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 资讯中心 > 时评 > 正文 战后60年的台湾“日据情结” 2005年10月25日 16:09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特约撰稿员 郭宏章（发自台北）2005年八九月间，正当全世界纪念二次大战结束六十周年时，台湾这个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岛屿，却气氛怪异，除了“国史馆”举办的《台籍老兵的悲歌—终战六十年》的新书发表会勉强算是官方活动之外，台北只有一场由龙应台基金会主办的“太平洋战争结束六十周年的省思”国际论坛，反思大战结束的历史与遗留的问题。此外，民间还有台籍慰安妇代表在台湾妇女团体声援下，向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递交抗议信，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又迟迟不肯向慰安妇道歉跟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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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60年的台湾“日据情结”
2005年10月25日 16:09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特约撰稿员 郭宏章（发自台北）
2005年八九月间，正当全世界纪念二次大战结束六十周年时，台湾这个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岛屿，却气氛怪异，除了“国史馆”举办的《台籍老兵的悲歌—终战六十年》的新书发表会勉强算是官方活动之外，台北只有一场由龙应台基金会主办的“太平洋战争结束六十周年的省思”国际论坛，反思大战结束的历史与遗留的问题。此外，民间还有台籍慰安妇代表在台湾妇女团体声援下，向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递交抗议信，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又迟迟不肯向慰安妇道歉跟赔偿。
这种没有官方纪念活动的情形，完全不像2000年前国民党政府治下的台湾。那时，每逢抗战纪念，政府总会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开始，展开一连串官方活动。8月14日还被定为“空军节”，是纪念抗战时的中国空军对日第一场空战大捷，军方还会动员战机进行飞行表演。
这种反差，当然跟民进党执政后台湾与日本官方互动的关系与国民党时代大不相同有关，但客观说来，也跟台湾人民近百年来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有相当大的关系。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
从公元1894年日军发动“甲午战争”的前哨战—丰岛海战起，日本就开始在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的约定下，展开了对台湾、澎湖等地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
事实上，为了殖民的利益，在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早已派出许多人员以各种名义来台，对台湾的环境与各种资源着手调查。所以台湾一到手之后，日本官方就逐步依照日本国内需求的优先级，展开交通建设。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木材、蔗糖、樟脑油、硫磺，还有北台湾的金矿、铜矿与煤矿等天然资源，都需要快速而安全的运输，因此日本当时技术发展最成熟的铁路，很快在台湾推动起来，连糖厂外围的甘蔗田也都有“小火车”的轨道。同时配合基隆与高雄两大港口的建设，这些重要物资就被装载上轮船，送回日本。
随后，为了通信与殖民统治管理之便，台湾也发展了电信线路的铺设以及广播电台的架设，并建立了南北重要城市地区的电力供应。其后为了向太平洋各地侵略，日本更在台湾建立了多个海空军基地，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还继续沿用并扩建。
以上这些现代化建设，虽然初衷是为了殖民，但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在日本军警的高压逮捕与追杀下，台湾的抗日行动渐渐后继无人，治安状况变得良好，再加上地缘与日本相当接近，日本国内舆论也希望把台湾变成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因此各项建设从城市逐渐延伸出去，最后变成了收买民心的资源。甚至殖民后期派到台湾的殖民长官，因为基础建设都已完成(台北市甚至已有自来水管网)，便积极促成皇族来此度假，藉以肯定治台的功绩，让官运更为亨通，可以回到日本国内高升。
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接受日方代表签下投降书的地方“中山堂”，是个仿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其实当时叫“公会堂”，原本是为了接待日本皇太子来台游览、专为接风宴会而建的接待厅，但皇太子行程一直顺延，到了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承认战败、无条件投降为止，这个公会堂始终没有发挥日本人原来设计的功能。
逾半世纪的“皇民化”培养
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经历了长达半世纪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居民，年长者可能还保有对“祖国”的向往，但在日据时代出生的台湾人，已被日本官方大力推动的“皇民化”教育“洗脑”为新一代台湾人，甚至如同“日本子民”一般发自内心地希望效忠天皇。
日据初期，原本也有不少坚持学汉文、讲汉语、有高度民族意识的台湾人，不过在物换星移之后，“皇民化”渐有成效。加上当时仍属农业社会的台湾，因为殖民地的部分工业与公务系统需要当地人才的参与，渐渐释放出不少待遇稳定的就业机会，要获得这些机会都须通过日语能力考试，过去以耕读持家准备科举的台湾年轻人就此被吸引过来。
之后，在中国大陆持续战乱的情势下，被殖民的台湾人除非潜逃到大陆，否则几乎都接受了新的社会结构。久而久之，台湾居民多多少少对“旧祖国”中国的认同感远不如对日本这个“新母国”。
殖民不但令台湾的政治、经济与产业结构改变，衍生出来的文化价值也发生了变化。甲午战胜的“大和文化”压过了败阵的“汉文化”，台湾人民穿起了和服、学日文，日本人设立的广播电台天天播放的是日文歌曲，连婴儿出生后，妈妈唱的都是日本儿歌与摇篮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头，李登辉称他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的说法，其实并不夸张。
就拿全世界男人聊天时最会引以自豪的从军经验来说，抗日时期家乡在中国大陆的男子，不是加入国民党军队，就是投身“八路军”或游击队抗日，但在台湾这个被日本高压封闭的殖民地，已被“皇民化”洗脑的台湾男人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就只会选择（也只能选择）当“皇军”，去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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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60年的台湾“日据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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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同”动摇，但“中国意识”难建
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这种所谓“报国”的主流意识，一直到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节节进逼太平洋诸岛，美军轰炸机的炸弹炸到台湾的土地上，炸死了亲人或朋友，才有台湾人惊觉，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够保护自身在这块土地上的利益，认同感才再度被动摇。
但是整整51年的殖民过程，其中发生的各个历史事件，包括日本带给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与皇民化教育，都化作爱恨交织，让台湾人民对于“国家”的概念，一直很难简单地用“选择中国”与“选择日本”这样二分化的逻辑来决定。
1945年夏天，两颗原子弹彻底摧毁了日本天皇与军阀们建立“东亚共荣圈”的梦，但是，与美英法俄同盟的中国获得惨胜之后，虽说是“光复台湾”，却无法派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来接收台湾。除了当年10月15日以战胜国姿态来台湾接受日本降书的何应钦等人之外，接收的主力部队由大陆搭船抵达北台湾最重要的港口基隆港，引颈期盼的台湾人，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张灯结彩，但却目睹船上下来了一批穿着草鞋、肩上披挂着锅碗瓢盆、服装破损的残兵败将，部队进驻台湾各地后，军纪更是涣散，骚扰居民事件时有所闻，甚至还有人会强占民产。当时的长辈往往会警告妇女别靠近这群“兵仔”，以免遭到性侵害。
奉命来台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形象和51年前日军占领台湾时的兵强马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国家”和“民族大义”这两个沉重的名词，顿时都化成前途茫茫的问号，社会气氛也从胜利时的高峰，像是被泼了盆冷水，台湾人的心都凉了，于是也在台湾埋下了“2·28事变”溅血全台的不幸种子。
1947年，国府接收台湾的第二年，台湾社会充分感受到大陆内部动乱的震波，不安气氛弥漫全台，再加上原本的社会体系被破坏，日本撤退时没有采取真正的焦土政策，但由于国府的接管做得并不好，使得日据后期的良好治安在光复后荡然无存。
国民党军队与驻台官员的胡作非为，让已经做了将近五十年顺民的台湾人民相当失望，有识之士纷纷在台湾的报纸上提出建言。但当时的蒋介石还认为可以借助美国的帮助清剿中国共产党，稳固政权，因此对台湾的认知和当年的清廷几乎完全一样，就是有如“鸡肋”可以随情况而割舍的一块边陲领地，对台湾人的心声并不看重。这种心态被台湾人看透，“2·28事变”就在一次查缉私烟的事件中，被擦枪走火地引燃了。
由于1911年革命党辛亥起义成功、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极力宣传自身的民主共和成就，台湾人在殖民高压统治下，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多半局限于宣传资料，遂对入台的国民党政府期望太高，以为可以用民主方法跟蒋介石沟通。他们完全没想到，在“2·28事变”的民乱中，以民主精神的议会政治方式来极力协助稳定台湾局势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台湾仕绅们，却在事变后期被国民党视为叛乱势力，委员会成员多遭到非法逮捕跟虐杀，后来增援的正规军还在台湾各地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台湾人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彻底心寒，但为时已晚，只能再度接受“外来政权统治”的宿命。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面对共产党拿下整个大陆的气势，为了稳固政权，年年举办盛大庆典庆祝对日抗战的胜利，催眠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民。原本不应该有所分别的台湾人与外省人，却在1947年的惨剧之后，成了互不兼容的两个族群，再加上白色恐怖的“清乡”，有枪杆子当靠山的外省人，不只瞧不起台湾人，还运用权势，巧取豪夺台湾人的资产，甚至把眼中掠夺的对象列为“匪谍”，打入大牢，罗织罪名，往往是陈尸在台北淡水河边的“马场町”刑场，家属连一张判决书也拿不到。后来恐共症益发严重，连外省人也自相残杀，互相陷害，官方数字冤狱者数以千计。面对这种互不信任的社会气氛，恐怖统治的恐惧和压力使得人性寻找出口，经历过日据时代“好日子”的台湾人，只好偷偷回忆战前的美好时光，偷偷唱日本歌，甚至当过“皇军”或羡慕皇军威风的人还收藏起当时的军服军帽。这种情结，不是一路从中国大陆“抗日剿匪”到台湾来的国民党军队或军眷可以想象的。
民进党亲近美日，回避历史
战后60年，日本经济迅速繁荣壮大。而台湾在近50年的政经发展中，由于地缘政治跟冷战的影响，的确跟日本、美国更为亲近，科技产业极度依赖美日两国的研发，政治发展以美国的利益为指导。尤其台湾在美国积极促成民主化的浪潮中，自成一格地完成了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借用“中华民国”体制，在直接民选“总统”选战中获胜，“自行治理”台澎金马地区。
反观大陆与台湾，却在冷战当中分属不同阵营，对峙了50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敌对状态让两岸的政界与民间人士，都无法撇开过去的仇恨与可能再度发生战争的阴影，来理智地面对问题。
冷战结束后，西太平洋的局势却并没有真正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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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人对抗战历史的认知
今天的台湾人，由于年龄与经历的不同，对于“抗战”这个字眼呈现出认知上相当大的分歧。
以笔者家庭为例，笔者是1960年代末期在台湾出生的所谓“本省人”，听过祖父母对日本人占领台湾时治安良好的称赞，而且他们对于日本人较没有感受到“迫害感”，因为他们在日据初期还是孩子，对高压铁腕没有直接受害的经验，之后反而享受到建设的成果。
父母亲一代，刚好在二战开始前后出生，但大多只因为日常生活的物质缺乏稍有受苦，又因为见识到国民党军队来台造成的“2·28事件”与白色恐怖，便对声称“抗战功劳全部属于我”的国民党只能不太甘愿地接受，为的不是所谓“民族大义”，而是面对国民党“党国不分”的体制，想要“有奶喝”就要入党。顺之者昌，于是只能接受国民党对抗战史“光复台湾”的片面诠释，也就是不提共产党的贡献，只强调“共产党是有包藏祸心的利用抗战壮大自己”之类的说法。
而到了笔者的这个时代，思想成长期刚好遇上了蒋经国执政末期，容许民进党成立，开放党禁、报禁，地下党外杂志跟龙应台的《野火集》的敢言批判，让这一代渐渐因为接触到更多不同于国民党版本的部分史料，对于“光复”、“抗战胜利”的官方主流看法持保留态度。这也使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七七抗战”的各种纪念活动并不热衷，连带逐渐使抗战历史成了“亲国民党”人士专属的“符码”。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就开始改以“终战”二字取代“抗战”的字眼，即使举办纪念活动，也只是强调台湾人被日本人强迫参战的无奈以及台湾人到大陆从军成为国共内战的牺牲品。这正是从“本土”角度出发的历史观，当然比较迎合台湾人关心现实生活的生活重心，不过这不能代表全部台湾人的认知。
因为许多现在的台湾家庭，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族群对立已经淡化，“外省人”跟“本省人”的嫁娶通婚早已十分平常，“大陆新娘”也让台湾族群更趋多元。所谓的“外省人”只会在选举时会被部分政治人物文宣操作刻意区分，一个家庭里存在多种历史观和看法都不稀奇，互相尊重彼此差异，少有因此而冲突或不愉快的。尤其是笔者一代，享受父执吃苦而奠下的家庭基础，再怎么对“官方说法”质疑，也会把长辈们的经历当成对战争历史诠释的重要参照。对于“慰安妇”与“台湾日本兵”的悲惨战争受害者经历，也都觉得相当沉痛。
对于他们来说，纪念“抗战”也好，缅怀“终战”也行，尊重彼此的历史记忆，记取战争的教训，谴责侵略者的暴行，以和解与沟通来解决争议跟歧见，才是二次大战结束一甲子给自己最重要的历史资产。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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