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