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没有自主的经营种植权利、没有定价权

　　政府长期指令农民种植某些农作物，规定农作物收获后只能卖给政府，并且
人为地把收购价格压低到零盈利、负盈利的水平。

　　这就是政府对农民实施“以农补工”、搞“剪刀差”的损农策略。

　　据《中国农业在线》所刊登的一篇专家的分析文章：仅仅在１９７９至１９
９４的１６年间，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抽取了大约
１５, ０００亿元的“暗税”，年均约９３８亿元；还有同期收取农业税“明税”，
总额１, ７５５亿元；至于乱摊派、乱收费，则无法统计。

　　长期如此长时间、大剂量地抽血，农民当然被抽得油干灯灭、一贫如洗。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第一条第２款都规定：人民有”处置他们财产和资源“的权利。但是，在
中国，农民从来缺乏最起码的、对自己财产、资源、物品的处置权。

　　可笑的是：政府居然把这种大肆掠夺农民钱财的行为，说成是“以农补工”。
可结果怎样？至今，政府抽干农民的血，补了城市“国企”几十年，补出了一个
世界上最没有效率、亏损面最庞大的、最没有竞争力的工业。要是和小小的韩国
的工业状况对比，我们得撞墙。

　　从农民那里掠来的钱财，除了“补公”，还用来“援外”。用来援助贫穷的
非洲。

　　这就出现了非常奇怪、非常罕见、仅中国独有的事情：中国从比非洲人过得
更穷、更悲惨的人（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来接济“非洲兄弟”。

　　挖自己人的肉，以补外人的疮呀……

　　从“白条子”、“绿条子”到无就业权利

　　一、“白条子”、“绿条子”、“农民高额负担”

　　所谓“白条子”这样一类概念词，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是指：即便就
是农民赔本卖出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他们也不要指望轻易取得自己急需的现金。

　　对于商品交易，我们的老祖宗流传下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可是，一些代表政府同农民打交道的供销部门，就是摆出一副流氓的德行
：“收了你的粮，偏不给你现钱，只给你一张白纸欠条”。这个问题的普遍性、
严重性，曾差点逼得全国的农民起来造反，也逼得几个首脑出面发话，警告粮食
收购部门对日趋猖獗的欺农行为要有所收敛。

　　所谓“绿条子”是指：在外地靠卖苦力打工的青年，给在农村老家的老父母
寄点救命钱，基层邮局为了自己的利益揽储，不肯按时足额支付，强迫取款人把
该款存入一段时间。

　　这就让农民无法保障自己财产权，等于否定了他们的财产权。在中国社会，
不单是供销社、邮政部门蔑视农民的财产权，哪一个部门都敢这么做。无数事实
教育了他们：欺负农民，不会有任何风险。

　　二、农民的纳税额度高达、甚至超过１８０% ！
中国国务院有这么一个硬性规定：农民的每年的税赋负担，不许超过该农户
前一年度纯收入的５% 。可事实远不是这样！

　　通常年份，农民为国家劳役付出，到年底后的结算才回知道：一年忙到头，
非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欠国家一屁股的债！通常，要把自家私下喂了一年的肥
猪白白交给国家抵偿债务，依旧是还不清！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在我的老家的湖北农村、在全国农村普遍存在。

　　我一直感到非常悲伤和不解：就是在３, ０００年前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迫
使奴隶为他们劳役，也知道不让奴隶饿死。一年到头，虽然百分之百地掠夺奴隶
的劳动成果，但是也绝不会在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干了一年之后，还要宣布奴隶欠
他的债！

　　也就是说：倾我的全部所得交给你，却远不足以还清“应”付你的税赋。很
明显：农民对政府支付的税率，超过了百分之百。

　　我敢说：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经济制度！

　　三、农民没有最基本的就业权利

　　这方面情况，我以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这里只想点到为止。比如：对于到
城市谋生的农民，各地方城市争相发表市府文告：本市３６个行业几百个工种
（甚至包括售票员、库房管理员、司机这样的职业）外地人无权染指。包括北京、
上海等一大批城市，它们的人大代表机关都制订过这样的规定，公然表达对他们
的同胞──农民──就业权利的蔑视。

　　中国农民，是一个没有财产权的群体、一个世界最庞大的贫民群体、一个世
界最悲惨的群体……





　　　　　　　　　　　　　　　　 淮生

　　关于中国农民在中国全体国民中的比例，我这里采用“８０% ”的通常看法。
因为，江泽民在为《中国农民基本常识读本》所作序言的开篇写道：我国有１２
亿多人，９亿在农村。这里所透露的比例，也是近似于８０% 。

　　中国农民这个群体，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其人口直逼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印度，更远远超过美、英、法等西方七个富国俱乐部成员的人口总和。我愿意在
此以具体数字说明：农民，这个占国民总数近８成的群体，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权
力和权利分配格局中，拥有什么样的比例、以及什么样的分配状态。

　　一、政治权利

　　（一）农民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里拥有的比例席位：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度，在全体２, ９７８名代表中占有９. ４% ；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度，在全体２, ９７９名代表中的比例少于９% 。

　　也就是说：在中国总人口中大约占有２５% 的份额的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大
里占有９０. ６% 的席位；通过进一步计算，可以知道：每个城市人和农村人的
席位之比是２８. ９：１！

　　（二）农民在国家中高级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近乎０% 。

　　也就是说：在中国，真正有决策权力的阶层里，基本没有农民。

　　原因：除非你是一个拥有（或者取得了）城镇户口的中国人，否则，你没有
被选拔成为公务员的资格。

　　对比：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任何一个农村放牛出身的孩子，任何一个贫民
窟里擦鞋匠家里出来的孩子，都可以期待拥有这样的机会——在自己国家里成为
国家元首的机会。

　　再对比：一个在中国农村出来的人，在自己国家的首都想成为一个司机、一
个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机会都没有。——不是我捏造：你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７
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７日的《北京晚报》上可以找到刊载这种规定的公告。

　　二、经济权利

　　（一）关于农民的就业权

　　前面说的“做司机”、“做售票员”的就业权利，就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
尽管在“劳动法”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但实际上，在建国后５０多年里，农民从来没有享受到“平等就业权”。

　　北京劳动保障局的扈小红，曾经公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闵捷表示：在北
京，外地人没有这个资格。（内容在该报１９９９. １. ２８）。

　　（二）消费水平

　　据两年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８３% 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这意味着：
占全国８０% 的农村人口，可供他们花销的钱不到总量的２０% ！

　　也就是说：在花钱方面，在购买能力方面，一个农村人大约只及城市人的１
/ １５！

　　（三）经济赔偿权

　　两年前，对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有权的人施行了一种
公然羞辱农民的赔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赔４. ８４５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２
. ２万元！

　　对比：在此期间，新加坡００６航班失事。其赔偿标准为：每人４０万美元。
在这里，对遇难者没有国别、出身的差别对待！

　　三、教育权利

　　１９９９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项调查，这则调查报告在对北京多所高
校２, ０００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

　　这些学生里，２８% 来自北京，３０% 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２４% 来自全
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只有１８% 来自农村。

　　调查显示：在中国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比为２：８的国家，人民上大学的机
会比是８：２！也就是说：农民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只有城市人的１/ １６！

　　另外中国财经报今年４月２６日对１００００学生调查，得出的这个值是１
/ １３。

　　这种畸形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是：在“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资源
分配与运作里，长期存在着人为设置的歧视性门槛。

　　（一）收费门槛

　　比如北京前些年对小学生的收费：北京孩子每年收４００～５００元的话，
外地来的农民的孩子则收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元，甚至更高。

　　（二）分数线门框（高考、中考各举一例）

　　大学招考：１９９９年，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招生，录取分数线是这么划的：
北京考生４２１分；湖北考生（包括农民考生）５３５分，相差１１４分！

　　高中及中专招考：１９９８年７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
的录取公告显示：城镇考生录取线为３７６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５３２分，
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１５６分！（据《中国财经报》，１９９８. ８. ）

　　决策者为什么这么做？山西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说：大幅
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