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统宅居 “助人伦 成教化” 的建筑思想
☆ 670716
一般都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哲学是重人生、重伦理，“助人伦，成教化”被规定为从文学艺术到绘画、音乐等广大艺术领域中的现实功利价值。其实，这些思想在潮州民居中有着观照，但却没有完全受儒家这种信条的束缚。实际是妥善观照了伦理道德观念及现实生活的种种需求。
《荀子•礼记》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敬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传统堪舆理论也追求天、地、人(三才)的协调，符合了“礼之三本”的目标，特别是对祖宗崇拜。又使得堪舆理论被儒家之正统所认同，住宅的“助人伦，成教化”的宗法礼制规范系统与堪舆理论相结合。如住宅朝向，道路与住宅的关系，住宅与住宅之间的关系等。堪舆理论有一套系统去加以规定，而同时又体现着“助人伦，成教化”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住宅内部要有堂有厅，体现着家庭中的秩序与规范等等都与封建宗法礼制的需求相符。
堪舆理论注重住宅，视宅为“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这与儒家重人生、重伦理是一致的。“阴阳之枢纽”表达住宅是“生”的处所，是“生”的体现，自然规律的表达。“人伦之轨摸”则说明居住的社会效用和价值的迫求，以及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认同，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环境的审辨与规定。所谓规定，就是在自然或社会存在中确定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位置，获得存在的住所，所谓价值即人赋予环境的意义，是所谓认同，人与环境相同一，人对环境的审美，人对环境的“归属感”。汉代刘熙《释名》论宅：“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其“择”“吉”就借居住与社会环境的审辩、规定和审美，堪舆理论则更为明确地认为“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传统社会伦理观念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由这“正家、而天下定矣”的定向，于是有宅居模式的普适性，传统建筑文化的一大特色，即各类建筑均表现出与宅居模式的同构现象，但在传统建筑中，如“助人伦，成教化”等理念影响，或许可揭示潮州传统建筑文化现象的底蕴。嘉庆《澄海县志》曰：“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宗祠是维系族人、举行宗族活动的纽带，也是衡量宗族实力的窗口。它在强化封建礼制上的作用与影响不言而喻。在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百凤朝阳式宅院、门厅会客、后厅设龛祭祖、中厅可行各种大礼；中厅西侧大房，乃家长之居室，前院为客房，后院为内眷，火巷排屋则为族人、佣人之住所，这种格局，切实地体现了父权统治，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伦理秩序，即便是最基本的“下山虎”、“四点金”，上厅正屋，一定要高于下厅，大房的纵深长度也一定要超过下房，上下的尊卑等级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在民居建筑中，强调“礼序也、“礼别异，卑尊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视宅舍宫室为”礼之具也”，具体到门庭，毗屋、截路分房，穿宅之法和堪舆理论相观照，具体而微地将社会居住秩序，礼制伦常观念同建筑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形成了潮州传统民居浓郁的礼制伦理色彩，形成“助人伦，成救化”的道德风范。
在潮州还有一现象是很引入注目的，即潮州城镇的街道很狭窄，这样现象在北方城镇中极少见到，潮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特别在明代）是极为发达繁荣，人口密度极高，加之城镇面积相对北方城镇小，街道狭小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潮州一直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变化，而“助人伦，成教化”之观念较北方要淡化，人们更重视对物质的追求，导致潮州的民居有着更为灵活的住宅平面布局，加之以商品市场的活跃，整个城镇面貌呈现一种活泼、错落、丰富的风貌；由于主要交通工具不是北方用的车、马车，故潮州的道路可不按照“经涂九轨”的礼制来建设，而是依据人行、人挑但而行和人流的多寡来建造，这些即可看到潮州道路曲直布局自由，尺度狭小又符合使用要求，且从中也体现出一种由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就的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摆脱”助人伦，成教化”的趋势，但又观照“约定俗成谓之宜”的传统伦理观念。在没有以法为准统一规划的潮州，潮州表现出的丰富有序，生机盎然的景境，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由商品经济思想与“助人伦，成教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复杂的融合，它在处理城镇规划、宅居邻里关系，宅居的私密性、识别性，等诸方面有着缜密细腻的考虑。以及“阳宅外形”等这些堪舆理论所观照的方面相协调，有效地调节着环境和居住生活的多个方面，形成一种社会认同的社会性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