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医疗：

　　远东经济评论的曾经有文章报导：根据William 　Hsiao 的研究显示，中国
政府支付的医疗保健费中的６８% 被中国最富有的２０% 的人口所享有。他进一
步举例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每年的医疗预算中的８４% 被城市人口享有。农
民获得的分配份额少得可怜。
　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００年度报告中，将全球各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公平合理
性进行排名，结果在总共１９１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１８８。中国是世界上在
国民间对医疗资源分配最不公（主要是针对农民不公）的国家之一！

　　写到这里，结论很明显：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占中国总人口仅仅
２０% 多一点的城市人，享受着全国８０% 乃至９５% 以上的好处！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
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偷渡……

　　中国：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消灭了歧视、人人真正平等的国家？

　　作者邮箱　liveriver2001@yahoo.com.cn

原载:农友（http://www.nongyou.org）








　　农民的生活很苦，一直很苦。再来回顾一下、倾听一下全国人民已经熟悉的、
一个在湖北鱼米之乡做基层干部的李昌平的一段叙述：湖北监利县农村，经常碰
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着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为什么几亿的农民多少年来过得那么苦，却听不见他们叫苦的声音？这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显的道
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零距离接触”的
鸭子最先知道。

　　同样道理，农民的冷暖，农民的苦痛，也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李昌平说，
他是建国后继梁漱溟、彭德怀后第三位向高层诉说农民疾苦的人，其实未必。即
便就算如此，我要说，成年累月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农民，他们对自己的苦要比
梁、彭、李要感受得更早、更深、更直接、更刻骨铭心，因为这是真正的“切肤
之痛”，这一点谁都不会有疑问。尽管我对以上三位、对任何坦荡耿直、有勇气
说公道话的勇士心怀敬意。但我们该想想：一个人口基数达到九亿的群体，长时
间经受着这么大的苦，与仅会“呱呱叫”的鸭子比，“我们”会说，会吼，为什
么“我们”的苦不是从“我们”的嘴里最先喊出来的？而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
（上书高层、且高层作出了反应）、出现一个偶然的人，“我们的苦”才进入了
主流社会的视线。

　　如果我们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从常理上讲是会有效果的。

　　套用毛泽东的一个表达模式：假如“数亿农民一声吼”，那么，可以肯定，
“地球也应抖一抖”。我们有多少人呀！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沉默，在受苦时？另外，相似情况以前也出
现过：四十年前的往事：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数百万计（采用的是最保守
的估计值，因为没有权威的、政府公布的数字可以引用。可能是有权的人觉得，
花些精力把这事调查清楚是没有必要的。）的农民被饿死，高层决策人“似乎”
也不知道。我们农民也是这么的沉默。

　　电视中，我们常能看到别国农民为表达自己处境、为捍卫自身利益，表现得
非常不沉默、非常壮观场景。人数不足中国农民千百分之一的法国、西班牙农民
在自己国家繁华街头、日本农民在议会中频频地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可惜呀……一个一直号召“密切联系群众”、并视其为“优良传统”的执政
党，一个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国情教育”运动的党，对我们真实的国情，对占
全国八成的国民基本的生存情况不太了解。

　　只要不是“指鹿为马”，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能否认，一个社会的
上下层之间是有距离的。范忠淹对此的概括是“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
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两千年前，三国两晋时期，司马衷
陛下当政。当“处江湖之远”的饥饿的农民被饿死无数，消息报上来的时候，
“居庙堂”最高的司马皇帝很惊诧：为什么饥民那么傻，宁可饿死，也不吃瘦肉
粥？！

　　司马衷关于“肉糜的疑惑”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当时最高层对底层人民的
生活是不了解的，两个层次之间在信息的传达方面是不通畅的。

　　谁都不会怀疑，与“腐朽的”封建时代的帝王相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贤
明的。但是，现今农民的确切的、真实的苦难程度，我敢说，它远远超出了我们
高层、我们城里人的预料。（今天，在我所接触到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
是非常纳闷：农民工在城里境遇如此之苦，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太傻了
吧？）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层与底层之间，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之间，同样存在
着民情传达不通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