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脚/大脚：中国传统审美观和可持续性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少女们被迫裹脚，以便能够嫁入豪门，成为城市贵族，因为天生的“大脚”是乡下人、粗野生活的代名词。起初，裹脚只是上层人士的特权。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坊间仍然流传这种习俗。著名的文人墨客曾吟诗作画，用尽美艳辞藻以赞誉人造的小脚，这在今日看来是荒谬和施虐。士大夫画家们用三寸金莲、平扁胸脯、柳叶蜂腰、苍白霜肤勾勒出中国古典美人的形象，与健康的农村姑娘彻底相反。换言之，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美丽等同于不事生产、刻意雕琢、病态而丧失机能，而非自然原生、健康而有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语境里的城市化源于妇女之裹脚和男子的离开土地不事生产。这继而演化为中国文化中对成功与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和审美标准。

　　这种关于高贵和美的定义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西班牙殖民之前的中南美洲，玛雅祭司和城市贵族们以身体畸形为代价，来维护其权力和社会地位，不惜压扁其头颅，致残其身体，这种手术往往在孩子出身刚几个月就进行。他们“美丽”的特征是突出而扁平的额头、杏眼大鼻，下唇低垂，这在今日和裹脚一样被视作荒谬和丑陋。

　　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优越性和权力的宣言，全世界的城市贵族维持着定义美丽和高尚品味的权利。裹脚以及畸形的额头只是追捧城市风雅，贬低乡野村夫的千百种文化习俗中的两种。这些文化的共同特征是：以背叛天赋之健康、生存、多产为标准，以区别凡人大众为目标。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她的小说《大地》（1931）中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乡村生活“城市化”和品位“高雅化”的过程。故事开始，主人公，老实淳朴的王龙，从当地贵族豪门娶了一个仆人阿兰为妻。阿兰勤劳、健康且多产，为王龙生了三个儿女。她并不美艳，但吃苦耐劳，且持家有方，甚至当街乞讨以维持家庭生计。最终帮助王龙晟田置地，变得非常富有。富起来的王龙开始锦衣玉食，并租下当年东家的豪宅，迁居镇上。即便如此，青楼王婆仍称他为“乡巴佬”。于是，从嫌弃阿兰的大脚丫开始，王龙“讲品味”了。他迷恋并娶了青楼中最“美丽”的风流女士荷花，她小脚蜂腰、弱不禁风，她不事稼墙、不操家务，更不育子女。这样，王龙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城市化和高雅化。他不事生产、以“小脚”和“无用”为美，这就是他的衡量标准。这也正是漫长封建中国历史培育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我称之为“小脚主义”美学。

　　在中国，与小脚主义美学一同演进的是城市、建筑和景观的 “高雅品味”。几千年来，农民凭借先辈流传下来的生存艺术，通过不断的试验和失败，管理和营造着具有生命的大地。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享受造田、灌溉、种植等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适应着自然灾害的威胁——洪水、干旱、地震、滑坡，以及水土流失。 “桃花源”，一个失落的天堂，一片肥沃而和谐的盆地便因此而诞生。生存需求造就了丰产的大地景观和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人类的创造性改造，这片土地才与自然过程如此和谐、富饶美丽。

　　但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升高，这千百年生存实验的成果——美丽的乡土大地——正逐渐被剥夺了生产力、自我调节能力、对生命的承载能力以及本质的美丽，就像农村的女孩被迫裹脚后变得残疾一样，它在“美化”、“高雅化”和“现代化”的名义下，正迅速地被摧残、被施虐。无用的化妆和对土地的摧残已经给城市和乡村变得丑陋、畸形。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有50%的湿地消失，多处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一米。两千多年来，皇帝和贵族们为了追求闲情逸致不惜挖湖堆山，竭尽奇花异木之能事，在城市中创造了一个个虚假的桃花源。丰产而美丽的“桃花源”被帝王和贵族们阉割的只剩下美艳的空壳，如同他们阉割少女和太监一样。有用的灌渠和丰产的水塘变成园林里装饰水景；水池里放养的是畸形的金鱼；良田转眼变成了无用的观赏草坪；绿色的丰产作物和乡土植物被金色或黄色叶子园艺品种和奇异的花坛代替；招摇的牡丹和玫瑰淘汰了蔬菜和草药。为了制作盆栽，健康的树被致残、肢解、扭曲。“精致”的太湖石被点缀在大街上；就连桃树也只让开花不让结果。像小脚女人一样，这些风雅的城市装饰不再生产，却耗尽物力和财力以维护其生存。它们被浇水、修剪、除草，以及无尽的人工再造。随着主人的日薄西山，大多数历史上的“大花园”都很快地消逝了。少数现今仍留存下来的则需要不断的维护。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艺术、音乐和舞蹈都是“不事生产的”——但物种的繁衍却需要生产。我不是说以上的艺术形式都会灭绝，我也无意贬低生活中审美和享乐的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生态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造的自然环境必须、也将采纳一种新的美学观，这一美学观要求我们学会欣赏具有生产能力、能够维持生态的事物。我们渴望脱离实用价值的美，但这一心理渴望正在——也应当——减弱。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生存正面临着威胁。浪费，不说它违背道德，至少也令人憎恶。事实上有很多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可供我们审美。

　　2. 从乡民到市民，以及生存的挑战

　　人们大规模地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还是近来才有的现象。今天，城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00年的13%上升到了1950年的29.1%，再到了2005年的48.6%。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0%（49亿）。到2050年底，超过60亿的人，全球人口的2/3，将居住在城镇和城市。

　　195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国的城市化得益于农业的发展获得的剩余价值，且其城市化率勉强达到10% （1950年达到了13%）。到2009年底，13亿的中国人口中约有45%是城镇居民。每年中国有1300万人迁移到城市。据联合国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将持平。

　　由20世纪前享有特权的少数都市人根据美学标准经营起来的景观，现在受到了大众的追捧，他们的祖先世代农民，生生世世都在挣扎着要变成城里人。这些新城市移民就像那些缠足的农村姑娘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在肉体和精神上变成贵族。当代的中国景观、建筑、城市设计，清晰地反映了普通大众想要变成贵族的愿望。

　　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之前，中国的装饰性景观和城市设计，透过典型的欧洲巴洛克景观设计和装饰性花园，照射出了享有特权的市民阶层的集体愿望。黄金地段变成了新开发的城市居住区和公共场所。后乡村时代继承的关于城市性的理念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大地景观。粗粝、野性的河流被渠化和硬化，铺上了大理石以使其“高雅”而“现代”。富有乡村气息的湿地被喷泉和整洁的人造池塘所取代。“杂芜”的原生灌木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外来的装饰性的园艺植物；原生的植草被修整一新的外来草坪所取代，在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每一平方米这样的草坪就要消耗超过一立方米的水。

　　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将消耗全世界水泥产量的一半，钢铁产量的30%多。难道这是让一个农业国走向城市化必须的吗？不尽然，因为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一部分浪费在了破坏、控制“芜杂”的自然以及创造装饰性景观和“标志性”建筑上了。可举的例子包括奥林匹克公园，浪费大量钢材的鸟巢体育馆，耗费巨资、堪称“奇观”的CCTV大楼，以及耗噬巨能的国家大剧院。漂亮的鸟巢消耗了4万2千吨钢（约莫每平方米500公斤钢材）。CCTV塔楼每平方米消耗了近300公斤钢材，就钢材花费来说，它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建筑。2008年奥运会期间，千百万美耗费在了装饰性的花坛：据不完全统计北京街头为迎接奥运的立体花坛有500多座，其他各类花坛更无以记数，所用的盆花约上有亿计。其他城市如青岛就有2000万盆。想象一下，要是换成一亿棵树，北京的空气会有多大的改善啊，将会吸收多少吨碳啊！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都戴上了装饰帽：有的楼顶象莲花，有的楼顶像水仙，有的是麻花，有一个楼顶是改锥，还有一个楼顶是飞碟…… 这些无用的饰物，如同古代小脚和玛雅人的扁头，在美化的名义下，让城市充满无用而丑陋，同时排放没有必要的碳。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城市美化运动”（其实叫“城市化妆运动”更确切），城市设计、景观和建筑艺术在“小脚美学”的指导下，塑造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风格、或是毫无意义的形式和恢弘的异域情调，如此也让我们的建筑和城市艺术终于迷失了方向。这些形式的作品在排放大量的碳的同时，加剧了环境的退化。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1%，但土地和淡水只占了世界的7%。中国660多个城市中，2/3缺乏用水；75%的河流和湖泊被污染。在北方，沙漠化的危机已经凸显。过去50年，中国50%的湿地已经消失。作为规划和设计者，我们该秉持怎样的价值理念？全球和地区的各种情势迫使我们须将艺术和维持生存、培育土地、保护物种结合起来，装饰物应让位于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一种新美学——大脚的美学，一种低碳的美学。

　　3.低碳美学下的新桃源憧憬

　　在这样的美学下，未来的城市当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当今的城市和建筑都是不可持续的，很快将成为过去时，我们城市的巨型建筑、宽阔的马路和停车场以及巨大的城市广场，高度工程化的市政管网，都将被我们的后代所不解和耻笑，并被当作愚昧和荒诞的历史来凭吊。

　　未来的城市是新桃源城市，或新田园城市。确切地讲是低碳或零碳的城市，是生产性的城市，更是节约型的绿色城市。雨水不再通过市政管道排出，而是被留到城市的鱼塘中或补充地下水；街道上的绿地里长满庄稼和果树，不再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园林花木；稻谷和高粱在社区和学校的绿地中生长、成熟，在成熟的季节里，鸟兽和人类共同在那里收获并欢庆丰收；建筑有会光合作用的表皮构成，屋顶是养育池，不但保温节能，而且生产食物；城市地下室是巨大的蘑菇工厂，繁育最富营养和健康的蘑菇；当代一些巨型建筑和城市空间及大马路将被改造成新田园景观，在供人们凭吊20世纪荒诞建筑和城市景观的同时，为新田园城市提供绝好的生产和游憩场所：比如CCTV大楼是一个立体农、牧、渔业的复合系统，大裤衩的洞里会安几个风力发电机，利用其风动效应；国家大剧院则利用其无比的温室效应，被改造成巨型热带、亚热带温室，生产各种瓜果，地下室发蘑菇；鸟巢是国家菜市场，其巨大的钢构可以用来悬挂各种容器，形成空中菜园；天安门广场可以改造为向日葵田野，在生产油料的同时，让全国人民有机会体验朵朵葵花向太阳的意境；交通工具是高速干线，连接一个个紧凑型的步行社区，那里只需要随处可拾的自行车来解决交通。当今的大量的停车场可以用来种小麦和菜园，或挖成收集雨水的鱼塘。这种新田园城市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不是乌托邦，而是新美学下的生存艺术。

　　4. 低美学的实践案例

　　4.1低碳城市的空间要求：建立生态基础设施，让自然做功——北京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案例

　　在土地极其有限、保护与发展压力同样巨大的形势下，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城市的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尽可能大地让自然做功，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建设用地，是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效途径，也是低碳城市的最本质要求。以北京市为例，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GIS技术，通过对水文、地质灾害、生物、文化遗产和游憩过程的模拟和分析，判别维护上述过程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构建不同安全水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特别是界定最低安全标准下的景观格局。并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刚性框架，模拟北京城镇扩张格局。


图1北京市生态基础设施


图2基于中安全水平生态基础设施的北京城市空间格局

　　4.2 解开自然之大脚，与洪水为友的“低碳”防洪：浙江永宁江案例

　　在中国大江南北的所有城市，水利工程用水泥和钢筋扼杀了河流水系的生命，如同旧社会妇女脚上的裹脚布，彻底破坏了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而这个过程又耗费了大量的能量和材料， 使人类维持生存的成本大大提高。在浙江永宁江案例中，设计师把一个以防洪为单一目的的硬化河道，用最经济的途径，恢复重建为充满生机的现代生态与文化游憩地，同时满足蓄洪防洪要求。永宁江公园的核心思想是用现代生态设计理念来形成一个自然的、“野”的底，然后在此基底上，设计体现人文的“图”；基底是大量的、粗野的，它因为自然过程而存在，并提供自然的服务，而“图”是少量的、精致的，它因为人的体验、和对自然服务的接受而存在。被水利工程硬化的长达2km的永宁江水岸被砸掉，并被恢复了自然形态，沿岸湿地系统得到了恢复并完善；形成了一条内河湿地系统，对流域的防洪滞洪起到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大量应用乡土野草进行河堤的防护，在滨江地带形成了多样化的生境系统。这个工程不但用“低碳”工程解决了防洪问题，同时，倡导了野草之美的低碳美学。


图3 永宁江原有的、“高碳”的水泥河堤

图4 砸掉水泥堤后，通过生态设计建立的永宁江“低碳”的生态河堤
4.3 场地与材料再生和再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低碳设计”: 中山岐江公园案例

　　在以GDP衡量城市实力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无情的拆毁城市旧有的建筑，过去的城市变成“一张白纸”，然后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结果是城市记忆的消失和大量劣质建筑之盛行。大量的碳由此被排放。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则以场地与材料的保留、再用和再生为途径，实现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低碳设计。”

　　（1）保留：场地为一个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旧船厂遗址，过去留下的东西很多：从自然元素上讲，场地上有水体，有许多古榕树和发育良好的地带性植物群落，以及与之互相适应的生境和土壤条件。从人文元素上讲，场地上有多个不同时代船坞、厂房、水塔、烟囱、龙门吊、铁轨、变压器及各种机器，甚至水边的护岸，厂房墙壁上“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对所有这些“东西”以及整个场地，设计师们都逐一进行测量，编号和拍摄，研究其保留的可能性，实现尽可能的保留。

　　（2）再用：原有场地的“设计”毕竟只反映过去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当时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从艺术性来讲，这些与现代人的欲望和功能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加以提炼。所以，有必要对原有形式和场地进行改变或修饰。通过增与减的设计，在原有“设计”基础上产生新的形式，更充分地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3）再生设计。原场地内的材料，包括钢材、乡土物种等，都可以通过加工和再设计，而体现为一种新的景观、满足新的功能。经过再生设计后的钢被用做铺地材料，乡土野草成为美丽的景观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