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塔与胡同

根据《帝京景物略》，万松老人的骨殖塔，原本是七级砖塔。塔不高，只有一丈五尺。塔顶生满了乱蓬蓬的青草。不知什么时候，有人依塔建屋，远远望去，仿佛塔从屋顶上面钻出来的一样。又不知何年，有人在塔下开设酒店，在塔檐上悬挂豕肩，在塔周围堆放酒瓮，刀钝了在砖沿上磨，酒人喝高了，依塔而拍之，歌呼笑骂，二百年不见香灯。万历三十四年（1606），有一位叫乐庵的和尚，看到这个情况，大为惊讶，不禁痛哭失声，遂募赀化赎而居守之，虽然塔的环境没有变化，但“彘肩、酒瓮、刀砧远矣”。
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奉敕对万松老人修葺，把七级加高为九级。民国十六年（1927），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鸠工重修，并于东开辟一门，额曰“万松老人塔”。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又修缮加固。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面谈到，万松老人在元定宗元年（1246）圆寂，这时候，还没有修建大都城，万松老人塔的所在地是郊野，它的北面是西刘村寺。从寺名判断，这一带，很可能叫西刘村。我怀疑，万松老人塔在当时狠可能是西刘村寺和尚们的墓地，类似于嵩山少林寺那样的塔林所在地。世事沧桑，只有万松老人塔保留下来。
中统元年（1260）世祖忽必烈践位，在至元年间修筑大都，这时候，万松老人塔自然是位于城内了。它所在的地方，在当时称咸宜坊。它的东侧是安富坊，西侧是金城坊，北侧是鸣玉坊，南侧是阜财坊。它的东北角是顺承门与平则门内大街交错的路口，明以后，建造了四座牌楼，简称西四，成为刑人之处，这是万松老人预卜吉地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道的罢。
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宋以前的城市以坊为单位，坊内不可以经商。经商只能到固定的市场。宋以后，这个制度逐步解体，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元时的大都便处在这个过程之中。因此在熊梦祥的《析津志》详细记载了大都的市场所在地，还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仍然没有一处位于坊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大都有五十个坊，所谓大衍之数，而且每个坊都有名称，此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原本是用于防火的通道，后来作为街巷的代称。“胡同”则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延伸，原指水井，在汉语里演绎为狭小的道路的称谓，而且成为独特的专称。
“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有没有名称呢？史无明文。即使是东四、西四一带，被北京城市地理的专家判定为大都街道的遗存，也只有实体，而无称呼。这就令人遗憾。但是，遗憾中还是有可以使人欣慰之处。
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杂剧《张生煮海》，叙述一个叫张生的年轻人与龙王的女儿小龙女的恋爱故事。张生的书童问龙女的丫鬟，住在什么地方，丫鬟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书童与丫鬟的对白，在戏剧中属于插科打诨，但是，却透露出丰富的北京历史地理的信息。“羊市角头”，即羊角市，今天的西四；“砖塔儿胡同”即今天砖塔北侧的胡同，称砖塔胡同，少了“儿”字。“总铺”是什么？即军巡铺，防盗防火的哨所，设在坊巷之内。每隔三百多步，设一处军巡铺，有三至五名铺兵。《张生煮海》里的丫鬟让书童到这个地方找她，对于大都时代的观众，或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会觉得茫然，但是，对于居住在砖塔胡同里面的居民来说，自然又会觉得亲切的。不仅亲切，而且会感到珍贵。为什么？因为，这是大都的胡同，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元代胡同之称，是北京的胡同之根，而且从元、明、清、民国、到今天，都有文献可考。
这样的胡同，在北京，是唯一的孤例，难道不值得珍惜？





3、周围的胡同

砖塔胡同的东口是西四南大街，西口是太平桥大街。太平桥大街在元代是金水河，玉泉山的水，从这里流淌，至今天的甘石桥向东折去，流入大内。住在附近的居民是不可以在这条河里洗手的。到了明代，这条河不再是御河，而做为明渠，与护城河相通。民国以后，把它改造为暗渠，其上筑路，即今天的太平桥大街。
与砖塔胡同首尾一致，并且平行的胡同，南侧是：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辟才胡同。北侧是：羊肉胡同。再北，是阜成门内大街。
辟才胡同。明代称大石佛寺。《日下旧闻考》记载，这里的和尚在寺里掘出一座弥勒佛的石像，从而作为寺的名称。又转而作为胡同之称。
石佛寺，在元代是一座著名的寺庙。根据《元史》记载，这里是供奉太祖、太宗、睿宗御容的地方。在那里设有他们的影堂。
太祖即铁木真，著名的成吉思汗。太宗即窝阔台，是铁木真的第三个儿子。睿宗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父亲，并没有做过皇帝，忽必烈即位以后追封的。本来这三位皇帝的御容，供奉在翰林院里，“春秋致祭”，后来，因为那里地方狭窄，有人建议在石佛寺建影堂，把他们的御容迁移过来，但有人反对。理由是：“此世祖定制”。这事便拖延下来，一直拖到元统元年（1333），武宗在位的时候，武宗也就是顺帝，元代的最后的一位皇帝。三十七年以后，元朝便覆灭了。
上面谈到，根据《张生煮海》的描述，张生借寓在一座寺庙里。借寓之前，张生与行者有一段对白。张生问：“此寺有名么？”行者答道：“焉得无名？山无名，迷杀人；寺无名，俗杀人。此乃石佛寺也。”这个石佛寺与大石佛寺有什么连带关系呢？如果把人物设计在石佛寺里，是很容易想到砖塔胡同的。换句话说，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
清以后大石佛寺还在，只是规模缩小了。《天咫偶闻》说：门榜曰大石佛寺。元刹也。石佛尚在，高逾尺，传为弥勒像，殊不类。乃一人坐而欹首作假寐状。疑本非佛像，缁流附会为之耳。元代供列朝御容于此，其巨可知。今则小殿两层，地殊逼仄，不知何时所改。
大石佛寺在辟才胡同路北，南篦子与南榆钱胡同之间，山门台阶高出马路至少一米，大殿与其他房屋改为民居。近年辟才胡同拓宽，已不存。
丰盛胡同。明代称丰城胡同，明成祖封李彬为丰城侯，或者与此相关。胡同宽阔笔直，多大宅。
兵马司胡同。明代称西城兵马司，因负责西城治安的兵马司在这条胡同里，故称。在兵马司胡同与砖塔胡同之间还有几条南北与东西交错的小巷。东西走向的主要胡同，一是大院胡同。大院胡同的西端是三道栅栏，明代统称西院勾栏胡同。元、明相接，在大都时代，这里或者也是娱乐的场所？
砖塔胡同的北侧是羊肉胡同。这条胡同在明代也已经出现，至今没有变化。我怀疑，这条胡同，与羊市有关。在大都时代，在今天的阜成门内大街至西四一带分布着马市、羊市、牛市、驴骡市和骆驼市，统称羊角市。今天的阜成门内大街与太平桥大街、赵登禹路相交的地方，旧时有桥称马市桥，或许便是元时的马市所在地。羊肉胡同与羊市，也应该有某种关系。这是远的历史，近的，在现代史上，有四位著名人物与这些胡同发生了关系。
1923年8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发生龃龉后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在这里，鲁迅居住了近十个月。创作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以及《中国小说史略》。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张恨水也居住在砖塔胡同。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小说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张恨水是中国现在文学史中最富盛名的通俗小说家，他的《啼笑因缘》也是值得珍惜的作品。鲁迅的母亲读不懂鲁迅的小说，却是张恨小说忠实的读者。两位影响深远的小说家住在一条胡同里，这在北京也是唯一孤例。
1937年2月，刘少奇随北方局的同志从天津转移到北京，居住在砖塔胡同南侧的南四眼井胡同10号（今天的南四眼井胡同2号），指导革命工作。在这里，刘少奇撰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不久，迁到鲍家街。
1964年，郭沫若一度居住在大院胡同9号。在清代，9号是多罗贝勒府。
近年，由于城市改造，丰盛胡同以南的胡同完全拆光，其北的胡同也列入改造的范畴，而且，砖塔胡同的西部已经拆毁，这就令人担心砖塔以及周围胡同的命运了。




4、一点思索

2003年6月18日，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海淀区）建成开园。其中的水关，被评述为极为值得一看的“真文物”。（2003年6月18日《北京晚报》一版）一座水关，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大都时代留下来的文物之少，不禁令人想到砖塔和其周围的胡同。
我们时常叹息，大都时代的城市建筑留存不多了。城市是建筑，包括道路的集合体。反映在道路上，大都的特色之一是胡同。砖塔胡同作为大都唯一有文字记载的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现在却面临被彻底清除的命运，如论如何是不可以理解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砖塔胡同以北，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其南不再保护，也就是说，可以盖楼。如果一边是楼房，一边是平房，如论如何，难以协调。能否把西四保护区的范围向南扩及，把砖塔及其周围的胡同也保护起来呢？并且进而把历史的元素与现实的元素结合一道，以砖塔胡同为中心，发展具有元大都特色的旅游产品，难道不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吗？

作者:王彬

文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老建筑的，那是很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几年北京的胡同正在快速消失,南城基本上看不见什么成片的胡同了.

今年去北京去的是烟袋斜街,感觉没有老京城的感觉,被酒吧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占据.全然无味.
有好多老建筑都转为它用.还有就是砖墙都被刷成灰色的了.不是应该按等级分为不同颜色吗?

忘了说了,那张照片是我在后海北沿的胡同照的,大家随便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