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的医生闻讯赶到，立即给父亲查体。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竟像一道开启了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一个多小时后，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话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每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14日黄昏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午夜12点钟，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父亲的最后时光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切，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似乎还带着他的体温；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父亲坐定，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
　　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
　　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下转6版)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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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5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
　　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下午3点多种，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宅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向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看见父亲的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父亲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祥的父亲……
　　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还在想像着父亲病后的第一次下床活动，筹划着回家后的休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事后，一些好心人从往事中梳理出许多前因和征兆，并设列了一连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论证这颗充满活力的心本不该过早地停止跳动。但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死亡只面对眼泪和悲伤，拒绝任何假设。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好大一棵树
　　这天上午，从万分悲恸中清醒过来的母亲向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表示：“耀邦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他年幼时就险些在‘左’倾路线和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倒下，活到73岁也算高龄了。他去得利索，没有带给大家多少麻烦，也给了我们六天半的时间。他生前提倡丧事从简，我们家属希望对他的丧事处理，也一切从简。”
　　这天日暮，连续月余艳阳高照的北京，竟春雨潇潇。百姓们说：这是天人同哭。这一晚，夜气如磐，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写下一首诗：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这首诗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17日上午，我乘坐的中国民航飞机终于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了。当我赶到北京医院时，父亲已在那阴森冰冷的太平间里独自躺了整整两天。一看到他那安祥苍白的遗容，我又一次被自己的泪水淹没了。
　　父亲曾活得那样真诚、热情、宽厚、随和，生前没有一个私敌，一辈子都在用心拥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可死神竟无视这一切，不由分说地将他带向了另一个世界。他去得这样突然，七十而终，匆忙得没能等到与他惟一的女儿见上一面，也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
　　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
　　谁也说不清，一夜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住址。从父亲去世当天4月15日起，就有许多人来到北长街，打听会计司胡同25号。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佩戴上黑纱白花，排着长队走向家里的灵堂。这个平时不起眼儿的狭窄弯曲的胡同，整日涌动着悼念的人流。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我和三个哥哥轮流站在父亲的遗像下守灵，泪眼模糊地望着成千上万名北京的、外地人、熟悉的、陌生的、知名的、普通的，被轮椅推着的、被他人搀扶的，还有那些相互扶持的吊唁的人们，哀伤地从我们面前一一走过。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之后才宽慰地对记者说：“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父亲逝世消息和讣告的当天，不少群众便自发地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为父亲布置起一处处灵堂。两天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被堆成了一座花圈的山峰，佩戴着白花黑纱的人们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广场，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深切哀悼和纪念。
　　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悼念活动在4月22日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10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族各界代表4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为父亲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会场正中悬挂的巨幅彩照，是半个月前老摄影家杜修贤为父亲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还记得在我们家的小院里拍摄这张照片时，杜修贤以惯有的职业要求请父亲笑一笑。父亲说：“我怎么笑得起来呢？”
　　追悼会前夕，母亲亲自选定这张照片作为父亲最后的遗像。遗像前摆放着母亲率我们众子孙献给父亲的大花篮，花篮上披着白色缎带，上面写着：“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安息吧！”
　　父亲身着那套生前只在重要场合才穿的深蓝色隐条细纹西服，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容安祥地仰卧在杜鹃花、马蹄莲和松柏簇拥的水晶棺内。这原是为毛泽东逝世而制作的一个备份棺椁。
　　追悼会开始前，半夜时分就徒步赶来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学生和群众不约而同地面朝人民大会堂肃立。当广场上的扩音器传来追悼会场的哀乐时，数十万人一起唱响了《国际歌》……
　　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父亲光辉的一生。在悼词的征求意见稿中，对父亲曾有这样的评价：“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母亲当时代表我们全家人提出：不要这样写，那时耀邦的处境没有机会，也不可能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有抵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央采纳了母亲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这时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也在用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在上海———
　　江泽民、朱镕基、叶公琦等市委、市政府领导，胸佩小白花，与出席上海市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在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会堂，集体收看人民大会堂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
　　在广西———
　　法卡山守备部队的指战员在绵绵春雨中采来山花，放在1984年父亲与他们合影留念的阵地坑道口，对父亲表示深深的悼念。他们回忆说：当边境战斗激烈进行时，是胡耀邦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阵地视察，同战士们促膝谈心，还为我们题写了“法卡山，英雄山”六个大字，带来了党的温暖和人民的厚望。
　　在香港———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的中方代表、内地驻港机构人员，以及香港工商界、劳工界、法律界等各界人士4万多人，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设在大厦礼堂的灵堂，悼念父亲……
　　上午10点50分，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以及治丧办公室的其他负责同志，陪同我们一家护送父亲的灵柩前往八宝山。父亲的灵车由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缓缓开出，一直肃穆静候在大会堂北门和东门广场的人们涌动了。这几十万在天安门广场苦苦等了一夜，约十几个小时的群众，没想到追悼会提前召开并提前结束，也没想到灵车改变了路线，他们高声呼喊，紧追灵车，有的一直跟了很远，很远。从天安门至八宝山，三十里长街两旁的自行车道、人行道，楼群内外，甚至中国工艺美术馆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升降机上，都站满了为父亲送行的群众。
　　在西单路口，一个蹬三轮车的个体青年上午只做了20元的生意就不干了，站在三轮车上久久地等候着灵车，喃喃地念叨着：“我要看看耀邦同志。”
　　在复兴门立交桥上，一位来自天津的中年知识分子对记者说：“耀邦在世时为我们办了很多实事，再忙我也要来送送他，不然回家孩子问起我，怎么回答！”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身披一纸拖地长篇，上书“耀邦”二字，追随着灵车，一直跟到八宝山。
　　灵车行至六部口就开不动了，那些佩戴着白花黑纱的群众，潮水般地漫涌过来。他们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地拍打着车身，车窗的下部上印满了大大小小的手印和斑斑点点的泪痕。无数的人呼唤着、哭喊着这位即将远行的逝者，声音闷雷般地滚动在长安街上：“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可是车窗打不开，我们只能隔着玻璃泪眼相向，不停地朝他们招手。
　　我除了悲痛之外，竟油然生起几分宽慰，为父亲赢得人民如此广泛的爱戴而自豪。父亲生前拒绝任何馈赠，最终却不得不接受上百万人的这份深情厚谊！
　　我们在八宝山的告别室一一与父亲吻别，泪眼迷离地目送着他投身烈火，走向不朽。
　　青山埋忠骨
　　下午，兄长们在宋平、温家宝等陪同下，将父亲的骨灰盒捧回家，母亲率我们众子孙在灵堂举行了最后的家祭。
　　家祭之后，母亲和我们商量，看父亲的骨灰放在哪儿。我们都说：“妈妈，听你的。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
　　母亲想了想，说：“你们的父亲偶尔和我谈到百年后事时说过，‘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我一直记着他这话。但是到哪儿去呢？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是去湖南老家，但他很小就离开那儿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二是他在延安的时间较长，可是延安太远；三是江西，那是他少年参加革命，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地方，也是他当团中央书记时组织四省（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百县绿化造林，支持共青人垦荒、开创事业的地方，而且他与共青人的感情很深。用共青人的一块土地，他们是会愿意的。我看就定在江西共青城吧。现在国家还困难，他去了，找个山头挖个坑，简单从事，不要浪费国家钱财。”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告诉就善后事宜征求意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耀邦生前曾经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的意向。第二天，各大报纸都披露了这一消息：“根据李昭同志的愿望，胡耀邦同志的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
　　就这样，父亲归宿江西，又回到了他60年前参加革命的起点。（据《文汇读书周报》）

无语...............................

历史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