，所以对他并不了解，但却注意到经常有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找他谈话，很神秘，终于有一天支部召开了全体会议，向我们介绍了钟的情况，说他公开向马列主义提出了挑战，企图在理论上否定马列主义，并已把他的主要言论编印出来，先发给班里同学再发给全校同学，作为毒草供大家批判。
发给我们的是2本铅印的装订正规的书，铅印的，不是当时广泛使用油印的，可见重视的程度。一本书名为“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不太确切大意如此）；另一本的书名已记不得了，但却记得它主要是讲人性哲学的。前一本是谈理论的，本来就不懂，现在完全忘了，后者是讲人性的也不好懂，但是却记住了书中开首提出的较通俗的理论，说人类生来具有三性，它们决定人类活动的轨迹。到今天我还记住其中二个性，为已性与趋近性，很简单有趣。前者是说人生下来哇哇叫就是为了自己要活命，要吃奶，这是为已性，后者是说一只狗看到远处有一根骨头，决不会走曲线而一定是走直线以最快的速度去获取它，这就是趋近性。至于由此引出的其它理论和结论也都记不清了。但还记得在后来的批判大会，一个主要发言的同学（是别的班里被认为对理论很有研究的同学，并接受过老师的重点辅导，他的发言也被铅印，同样发给我们）的讲话是说钟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抄袭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思想，经不起一驳。
老实说对他们2位的言论大部分人是不懂的，但却可惜钟走错了路，否则也是一位有用 之才。当时对右派的处理4种：只戴帽不处分；戴帽并处分，如警告，记过，开除等；劳动教养和最严重的劳动改造。钟是全校唯一受劳动改造处分的右派。
第二位名叫项海帆，年龄只比我稍大几岁，却已是当时同济大学校长国内首席桥梁专家李国豪先生的研究生，在校内大名鼎鼎，说他经常代表李国豪做学术报告，而下面听报告的往往是很高级的专家。以现在的分析，他应该具有极高的智商，至于他为什么成为右派，以及后来的境况都不清楚，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此人在开放后又经常在报刊上露面，直至今天只要涉及重要的桥梁技术问题总可看到他的大名，这也是我直接把他名字写出来的原因。祝贺他经历这么多磨难后还能成为国家级的有名专家。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当58年反右运动正紧张进行时，有一位青年电影导演到班里蹬点，了解反右运动的真实情况，要以电影的方式反映反右斗争。他来了后我们见到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姓谢名晋，到我班来了几次，找了多个右派和反右积极分子谈过话，过后不久，电影院里上演一部叫“大风浪里的小故事”的电影，它由4—5个小故事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反映大学里的反右运动，显然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班里的影子。谢晋现在名气很大，堪称为电影界的泰斗，我也很钦佩他的成就，特别是他的一部同情右派的电影更烩炙人口，但是我总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无论在电视中和报刊中，提到他的作品时总是只推荐许多诸如《牧羊人》和《芙蓉镇》这些同情人性的电影，绝口不提及他曾经拍过，可能还是违反自已意愿拍的，可耻的“大风浪里的小故事”这部电影。但愿有一天他能讲讲这部电影，至少也可慰藉一下当时看过这部电影的右派分子的不平心情。其实在回忆上面这些经历的时候，虽然已快过去50年，但我内心总还是为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同学感到不平。
大学生的生活结束了，在以后的工作经历中，虽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但我还是准备继续写下去，把当时发生过的细小而真实的事告诉大家。

（续）
建国后的大学生就职全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我的孩子92年大学毕业时还是国家统配的，不知后来怎么慢慢变成现在这样自己找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给人有了选择职业和人生的自由，可以激发青年人的创造性，避免过去那种社会任意把人塞进随意打造的模子中去，这样做虽然也会产生一些好高骛远丧失机会的缺陷，但无论如何比完全不考虑个人意愿丧失个性的国家统配要好得多。58年正当反右斗争结束大跃进刚刚开始，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受着被要求自我改造 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没有进入领导集团的人似乎终身存在，每当运动来时都会自觉感到有罪矮人一等），但更多的是抱着理想渴望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去。无论如何表面上是非常好听的，大学生是国家之宝，时代的栋梁等等。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为之自傲，立志报效国家，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班完成了毕业分配，除了极少数留在城市里的名额被最有权势的人理所当然占有外，其它人都被分配到建筑生产的基层施工单位。我被分配在当时铁路建设重点地区的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第二工程处。西南铁路工程局是一个非常大的局，统管西南三省的铁路建设，建国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由它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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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理知识的人也许会奇怪解放前西南三省除了龙云在云南修了一条窄轨 （轨距 1000毫米，标准轨是1435毫米）的地方铁路外，没有其它任何铁路，那为什么建国后的第一条铁路会是两头都没有和别的铁路连接的成都至重庆的成渝线呢？原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因为富庶的成都平原，为了尽快运出丰富的农产品所以先修通成渝线，这样物资在到达重庆后即可利用长江水运调配到全国. 。
西南铁路工程局位于成都，第二工程处负责川黔线（重庆到贵阳）的一部分，工程处设在距贵阳72公里的息烽县。.现在如有人从上海坐火车到息烽，可经淅江，江西，湖南西部直接进入贵州后即可到达川黔线上的息烽，碰巧如所坐的快车在息烽停靠的话，你只须30多小时就可行程约3000公里到达目的地了。可是50年前我是化了一个多星期才从上海到达息烽的，先乘上海到广州的快车到株州换乘慢车绕道广西到黔桂线上贵州东部的苗族布衣族自治州首府都匀市。黔桂线是抗日战争前修的铁路，原计划是修通黔桂线后再入川到重庆，后因中日战争爆发停建，所以都匀市是华东和中南地区进入西南地区铁路的终点站，再往里必须改坐汽车。因为交通落后每天的班车很少，坐车到贵阳须等到三天，买好票后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侯车。
都匀与贵州大多数市镇一样坐落在青青山峦中的一块平地上，一条清水江缓缓地从城中流过，景色极美，气候不好，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天无三日晴”这句话在当时没错，据说现在因人类活动的影响，有了变化，下雨天没有那么多了。城里的建筑除了少数一些用砖石砌成的公家房子外，其它都是木板的平房和矮小的楼房。街上的人群除了身穿黄色或灰色的外来人员外，本地人大都穿土布缝制的中式衣裤，头上用一块长长的素色布包裹着，布衣族已基本汉化，无论是汉，苗和布衣族的男子外地人是分不清的，女子中除了苗族是穿八褶裙外，其它也分不清的。街上饮食店很多，小吃以米粉为主配上羊肉既便宜又好吃，可以感觉到当地的生活虽然简单质朴但很自然富足的，几年后我又一次因公来到都匀时，景物依旧，人面却有菜色，每当一家餐馆前排起长队就可知道这是在卖不要粮票的素米粉了。与当时内地小城镇一样，通常只有一条石板街道，两边排列着各种店铺，虽然那时离开抗日战争已有13年之久，但是在店铺褪了色的粉墙上还可以见到不少诸如“小上海咖啡馆”，“大三元饭店”，“黄金龙香烟”等店名和广告，证明在抗战时期这里作为西南一个重镇曾被下江人热闹过一阵。1944年日本军队沿黔桂线向北进攻，目标指向贵阳，攻克了距都匀只有50公里的贵州省独山县后，沿线北进，在距都匀不远处一座土地庙前，因无力再进攻而后撤，当地人民由此认为是这位土地老爷显灵退了日本兵，从此以后香火不断。我化了半天时间走到那里，看到的是路边的一个不及人高的神龛里坐着一个泥菩萨，即便这样我仍旧在心中深深的拜祭了这个标志着侵略军的矛头终于被制止的地方。
第四天早晨坐上长途汽车开往贵阳，公路在当时号称国家二级干线，宽约6米，基础很结实，但表面上的柏油太薄，不时露出一些石碴坑洼，汽车都是抗战时美军留下的卡车改装的，车箱里的座位排得很挤，行李捆在车顶上用帆布盖着，车速大约每小时40公里左右，就这样摇摇晃晃走走停停行驶10来个小时傍晚到达贵阳。在贵阳住一晚次日早晨买了短途票2个小时就到达全过程终点，息烽县，自此以后 正式告别自由身，战战竞竞地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斗争中去磨炼自己了。
当我进入2处人事科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一个30多岁的科长，浙江口音，我以为运气好碰到同乡，总比较容易接近一些。谁知全错了，让我坐下后，简单寒暄几句，马上切入正题告诉我下面几件事：1，欢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参加铁路建设； 2，交待了新的大学毕业生（惩罚性的）政策，按上级最新文件大学生必须先到基层体力劳动2 年再实习一年然后才能转正，在此期间按2类地区的工资标准月薪为41元且不发每天2毛的流动津贴；3，要我立即去报到，直接搭工程车到50公里处（指川黔公路自贵阳开始的里程碑）的第1工程大队报到。坐在敞开的工程车车棚里呼吸着随着车子飞奔的尘土，还没有容我思考为什么落入这样不祥的境界，车子已经到了第一工程大队，正当我准备面对更大的不堪时却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当我胆怯地拿着上面写着劳动二年的介绍信进入队长办公室时，一位中年男子笑着站起来欢迎我，随便看了一眼介绍信告诉我说，已接到处里的电话，知道我来报到，并说队里正需要技术人员，来了后要马上工作，劳动的事以后再说，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的工作是线路测绘，这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并没有违反政策。接着还告诉我，政策的规定是劳动一年实习一年总共二年转正并非三年。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情况后叫了一个办事员带我去安排住处休息，第二天再正式安排工作。
宿舍是一排由夯实的土墙和原木三角架加稻草搭成的临时房屋中的一间，有6个床位，都是搞技术的如分析员，绘图员等，他们出勤在外，我一个人度过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宿。躺在由两个马架上铺有木板的床上，想到这几年的运动特别是最近的反右斗争已把知识分子丑化了：政治上是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异类，学识上是只有书本知识无实际工作能力的蠢货。因此大学毕业生的初始工资已较前打了八折，50多元降为40多元，除一年实习期外再加一年劳动，而且定职时的级别也由原来的3级技术员降为5级（约差20多元）。所以以政治为生，以政策导向作为行为准则的人事科长对我的态度也就不以为怪了，而对具体工作负有责任的基层领导是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什么样的事，所以这位大队长才能无视条规善意地接待我。然而全面来看，这种敌视知识浪费人才的政策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

l 第二天早晨大队长把我介绍给大队的技术负责人，一位40出头的黄主任工程师，同济毕业的四川人（后来才知道因为抗日战争大学内迁造就了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四川人），黄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负责65公里处阳朗村改线工程的野外测绘工程，以避开一个可能影响工期的大填土工程。我带了一个测绘组，在天无三日情的条件下埋头苦干了几个月，提前完成任务，以后又日夜加班赶了二个月的内业。任务结束后，获得了局一级的奖励，参与者都有奖品，我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也分到一支自来水笔，一支当时很希罕的英雄牌仿派克51型金笔。接着又被派到距大队不远的一个叫锅铲湾的工地负责施工技术，顾名思义那里地势险要，驻有2个工程队，主要工程是2个隧道3座大桥，所谓隧道和大桥其实是很简单的决不能和现在的工程相比。施工方法原始，劳动强度非常大，基本是人海战术，一个工程队（相当于连队）500来人，其中正式工百余人，其余是集体应召的农民工。下面介绍一些施工情况才可知道建筑业是怎样过来的。如果一条隧道长度不到100米就没资格配置电灯和空气压缩机，只能用既嗅又暗的石英灯照明，在不通风尘埃迷漫的洞子里手工打炮孔装药点火放炮。大桥是在高几十米的桥墩上面架上预制梁，除了很高的桥墩用水泥灌注外，大多是用大石料（俗称片石）切成的，没有塔吊也没有举扬机，施工时围绕桥墩搭起脚手架，几百斤重的石料由2个人抬上去用水泥沙浆安砌，一层又一层叠砌到设计标高，再用架桥机吊装20余米的预制梁就成了，土方工程全靠人力肩担臂挑.。当时建筑工人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隧道施工中除了一只口罩外没有其它有效的防护措施，工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矽尘中工作8个小下班后，即使带了五层纱布的口罩还是满咀满鼻腔尘埃，干过几年隧道工的人患致命矽肺病的比比皆是。但是当年人们对此并不很在乎，一来医学知识尚未普及不知此病的厉害；二来当时的铁路工人大多是从农民转过来的，由没有货币收入到按月有工资收入，心里是满足的；第三当时对有矽肺的工人是有一定劳动保障的；最后也是很重要的是那时还在大跃进的初期，人们正在虚假的繁荣下无节制地消耗本来并不多的农付产品，生活成本较低。因此总体来说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好象共产主义就在前面了。但就在人们大量消费农副产品时可怕的大饥荒已悄悄来到。大约在59年春夏之交传说在遵义地区发生了一种代号为“2号病”的怪病，先是四肢浮肿然后普及全身，有的患者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倒死在地上，据说还从贵阳等城市里调了医生去调研。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饿死的，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还认为是“2号病”在作怪。因为首先挨饿的是农民，还没有轮到工人和城市居民，工程队里还没有缺粮。不过很快也来了，首先食堂里的肉食不见了，接着主粮开始配搭玉米大麦等粗粮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后来粗粮越来越粗，只是把打下来的粮食带皮轧成几小块就可下锅了，细粮则是逢到节日才能见到。(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什么是粗细粮之分，但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细粮指的是大米和面粉，其它如玉米，小米，可充饥的薯类都是粗粮，这几年粗粮又被看作为健康食品了但它们的制作方法与食用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个人的定量也开始减少了，其实按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个人粮食定量早在55年已经和粮票同时出现，大学生是每月28斤，工地技术员是30斤，体力劳动的工人更多，最多有40余斤的，但因为粮食充足，谁也没在意。不过到了饥荒出现后就不一样了，定粮遂步减少，最后我的定粮是23斤，植物油的定量是每月1两，记得最厉害的一次是连续几个月配给的是23斤小麦颗粒，食堂用陶罐蒸来吃，每餐罐底铺着几层酱红色的小麦颗粒，既填不饱肚子又丧胃，还便秘，如此条件下，人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症，劳动积极性一下子降到极点，人们低头丧气，只有在休假日几个人一伙步行几十里到深山老林找少数民族农户高价换些鸡蛋来，补充营养。我们如此，附近的农民更惨，起先在附近的农地可以看到地里腐烂着稻谷红薯大量粮食无人管，原来人们都被组织去大炼钢铁，顾不上收割庄稼。后来劳动力回来了，但因缺粮无种子饿着肚子的人除了在屋边种些南瓜等副产品外没有能力做其它庄稼，第2年的收成已无法指望，只能继续挨饿。现实的社会生活已降到如此不堪地步，但总的形势仍在批判右倾鼓吹继续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权贵还在千方百计地相尽一切办法放出更多更奇异的卫星，以谋求取得更好的位置。就是在此形势下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放卫星的活动。
l 为了尽快让川黔通车，完成影响工期的重点工程是关键，前面说过阳朗改线就是其中之一，而圬工工程（早期的术语，通指混凝土和砌石工程）最大的是遵义附近一个叫小水村地方的大桥，约有5000方的圬工。也不知第二工程处的领导是什么想出来的，要在10天内完成大桥6个桥墩2个桥台的圬工，还扬言这将创世界记录，放个工程学上大卫星。工程处组织了人海战役，令每个工程大队负责一个墩或台，大队派出400个工人五个干部，副书记总管，副大队长管安全，一个支书和后勤股长保证后勤供应，我负责技术。三天后队伍进入一个 见不到人影但地上洒着石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村庄暂住。这已是开工后的第三天了，我们队负责的是较矮的7号墩，为了完成任务我和负责完全的大队副一天都没在村里住过，七天七夜全泡在工地里，一方面谁都担当不起破坏卫星起飞的罪名，另一方面也确实被当时的热闹气氛所感染，确实想把事情做好。这是一个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200米的山谷，小水村大桥的墩台横在南北方向，由南往北编号，中间的3，4号墩最高，达60余米，在墩台的上面拉有2根粗大的承重钢索，钢索上各挂2根起重索与举扬机连接，专为中间4个高桥墩输送混凝土，其它的只能依靠脚手架了。7 号墩靠近北边的8号桥台，高仅30余米，既不给配置起重设备也没有混凝土搅拌机，要靠人工搅拌，还要搭脚手架，把料沿脚手架抬上去，余下的7天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果真如此，按当时的习惯我们将犯政治错误，我本人将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因此我依照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的情节，从距墩边约10米的崖边搭了一个支架，铺上0.6米的轻便轨把料直接用斗车运过去，这样完成了任务。
l 50年代的年轻人喜爱苏联电影，如反映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电影，描写建设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电影，都有极大的诱导力和欺骗作用，我们这一代人现在都老了，当在一起侃电影时，没有人会提及令人感到受骗的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中的察里津就是后来在二战中有名的斯大林格勒，可能俄罗斯人不喜欢这个名字，现在又改回察里津这个老名字了。这部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一个工程师在政委的启示下用枕木叠成桥墩让火车开过去，还配了一名台词，材料也要服从革命嘛。其实当时我搭的支架是非常危险的，仅用扒钉把园木连接成支架，上面荷重时摇摇晃晃地真危险，而且不断加高直至与墩一样高，如果真的倒下，伤人且不说，影响了卫星升空罪莫大矣，事实际上，我曾亲见一个同行因出了工程事故而被判刑的（当然与出身有很大关系）。这次卫星升空后还上了贵州日报，言之凿凿说，小水村大桥快速施工打破了某某国家的纪录，对此我不屑一顾也不去求证，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工程，完全可以肯定这是一场胡说八道的闹剧。但对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又是国人的一次伟大创举。这个工程在一个小山谷中集中近万人和无法计量的材料，造成的浪费是赫人的，就我队来说400多号人，实际工作的只有百余人，此外还在忙乱中发生了几件不该有的工伤事故。第二工程处这样的单位全国不知有多少个，都来放卫星造成多大损失，何况有更大的单位在放更大的卫星呢。前面我说过附近的农民是缺粮的，在农民家中亲眼见到他们碗里的是一些薯类和野菜，还听说过吃观音土胀死的。在这次工程结束后不久，几个较熟的党员工人悄悄地告诉我，原来在我们到达那个无人居住的小村庄前2天，已有几个党员老工人被派来这里打前站，带上口罩，穿上新发的劳保衣来埋葬尸体，还说他们都呕吐了有两天吃不进饭。我听了很恶心，没有再细问，但认为是可信的。后来曾有公开报导和内部报告说遵义地区因虚报浮夸，死了很多人，地区专员和秘书都给抓起来了，此事不虚。
l 小水村的工程完了后回到大队不久突然接到期一张调令，调我去贵州工学院铁道系任职，当助教去。离开前定职转正，月薪53元，（这工资在61年调过一次为59元，此后在隔了23年后的1984年再得以调整工资）。于是打起被包，告别了同住共济几年的同行们到贵州工学院去报到了。第4部份快写完了，但在结束之前还有2件事想说一下。

l 第一，川黔线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原来是要求尽快通车的，当大跃进开始时“苦战三个月火车送出门”的口号比比皆是，我参加的两个重点工程阳朗改线和小水村大桥都是为它服务的，后来由于工程下马而全线停工，待到有条件恢复施工时情势变了，为了抗美援越赶建贵阳至昆明的铁路，川黔线被搁置十几年后直至1975年后才通的车。回想当年苦战实战要在三个月内把火车送出门，真是一场喜剧。
l 第二，因喜欢历史而引起的一些慨叹。918事变和西安事变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熟知的，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更是关心，这主要是49年后以此事来贬低蒋的人格，认为 张代蒋受过，蒋又负义待张不公。但在川黔线上的遗迹却反证了此事。最早引起注意的是，在阳朗时有当地人告诉我，阳朗有一个国民党修的池塘，是专门给张钓鱼用的。我去了，在距阳朗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人工池塘，还有一个横粱上刻有国民党党徽的石砌亭子，这就是张学良的钓鱼台。曾从书中了解到，国民党撤退时军统带着张是沿黔桂线走的，因此张在贵阳被软禁过，在著名的熄烽集中营关过，但却不知道还在阳朗被关过。以后我几次在熄烽找国民党的集中营都有没有找到，但在贵阳找到了关张的地方，它在黔灵山公园的山坡上，是一个很好的中式园落，当时还没有公开它曾软禁过张，但当80年代再去时已挂上牌子，作为囚禁过张的名胜了。因此我觉得根据阳朗钓鱼台的设置和黔灵山的园子证明，蒋待张是很优待的，并非宣传中的虐待。今天历史上很多迷雾都已解开，实际上是张学良白白断送了东北，是蒋介石代张受过，但不明白的疑惑仍旧存在：为什么蒋要如此优待这个不忠不义的拜弟，特别是对比他的亲弟张学诗作为解放军海军将军不幸死于文化大革命；也不明白为什么当今的文艺界不管张是个十足的浪子，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总是“少帅”，“少帅”叫个不停，为他招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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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老前辈很辛苦的打了那么多字，给大家讲了很多，咋说都要顶一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