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使我们蒙受极大的苦难,但是,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因此他们不应负起责任。” 本月中,中国总理朱(金容)基访日期间,曾就日本侵华史的敏感问题发表评论,并提出上述见解,对日本人来说,这原是老生常谈,陈腔滥调,不过,由于中国老是重复这种“似是而非”的立场和见解,结果是姑息了日本人,今天,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徒子徒孙,甚至连一些老百姓也开始对军国主义恋恋不舍,大肆推销“侵略有功”论和为甲级战贩与“军神”涂脂抹粉,洗脱罪名。 不消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理应有大国风度,宽大为怀,更重要的是,面对超级霸权的美国,中国需要“联日抗美”,这可说是中国21世纪的世界战略之一。因而战争责任问题与21世纪中国“国权”是否存在,中国会否在美国的民×及人权巨浪中四分五裂?孰重孰轻?孰大孰小?中国把秤锤置于后者之上是顺理成章的。×国政府需要深谋远虑,其结果是造成它在战争问题上把自己的视线模糊了,同时也致使日本军国遗臣得寸进尺,越来越嚣张,甚至把战争责任推给受害者! 因此,如从这观点来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把日本战犯轻易放过,乃至毛澤×与周恩来以“加重日本人民税务负担”为理由而放弃日本应作出的战争赔偿,可说是为今日两国对战争问题的评价种下了祸根。 毋庸置疑,日本是应对战争、对历史负责任的。狭义来说,那是指战时国际法上的战争责任,甲级战犯被判绞刑即其一例。广义来说,这不单指侵略战争,也应包括军国主义统治造成的祸害的责任。 人人应负道义责任 至于道义上的责任,即使是不会被追究政治责任的行动、身分或地位,也得负起。总之,在战争中得过好处者均应负起某种程度的道义责任。有些日本人还主张,即使在战争时期,对它不作抵抗的日本同胞,也应在战后负起道义责任。由此推论,1 亿2000万的日本人人均负道义责任。 由此可见,朱(金容)基的“责任”观,一可解释为他与×国政府宽容大量,慈悲为怀,因而不究既往,放日本人一马。但也可理解为那是“外交辞令”、“政治发言”,跟中国老百姓看法不同。当然从日方来看,正如上述,这方面的责任至少应有道义上的,而且应出于本心,由衷之言,朱(金容)基怎可讲无责任和不必负起呢? 实际上,战时日本老百姓的战争观又如何?是否对侵略战争有意无意加以袒护支持,参加了黩武主义者并吞邻国的阴谋? 相信日本人不会也无法否认的是,在“天皇乃神”、“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当时的宪法明文规定)”的环境与氛围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自我陶醉于黩武主义编选的神话故事中,南京与新加坡沦陷时,日本老百姓高举太阳旗、高喊万岁、提灯游行、煮红豆饭庆祝,在课室里的大地图上的两地插上红头图钉……。精神上与行动上早已跟战争贩子、军国主义站在一起,融合一体! 当时日本兵出外侵略他国时,他们的妻子或母亲例必送他们一块“千人针”(在一块布上由1000个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等于间接鼓励他们去侵略他人。42年2 月由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与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合并的“大日本妇人会”也通过防空训练,收集废物,增加储蓄等手段对战争提供合作。妇女们尚且对军国主义如此卖力,日本男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不幸的,今天,在长时期的严厉管制下,日本的愚民政策发挥巨大力量。近年日本教科书大力纂改历史事实,把南京大屠杀改成南京“事件”,不提“慰安妇”与日军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大罪即明证也。在利益诱导下选举了许多不承认战争责任、集体正式参崇奉甲级战犯为神明的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以及含血喷人,口出狂言的小说家石原慎太郎为东京市长也是另一个例子。最令人感叹的是,日本老百姓中,许多人都在思想上请假了,不愿在战争问题上分清是非黑白,不愿对军国主义展开批判,以致让军国遗臣们得逞。 当然,日本老百姓也不至于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毕竟也有其先进的一面。即使在战时军国主义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时期,日本也存在着一股反战运动。中江兆民的“非武装中立”论就是其先驱之一。目前头象印在千元纸钞上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等文学家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思想的重压,也站稳人道主义发表作品。当然,左派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直到今天,这股势力仍发挥作用,例如每年到东南亚收集受害证言的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便是其活跃分子。只是右派压倒左派,右倾翻案风日益炽烈之下,左边却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政府无“自诤”能力 近年来,日本人也成立多个民众法庭追究责任,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政府无“自诤”能力,即使开审,法官也忘了司法独立而偏袒政府。早在82年,一个叫中野宪法会议的和平组织先后上演过审判战犯的戏剧和成立了中野区区民法庭,并邀请当过兵与军医(曾解剖生人)的人士谈战时经验以供证。88年又有一个叫“亚洲民众法庭筹委会”的组织诞生,更进一步对战争犯罪追究真相,证明了日本人并非全部埋没良心,忘记羞耻。只是这些正义派又该怎样面对反动派翻案
“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使我们蒙受极大的苦难,但是,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因此他们不应负起责任。” 本月中,中国总理朱(金容)基访日期间,曾就日本侵华史的敏感问题发表评论,并提出上述见解,对日本人来说,这原是老生常谈,陈腔滥调,不过,由于中国老是重复这种“似是而非”的立场和见解,结果是姑息了日本人,今天,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徒子徒孙,甚至连一些老百姓也开始对军国主义恋恋不舍,大肆推销“侵略有功”论和为甲级战贩与“军神”涂脂抹粉,洗脱罪名。 不消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理应有大国风度,宽大为怀,更重要的是,面对超级霸权的美国,中国需要“联日抗美”,这可说是中国21世纪的世界战略之一。因而战争责任问题与21世纪中国“国权”是否存在,中国会否在美国的民×及人权巨浪中四分五裂?孰重孰轻?孰大孰小?中国把秤锤置于后者之上是顺理成章的。×国政府需要深谋远虑,其结果是造成它在战争问题上把自己的视线模糊了,同时也致使日本军国遗臣得寸进尺,越来越嚣张,甚至把战争责任推给受害者! 因此,如从这观点来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把日本战犯轻易放过,乃至毛澤×与周恩来以“加重日本人民税务负担”为理由而放弃日本应作出的战争赔偿,可说是为今日两国对战争问题的评价种下了祸根。 毋庸置疑,日本是应对战争、对历史负责任的。狭义来说,那是指战时国际法上的战争责任,甲级战犯被判绞刑即其一例。广义来说,这不单指侵略战争,也应包括军国主义统治造成的祸害的责任。 人人应负道义责任 至于道义上的责任,即使是不会被追究政治责任的行动、身分或地位,也得负起。总之,在战争中得过好处者均应负起某种程度的道义责任。有些日本人还主张,即使在战争时期,对它不作抵抗的日本同胞,也应在战后负起道义责任。由此推论,1 亿2000万的日本人人均负道义责任。 由此可见,朱(金容)基的“责任”观,一可解释为他与×国政府宽容大量,慈悲为怀,因而不究既往,放日本人一马。但也可理解为那是“外交辞令”、“政治发言”,跟中国老百姓看法不同。当然从日方来看,正如上述,这方面的责任至少应有道义上的,而且应出于本心,由衷之言,朱(金容)基怎可讲无责任和不必负起呢? 实际上,战时日本老百姓的战争观又如何?是否对侵略战争有意无意加以袒护支持,参加了黩武主义者并吞邻国的阴谋? 相信日本人不会也无法否认的是,在“天皇乃神”、“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当时的宪法明文规定)”的环境与氛围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自我陶醉于黩武主义编选的神话故事中,南京与新加坡沦陷时,日本老百姓高举太阳旗、高喊万岁、提灯游行、煮红豆饭庆祝,在课室里的大地图上的两地插上红头图钉……。精神上与行动上早已跟战争贩子、军国主义站在一起,融合一体! 当时日本兵出外侵略他国时,他们的妻子或母亲例必送他们一块“千人针”(在一块布上由1000个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等于间接鼓励他们去侵略他人。42年2 月由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与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合并的“大日本妇人会”也通过防空训练,收集废物,增加储蓄等手段对战争提供合作。妇女们尚且对军国主义如此卖力,日本男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不幸的,今天,在长时期的严厉管制下,日本的愚民政策发挥巨大力量。近年日本教科书大力纂改历史事实,把南京大屠杀改成南京“事件”,不提“慰安妇”与日军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大罪即明证也。在利益诱导下选举了许多不承认战争责任、集体正式参崇奉甲级战犯为神明的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以及含血喷人,口出狂言的小说家石原慎太郎为东京市长也是另一个例子。最令人感叹的是,日本老百姓中,许多人都在思想上请假了,不愿在战争问题上分清是非黑白,不愿对军国主义展开批判,以致让军国遗臣们得逞。 当然,日本老百姓也不至于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毕竟也有其先进的一面。即使在战时军国主义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时期,日本也存在着一股反战运动。中江兆民的“非武装中立”论就是其先驱之一。目前头象印在千元纸钞上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等文学家为了抵抗国家主义思想的重压,也站稳人道主义发表作品。当然,左派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直到今天,这股势力仍发挥作用,例如每年到东南亚收集受害证言的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便是其活跃分子。只是右派压倒左派,右倾翻案风日益炽烈之下,左边却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政府无“自诤”能力 近年来,日本人也成立多个民众法庭追究责任,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政府无“自诤”能力,即使开审,法官也忘了司法独立而偏袒政府。早在82年,一个叫中野宪法会议的和平组织先后上演过审判战犯的戏剧和成立了中野区区民法庭,并邀请当过兵与军医(曾解剖生人)的人士谈战时经验以供证。88年又有一个叫“亚洲民众法庭筹委会”的组织诞生,更进一步对战争犯罪追究真相,证明了日本人并非全部埋没良心,忘记羞耻。只是这些正义派又该怎样面对反动派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