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往伤口上洒盐啊

——我被请到北京房山，去给一个当时只有11岁的男孩看病。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了10年，花了很多的钱。居然就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孩子的家人患的是什么病，告诉家长这种病根本无法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你们习惯打吊针，好让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患儿没有出现细菌感染，就不要使用抗生素。
——现在你们这里还给孩子做“心脏瓣膜手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手术，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好了。在西方，医生是不给孩子做这类手术的。
——一个医生不应让患者花太多的钱去做无谓的治疗，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应该是诚实的、谦虚的。
彼路易•切奇博士是一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两年前，他受意大利ZF派遣，作为意方负责人到北京执行两国卫生合作项目。在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坐诊的两年间，切奇先生以一位西方医生诚实、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目前在中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其中的某些现象决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由中国的国情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以下为他在接受记者数次采访时所谈到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不用药或少用药世界上的妈妈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生病，一生病就吓得不得了，一有病就带孩子看医生。方才，一个小孩的姥姥带着她的外孙急急忙忙来看皮肤病，你们的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我检查一看，那是蚊子咬的一个包，不用抽血。最后老太太给在香港工作的孩子妈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坚决反对给孩子抽血，才算了事。结果我也没给孩子开药。这就是属于患者家属的无知。
意大利的妈妈在30年前，也是这样想的，认为用一根针扎到身体里（输液），要比口服的药物药效发生得更快。不是我不用药或少用药，而是没有必要给这些孩子开药。可是他们的妈妈会说：“我们的孩子有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药吃？”这是家长的问题，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
现在感冒、咳嗽、腹泻患儿，是来北京儿童医院就诊量最大的一部分。感冒发烧在39度以下，我们西方医生从来不给患儿开药，建议家长回家给孩子用冰袋降温，同时要给孩子喝大量的水，几天就可以好。一般孩子咳嗽，是他生理本能的自卫反应。小孩子不会咳痰，尤其睡觉时把鼻涕流到喉咙，早晨起来就咳嗽，这不用吃药。但是如果孩子的咳嗽是由细菌引起的，如支气管感染、肺炎、百日咳等，就需要用抗生素。
儿童腹泻，一般多是因为受凉，或消化不良引起的。我们西方的医生会建议家长在24小时之内不要给孩子进食，只喝水，很快就会好。有个腹泻患儿的妈妈明白我为什么不开药的道理，她很高兴地抱着孩子走了，事实证明不用药病也好了。如果是细菌性腹泻，那就要用抗生素治疗。我所说的这些是大部份患儿的普通症状，不用开药，只要给家长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关键是医生在诊断时一定要和家长交流，一定要搞清楚患儿症状的原因。
你们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
现在还流行给孩子注射什么“流感疫苗”，预防流感。实际上流感是无法预防的，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你去年研究的疫苗，怎么预防今年的流感？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有效治疗和预防感冒的药。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去年4月，有一个家长带着一个11个月大的男孩子来我们这里看病，这个孩子咽喉扁桃体肿大，一直发烧不退，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医院治疗了一个月，那里的医生一直给这小孩子用各种抗生素医疗，但是孩子的烧一直没退，让人家花了1万多块钱。孩子这时已经出现菌种紊乱现象，产生了“抗药性”，这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
我告诉孩子的爸爸，如果孩子发烧在38度5以上，可以给他吃点退烧药，如果在38度5以下不要吃退烧药，采用物理降温，大量喝水，用冰袋降温。结果孩子的爸爸按照我说的去做，很快孩子的体温就降下来了。
我并没有给这个孩子开任何药。如果我发现孩子症状是由细菌感染引起，需要服用抗生素，我会给孩子服用抗生素。一般口服抗生素的效果与打吊针（输液）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前者更便于治疗。想用抗生素来预防疾病，这是不正确的观念。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患儿没有出现细菌感染的现象，就不要使用抗生素。如果这个孩子需要治疗、开药，我肯定会给他治疗和开药的。
有时医生也很为难，做母亲的总是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我认为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来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这个病，同时向家长普及一些一般的医疗卫生常识。但是要让家长理解这个问题就要花一定的时间。
我给孩子看病一定要把孩子的衣服都脱光来检查。你们的家长就担心孩子感冒了怎么办？给孩子看病不脱光了衣服是没法检查的，否则你怎么知道孩子有什么病？方才有一个8个月大的小女孩，表面上看是咳嗽，但是我还要通过对她身体状况的观察，确定她的咳嗽是否由别的病因引起，她要是穿着衣服我怎么看得出来？我看一个患儿要1个小时，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门诊模式在中国目前要实行起来还很困难。
■医疗系统的不完善
在意大利，我们在各个社区都建有门诊诊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出诊治疗是免费的。在我们那里做心脏手术、住院治疗4月以下的患者全部是免费。当然这在中国目前还是很不现实的。
北京的医疗系统建立时间还不长，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这里的人们一有病就上北京的各大医院来，一天的门诊量就达到三四千人，医生每三五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你们的医院要想效益好，医生就得多看病人，一天下来头昏脑涨，非常疲倦。这样也很容易出现误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北京周边省市的患者也到北京的大医院来，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和医生的水平是很高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各个社区都有像这样的大医院下属的医疗诊所，把各大医院的医生分散到各个社区的医院，患者就可以得到分流，在社区医院对患者可以作一个初步的筛选，把重病患者送到大医院就诊，这样既减轻了大医院门诊医生的负担，提高了诊断质量，也给患者提供了享受一流医疗水准就医的便利。
中国在今后的医疗改革方面应该能做到这一步。听说北京的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你们可以在医院建立一些高档的诊室和有空调的高级病房，为高收入患者提供一流的医疗条件，可以多收他们钱，用他们交的费用承担低收入者的医疗费用，让低收入者也能享受一流的医疗服务。同时我认为中国医生有很丰富的医学知识，虽然他们拿的钱并不多。
■职业道德问题
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应具有的品质有两条。
第一，他首先要诚实，谦虚，尊重患者。医生当然不是圣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但是医生挣钱要像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教导我，做医生一定要每时每刻地考虑这样的问题：不能给患者误诊，要很慎重地考虑你下的药是否对患者的疾病有效。
做一个医生一定要谦虚，自己的知识不够，看不懂的病一定要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或请有经验的医生会诊，不要怕在患者面前丢面子，不懂装懂会造成误诊，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很大的悲哀。
第二，作为医生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职业道德，如果你诊断的这个患者的病确实治不好了，就要告诉他的家人不要再花钱治疗了。如果明明知道患者的病不能治，你还给他治，让人家花很多的钱，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举个例子。2000年，我被请到北京房山县北海镇，去给一个当时只有11岁的男孩看病。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男孩，他的两条大腿肌肉萎缩，这种病叫“迪何二氏肌萎缩”，是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性疾病，根本无法治愈。我估计他只能再活10年到15年就要离开人世。但是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了10年，花了很多的钱……居然就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孩子的家人他患的是什么病，告诉家长这种病根本无法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对孩子的家人说，你们不要再带他去医院治疗了，染上这种病，从孩子出生起就根本治不好。如果你们真为他好，就给他买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改善一下他的生活质量吧。
后来，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使馆、企业、医疗系统工作的意大利人，捐款买了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送给这个孩子，他得到这辆车，高兴极了。啊，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他太不幸了。
还有像恶性肿瘤患者，绝大多数是无法治愈的，住院治疗是没有用的。对于这种情况，医生就应该劝告患者或他的家人，不要再为患者治疗了，在家里护养就很好，只要能抑制患者的疼痛，在他疼痛时给他服止痛的药就可以了。
在你们这里还给孩子做“心脏瓣膜手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手术，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好了。在西方，医生是不给孩子做这类手术的。一个医生不应让患者花太多的钱去做无谓的治疗，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应该是诚实的，谦虚的，对患者应该是尊重的

(转)中国社会调查所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7.4％的受访者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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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过后，医生的声望大涨。但此次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医生收红包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7.4％的受访者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至于声望下降的原因，30.2％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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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46.5％的受访者认为医生收红包已成为普遍现象，成为医院的“潜规则”。对于医生收红包屡禁不止的原因，65.1％的受访者认为是医院管理不严；对于红包问题的解决办法，72.1％的受访者认为应实行责任制，一旦发现医生收红包，就追究医院院长的责任。（记者王一波）

南京医生自曝送红包经历 医患关系岂能为交易:
“我是一名医生，但我也曾经以患者家属的身份给医生送过红包。”昨天，南京一所医院的医生致电本报记者，称最近《扬子晚报》新开设的“知荣明耻身边事”专栏中有关医院红包的连续报道让他感慨颇多。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特别向记者自揭自己多年前以一位患者家属身份给其他医生送红包的往事，希望这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能给本报的讨论多一些思考。

这名医生坦言，自己如今已经是省内一家三甲大医院某科室的主任，在学术界和同行中都颇有知名度。慕名而来找他看病做手术的病人非常多，也有不少人会给他送红包，但他都拒绝了。因为几年前，他曾经无奈地扮演了一次“送红包”的患者家属角色，他太理解病人“送”与“不送”的那种复杂心情。当时他的父亲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需要动手术，考虑老人年事已高，手术风险较大，他动用各种关系找了一位主任级的专家亲自为父亲主刀手术。手术前一天，家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遵守潜规则”，给主刀的医生、麻醉师等一一送上红包，“心里没底，还是送了更放心些。”这名医生至今都对当年送红包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和家人首先是打听“行情”，得知给主刀医生的“价码”为2000元左右、麻醉师1000元左右，此外，还有副刀的医生和护士长之类的，七七八八“红包费用”得4000元。在熟人的带领下，他拿着准备好的一个个信封，来到医生办公室。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他把红包递上的那一刻，“本院拒绝红包，欢迎拨打监督电话”的宣传标语就贴在旁边。

“我送红包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医生能对我父亲更关心些，术后能多到病房里看看，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能够得到最及时的治疗。”这名医生说，他的红包送得非常顺利，父亲的手术也做得非常顺利，术后恢复很好。他不能肯定这是不是送红包的结果，但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名病人家属在送红包过程中的那份深深的无奈和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他坦言，自从那次经历后，他便特别注意病人的感受。在他负责的科室病区里，他严格要求手下的医生、护士每天必须到病房查房，与病人交流。

82岁的省人民医院终身教授杨玉是我省呼吸病学的开创者，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看了本报的连续报道，杨玉教授昨天也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看病，竟也想到给其他的医生送红包感谢一下，女儿的建议被杨老否决了，他说，医患关系应该体现人间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岂能庸俗到成为低级的商业利益关系。

杨玉教授行医57年，救治病人无数，而今桃李满天下，但生活简朴，一心奉献。昨日记者在杨老家中惊讶地发现，老人煮一锅饭可以吃一天，白菜、肉末搅成泥就是一天的菜。但每天这位呼吸科泰斗仍坚持在医学领域里辛勤耕耘。杨玉教授说，从医半个多世纪，自己从来没有拿患者一个红包，与很多病人都处成了朋友，他们逢年过节会带礼物到家里看望，他都是以礼相还。杨玉教授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从医道路，深有感触地说，医务工作者要有同情心。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的“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惨”，这是医务人员应有的情操和素质。自己以前在病房工作时，为了稳定患者情绪，经常与患者同睡一屋，为患者端尿壶、擦澡，开药总是想方设法为患者节省费用又能看好病，每救治一个危重病人，精神上也获得巨大的满足。杨老说：“三年前，我正在专心诊病，撞进一位气势汹汹的男病人，护士拦不住，他大喊大叫地冲进诊室要我给他看病。当时还有几位病人正在候诊，形势很乱，我了解到病人是从苏北农村赶来的，患慢性阻塞性肺病20多年，当地医生建议他来南京找我，带来的几百元钱途中被小偷扒窃去了，口袋里只够回去的路费，因此没有钱挂号了。没挂号护士当然不让他进诊室，所以吵闹起来。我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50元，请他去挂号，告诉他挂号以后必须按顺序看病，这位病人立刻平静下来。看完病，我说你经济困难，钱不要还了。谁知一个月后，竟收到一张汇款单，附言写着‘病好点，还50元，谢谢。’” （本报记者　刘小卉　毕晓红　刘大颖 ）

医院应该像制药行业一样好好整顿一下，我学制药，今年毕业工作口紧，哪里都不要，说是要严格规范，要有经验的，还没上岗就下岗呀

所以我离开了那个自己本专业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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