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矿

一面是亿万身家的煤老板一掷千金，一面是触目可及的贫穷落后。山西省这个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三分之一的产煤大省，近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同时也伴随着一波波关于贫穷与奢华的争论。解放以来，山西给全国各地送去光明和建设动力，自己却遗留下土地毁坏与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以及安全生产、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李慎波）

　　特约撰稿 晋瑛 发自山西临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提出了建立“以煤补农”机制，以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背景下求得共同富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新思路，而在此前山西省各地有了“以工哺农”、“劝富济贫”等各种形式的共富模式。山西省临汾市的乡宁、浮山、古县、曲沃四个县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一个标本。

　　乡宁：争议中推进

　　“劝富济贫”

　　2006年1月，国内一家著名周刊登了一篇题为《政府与老板的“劝富济贫”试验》的报道，重点讲述了临汾市乡宁县开展“一矿一业一事”活动，让靠当地煤炭资源发家的老板们出钱扶助当地农民。

　　这项被当地官员称之为“劝富济贫”的措施，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推进的。红头文件对此的解释是：凡属乡宁县开办的煤矿生产企业，都必须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乡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全县23万人口，煤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78%，全县有100多座煤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这个曾经被山西省扶贫办列入贫困县的产煤大县最不缺的资源就是煤炭了，煤炭因此也就成了左右这个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0年以前煤炭市场处于低谷时，这里的煤老板跟其他以煤为主业的地方的同行们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最坏的时候，一吨煤要是能卖到10块钱那也得拉着人家司机过来，并加上每吨给司机一块钱的好处费，人家才会考虑要你的煤。”一位当地的煤老板如是说。

　　随着2002年煤炭价格飙升，一些昔日因为欠账，过年连家都不敢回的煤老板们的坐驾最差的也换成了“丰田霸道”。身家上千万、上亿的当地煤老板们经常会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掷千金。“现在除了非洲没去过以外，其他洲的名胜自己几乎都游了个遍！” 一位当地的煤老板自豪地告诉记者。

　　乡宁县大约有100多个煤矿，总资产在100亿左右，这些资产都掌握在100多个煤老板手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农民2004年人均纯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财富被极少数人控制，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一方面是财富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意的力量，政府必须从中进行调节和平衡。”乡宁县现任县长张效彪的一席话被看做是该县实施“劝富济贫”活动的一个注脚。

　　2004年乡宁县推出了“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并从每卖出的一吨煤中抽30元来搞“一业一事”。据统计，仅2004年，全县煤矿投资该活动的资金就达2.7亿元，而200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8亿元。　

山西临汾四县共富试验调查

　　修路、建学校、搬迁村庄、解决农民吃水难问题，在官方的劝导下，煤老板们做着弥合贫富裂缝的努力。

　　“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招来了众多非议的同时，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

　　“大家对煤老板又羡慕、又嫉妒，我们富起来了，也希望给老百姓做些实事。这个活动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煤老板蔡加科对“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如是理解。

　　对于政府在活动中起的作用，现任县长张效彪认为：“这也和资源地区特性有关，单一经济造成大家对资源的依赖性强。老百姓到矿上挖煤一天能挣到100元，而养一头牛一年也不过3000元。但作为政府应该有长远考虑，煤总有一天会挖完的，到那时，煤老板卷着钱远走高飞，老百姓怎么办？难道他们就生活在房屋倒塌、水源断流、耕地荒芜的废墟上？煤老板是先富群体，大家都知道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最终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对政府与老板们之间这项试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持支持态度。有论者指出，在地方政府“开明政策”劝导下，老板们的举动是“良心觉悟”还是“政治投资”，不好轻易下结论。但是，假如这些大款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对地方政府的“有求必应”需要回报时，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确保“一碗水端平”？再者，人家照章纳税，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合法收入，政府的“好意引导”一旦被某些操作者当成政绩运作时，又如何确保“劝富济贫”不会演变为“骗富济贫”、“逼富济贫”或者是“劫富济贫”呢？

　　该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委婉地告诉记者：“现在外面对我们乡宁的试验有很多说法。我们的做法是否可行，这得等有关领导和专家论证后才能有定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宣传部杜干事告诉记者：“我们将在四、五月份将请有关的专家来论证我们的模式。”

浮山：“两免两保三帮扶”

　　浮山县位于太岳山南麓，临汾盆地东缘，距临汾市30余公里。境内地势东高西低，山水相依，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土地辽阔。浮山县境内的主要资源就是铁矿。当地人口中所讲的东山就是浮山了。

　　浮山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县，也是省定贫困县。全县13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10.8万。由于矿产业的复苏，这个县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1999年的财政收入仅为2400万元，到2005年财政收入达到3.26亿元。

　　虽然经济上有较快的增长，但依然存在着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财政收入与农民收入、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是当地那时的现实。2003年10月底，该县的人大会通过了决定——正式免征全县的农业税。2004年又做出了免征中小学生学杂费、书本费、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决定。这样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继续推行“两免两保三帮扶，支农富农促增收”的体系就建立起来。

　　“两免”即免除全县农业人口的农业税，由县财政代缴；免除中小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两保”即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吃饭难、看病难的问题，同时，该县将全县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全部纳入医保行列，并每人每月发放30元的养老金。

　　天坛镇东鲁村村民赵青虎，家里5个上学的孙子、孙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于像赵青虎这样的纯粹农户来说，一年能减免2000多元，着实不是一个小数字。

　　让长期贫穷的农民享受到应得的实惠，这是浮山县委自2003年起决心要解决的问题，义务教育问题解决了，对于养老问题，本着政府救济、社会互助、共同发展的原则，浮山县从2004年起，拿出305万元资金为农村孤寡伤残老人和正常离职干部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金。秦殿元是天坛镇东鲁村的农民，今年83岁，谈到每个月30元的养老金，老人喜不自禁。

　　3月20日，记者来到浮山县东张乡采访。乡长盖勇告诉记者，这个仅有1万多人的小镇就有矿山、选矿、冶金大小企业98家。“我们东张企业的收入占全县的60%以上。”

　　最令盖勇感到欣慰的就是该乡的老板们在赚了钱之后，逐渐开始将钱投入到帮扶当地“三农”工作中。2005年该乡新建了一座投资450万元的寄宿制小学，据称该小学建成之后可以容纳全乡14个村庄的800余名学生。据了解，该小学的建设过程中，仅锦城铁业有限公司就准备投入246万元。锦城铁业有限公司的李生才矿长认为：“出钱给当地农民修路、盖学校这都是应该的，毕竟你占的是当地农民的地。”

　　与此同时，由于开矿原因造成了南畔村的房屋塌陷，该企业准备投资400万元左右，将这个100多户的村庄实现整体搬迁。

　　浮山县县委书记原胜利告诉记者：“我们认为在加大政府对农村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多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方法兴办农村公益事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政策的具体体现。”

　　2004年决定用3年时间建设45所寄宿制学校，初步预算在1亿元以上。一方面是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方面是亟待解决的校舍现状，这些让决策者们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把全县50多家企业法人代表邀请到县宾馆，原胜利对大家说：“你们依托浮山资源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了家致了富，现在农村娃们上学有困难，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我们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出让学校的冠名权，为你们树碑立传，为你们扬名。”

　　原胜利的倡议，民营企业家姚玉杰率先响应，在该县北王乡平里村投资100多万元，政府出资80万元，兴建了占地面积30余亩的“北王玉杰小学”，2004年9月该校建成使用，解决了方圆9个村400余名孩子上学环境差的问题。

古县：以绿色的名义

　　山西古县25家民营企业，在林业、交通、农业等部门的协调下，全面启动了回报社会的“三个一”工程，即一个企业绿化一座山，修好一条路，扶持一个村。目前，这些企业已投入资金达1000余万元，两万农民成为直接受益者，30座荒山将披上绿装，162.2公里通村公路将得到改造。

　　近年来，古县民营经济份额占到全县经济总量的80%以上。盈利后的民营企业该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什么？今年，县人大常委、曾被命名为全省百强民营企业的店上煤矿矿长李爱元，上书县委、县政府要求为公益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倡议下，2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为把企业回报社会、发展公益事业的热情引向健康、有序、高效的轨道，县上一方面选择有经济实力的25家企业，一方面又选择相对落后的村庄以及荒凉的山坡、偏僻的乡村道路，由他们投资扶持、开发和建设，从而全面启动了“三个一”工程。

　　这25家都是靠当地资源优势富起来的煤矿、洗煤、焦化企业，其中，23家为民营企业。店上煤矿是一家实力较强的企业，几年间该矿共投入公益事业资金达500万元。今年他们就一次投资100万元，修建了一条连接4个村庄的循环公路，帮助左村修建了一座教学楼，绿化了一座面积达200亩、栽植3万株树的荒山。晋豫焦化和锦华焦化是两家外来投资企业，其投资的乡村公路和绿化荒山工程明年将全面完工，他们对包扶的韩母村和槐树村，除投资教育、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外，又分别吸收村中剩余劳动力80余人。锦华焦化的负责人张绍民告诉记者，一个企业的存在，就应该承担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必须拿出足够资金回报社会。

曲沃：

　　以煤补农模式的选择

　　3月22日，记者来到了临汾市曲沃县。曲沃县里村镇蒙城村村长辛艳林告诉记者：“占我们村土地的广胜焦化厂、三泰新建材等企业都帮助村里修过路，办过实事。”

　　据辛艳林讲，该村在广胜焦化上班的就有40多人，每人最低都有800元收入，企业在村子里的口碑还不错。

　　在该县高显镇此类企业帮扶农业、农民的事例更不在少数。在高显村，一个由立恒钢铁公司投资的文化中心已经投入使用。高显镇委副书记张选智跟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我们高显镇每年仅从周围企业获得的直接收入就达8000余万元。”据统计，仅在高显镇范围内就有宇晋、立恒、通才等几家钢铁企业，这些企业吸收了当地近8000名劳动力。

　　在曲沃县，当地企业与农民关系日益和谐，仅宇晋钢厂就投资300万元建设了一所大型的寄宿制小学。

　　接受采访的临汾市民杨先生说：“富人们当然应该回报社会，因为他们拥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他们依靠五花八门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在他们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所以，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良心层面讲，他们都应该努力回报社会。”

　　2006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代表团全体会议期间，山西省长于幼军再次提到了要在全省用5年时间建立“以煤补农”的新机制，通过征收资源税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

　　临汾市作为以煤焦铁为主业的资源型城市，包括了17个县区。如何以工补农、以煤补农、以矿补农成了一个难题。

　　对此，临汾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天太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大命题，对于像临汾这样一个以煤焦铁工业为主的城市来讲，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区别对待的实在问题。煤焦铁企业的所得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污染了农民田地，占用了农民土地，甚至损坏了其房屋和道路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现在就理应对农民加以补偿。以工补农绝不是给几个钱的问题，而是需要全面系统、针对实际来推进工作。”

有多少富了的农民被“鼓励”穷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兰干乡新村的农民姚新生曾是百万富翁，如今却成了个欠债百万，靠赊账度日，家人也离他而去的“穷光蛋”。 有人说，这都是姚新生不听人劝，固执地要盖“天安门”楼造成的。 也有人说，是某领导要姚新生盖“保鲜库”把他给害了。 而姚新生说：“天灾我不怕，梨树不活，大不了来年再种，没几年我就可以翻过身来。但这人祸，却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应该说，这个“人祸”却包含着某些领导对他的“鼓励”。（2006年4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姚新生在梨园里盖起“天安门”楼虽然不是领导鼓励，却使姚新生当上劳动模范，进京参加“五一”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他平生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检阅千军万马的地方，热血沸腾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把自家的房子，盖得像天安门城楼一样壮观气派！”这多少也与领导的鼓励有关，如果领导不让他当劳模上天安门城楼，姚新生会有这种奇想吗？如果当初建“天安门”时，领导能来劝戒一下，或许老姚就不会头脑发热。然而真正使老姚跌进“灾祸深渊”的却是建保鲜库。建保鲜库那可是真真实实领导鼓励的结果。据报道，市里来“天安门”参观的一位领导拉着姚新生的手说： “老姚啊，你现在不是一般的人了，你是劳模了，你要做个榜样。乡里没有保鲜库，你带头建个1000吨级容量的气调保鲜库，你出500万元，政府出500万元怎么样？”刚刚建了“天安门”，哪里还拿得出钱？姚新生对领导说，“我现在没有能力建这么大的保鲜库。” 这位领导继续鼓励说：“乡里需要有一个像样的保鲜库，上面派人下来看，我们也有面子。你现在是劳模了，你不带这个头，谁带？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农民是朴实的，也是很认真的。老实巴交姚新生听了领导鼓励的话后，夜不能寐，一直盘算着筹款的事：香梨挂果能卖多少钱，从银行再贷一部分款，少找几个摘梨的民工，家里生活紧一紧，这样凑够500万元应该没问题！可当老姚把500万元凑齐了，保鲜库动工了，等政府资金到位安装制冷设备，领导就不再“鼓励”了。急得老姚骑自行车向几十公里外的市里跑了几十次，也没有拿到那笔救命款。从此半拉子保鲜库让老姚负债累累，一厥不起。

　　其实富裕起来的农民被某些领导鼓励穷了的又何止是姚新生一个，我的家乡就有几个曾经致富的农民被当地领导鼓励穷了。有一个养猪专业户，领导参观他的养猪场后，鼓励他一定要扩大规模，并帮他贷款，结果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跟不上，不到三年就倒闭了。还有一个养蚕专业户也被领导鼓励穷了，领导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带头致富，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你应该建一个剿丝厂帮助养蚕农户加工。”在领导的鼓励下，他建了一个剿丝厂，由于当地养蚕的规模不大，还不够剿丝厂加工两个月，吃一顿饿三天的剿丝厂显然难以维持而关闭。

　　有多少富了农民被某些领导“鼓励”穷了，没有一个统计数，但我想这个数字如果要统计起来，也一定不小。因此，我们的领导到农民中去，在说鼓励的话时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说些不切实际的鼓励话，更不能鼓励了农民上项目，之后又不再鼓励和支持，而让农民骑虎难下，由富变穷。(洪巧俊)

与其逼富济贫，不如助富济贫
一边是暴富后的煤矿老板奢侈的消费；另一边是本地环境恶化，矿工和村民的生活水平并未随着矿业发展而提高。面对这一状况，山西省乡宁县以政府文件形式，在全县掀起“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凡属乡宁县开办的煤矿生产企业，都必须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人民群众最渴望的社会公益事业；并确定标准为每卖一吨煤，煤矿老板应该拿出30元搞“一业一事”(2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

本地普通民众不能从矿业发展中享受到好处，这是单一资源依赖型地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矿业带动下，当地GDP高速增长。但是，当地社会各项事业却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甚至反而损害民众的福利，比如带来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等问题，这就是经常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可能方法是适当提高资源税。不过，资源税尽管是一种地方税，其税率却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增加自身收益擅自改变税率。而且目前资源税的税率普遍较低，地方政府从中获得收益，不足以补偿资源所在地民众遭受的福利损害。

不过，如果不落实科学发展观，即使资源税获得新增收益，也未必会被直接用于增加普通民众的福利。因而，让煤矿企业直接兴办能够给普通民众带来福利的事业，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做法。但此做法的合法性令人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对企业的乱收费。

只要煤矿老板合法经营，则煤矿在依法纳税之后，便不再对政府有其他财政义务。当地政府以一纸文件要求煤矿老板兴办“一业一事”，其初衷固然很好，但缺乏合法性，因为政府必须在法律授予的范围内谨慎使用权力。

当然，山西省乡宁县政府“逼富济贫”，以政策方式强迫煤矿老板出资从事政府指定的社会事业，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现在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未消除。这一点在矿区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舆论也普遍呼吁富裕群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用富人的财富帮助低收入者。

凡此种种呼吁背后有一个“为富不仁”的假定，而这种假定可能低估了富裕群体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对能够意识到自己利益的富裕者来说，缓解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和谐，乃是有利于维护和增加其自身利益的。不过，在现实中，富裕群体本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被抑制了，即使有些企业家具有一定的责任意识，也很可能发现，没有便利的渠道实现自己服务社会的抱负。

政府确实可以劝富济贫，鼓励富裕群体承担其社会责任，但逼富济贫与劝富济贫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其实，政府可以创造条件助富济贫，比如给予私营企业家以平等的法律保障，让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有稳定的预期，这将激发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让私营企业家组织起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通过参与社区和地方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服务社会。

具体而言，政府不妨引导企业力所能及地自愿从事一些慈善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比如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帮助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基层医疗机构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水平，包括引进合适的人才等；还可以设立低收入群体救助基金，以便在他们急需的时候，能够及时提供一份爱心扶助。这样既可以达到劝富济贫的目的，又可以转变企业形象，一般而言，企业还是愿意提供相关支持的。

中国古代社会本来就有一个很好传统：通过社会自治，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富裕群体拿出其财富服务于社区和地方的社会事业，以实现社区与地方的和谐。今天所需要的就是通过政策调整，恢复这样的优良传统。毕竟，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各群体的自愿合作，而不可能是强制。

官员"减副"是在为百姓"减负"
从中央提出地方党委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以来，省级党委领导班子职数配备一直是热点话题。《瞭望新闻周刊》获悉，目前已有河北、安徽、福建、宁夏、海南等省区党委副书记职数减少到三人，“一正三副”的模式逐步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省区的正副书记格局完全一致。可以说，“一正三副”模式为省级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4月11日新华网)

　　精“官”减政首先在一些省市高层“生根开花”，这给我国即将全面开始，涉及数十万干部去留进转的“四级换届”开了一个好头。正如《瞭望新闻周刊》文章所说，“领导机关职数和编制偏多，容易导致领导工作中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衙门作风，大大增加了执政成本。”更为严重的是，省市副职领导职数偏多还容易给下级机关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使省级以下地方各级党政机构普遍存在着官多为患、人浮于事的问题。

　　多少年来，我国各级官员数量，不仅未见减少而且还有上升趋势。“精官减政”工作一直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有关部门未能有足够的魄力和动力从“头”开始。试想，一些省市高层部门人满为患，副职人数多达8人、6人，当然按照中国的惯例，这还不包括“括弧——享受副X级待遇”的人数，那么，一些地市、区县、乡镇的副职人数必然也会上行下效，甚至因为天高皇帝远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精简难度和阻力也可想而知。而如今只有从省市党政副职开始精简，才能给下级各部门作出表率，也才能促使下级各部门拿出实际行动，动起真格。

　　从省市副职开始精简，进而促使下级部门精简副职和冗员，也是减轻群众负担，特别是基层群众和农民负担，从而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务实之举。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清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比西汉时增加了280倍，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的翅膀”。因此，如果此次官员“减副”能够从省市开始，并带个好头，无疑会使我国的“精官减政”工作再上新台阶，也无疑会使广大群众受益匪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减副”也是在为百姓“减负”。

　　在党政机关都把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效率看作重中之重的情况下，减少副职人数的确是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一个有效之举。目前，各级机构重叠，领导职数过多，已经成了提高政府执政效率的瓶颈。一些地方事务因为多头管理、“婆婆过多”，遇到利益相互争夺，遇到麻烦则设法推诿，以致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不仅谈不上效率，而且还使百姓多有怨言。由于官本位思想严重，不少单位还出现了“官”和“员”倒挂，以致大家争相当官，却没有人愿意做事的怪局面。有人对此作过比较，中国的有些单位内，领导与下属人员的比例为1:0.84，而日本为1:3.6，美国为 1:1.7。如此，做官的多于办事的，行政效率从何谈起！

　　不仅如此，一些省市减少副书记的职数的探索，也有利于践行《党章》的有关规定，并充分保证常委会行使它作为党内决策机构的职能。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文章介绍，近年来，省级党委副书记的职数偏多，在常委会中几乎过半，以致书记办公会提交给常委会的工作议题，很容易在常委会上成为决策。因此，有关专家认为，这种书记办公会实际上取代常委会的现象，不符合现行《党章》的有关规定。

　　换届减副如今已经在一些省市开了个好头，相信此举不仅能够给下一级的换届选举中“精官减政”和所涉及的数十万干部树立正确的去留观，从而换届不“涣”心，换出生产力和凝聚力做出表率，同时是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切实为百姓“减负”，提高百姓对政府的亲和力的有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