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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右翼开始笑了，因为日本政府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向右转，小泉哭着和全世界说，都N年前的事了，为什么中国和韩国一直抓住不放呢。
　　
　　从1840到1980，中国人民是如何过来的，也许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才真正理解，期间我们也曾有过短暂的安宁，但幸福总是那么短暂，而太多的苦难，总是让我们心生仇恨。我们恨过英国人、恨过法国人，他们带来了二次鸦片战争，用西方先进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方的经过长年战乱平静下来的生活再度被打乱；我们恨过整个西方，八国联军让我们被列强瓜分，义和团也经不过是仇恨后的冲动，是那么原始；而我们更恨的日本人，这个和我们一样的东方小国，一个从中国身学去无数知识的日本，在近代用西方人的技术、用东方人的聪明，短短的几年就站到了西方的路线，难怪甲午海战大清会向这个看不起的岛国开战，而也就是这时，我们丢了旅大，918我们丢了东北，77我们的华北告急。
　　
　　西方人打了中国60多年，但打中国是为了钱和市场，顶多是租个地方用一用，西方人用西方人的方式和中国打着交道，不管如何，西方对东方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或说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而日本不同，日本太了解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而更清楚的政治，甲午海战只是日本对中国的试探，没有想到中国败了，这连中国自己都没有想到，从此日本知道了中国的真正实力，从那一刻，中国就在日本的版内划了一道道虚线，旅大、东北、华北、中国，一步一步走下来。
　　
　　在电影《紫日》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大骂日本鬼子的中国普通老百姓，面对日本人对自己亲人的杀戮，只能喊一声“**你八辈祖宗小日本”，而这一切都于是无辜，一个日本小女孩可以将中国人带入他们的包围圈，而中国人只能自己满眼的仇恨而无办法，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半年世纪的侵略史，让我们对日本充满仇恨，但这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许多的人眼里还只有仇恨，而仇恨背后的智慧和自信，却经常在盲目的自大中消失。时间转到现代、现在，日本向中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与100年前不同，这一次是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强大，尽管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远，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一次，日本更加聪明，更加狡诈，而中国如何不被日本牵着鼻子走，这才是中国人要做的，这是大智慧。
　　
　　日本人恨美国人，美国用原子弹炸了日本，日本老实了，日本装成了孙子，日本将仇恨化成了动力，80年代，日本用经济打得美国四面楚歌，而中国日本人走了，国共斗，国民党走了，自己斗，而对日本的仇恨却没有变，但这么多年，除了仇恨，我们却很少看到提升我们自己的东西，在日本新一轮的经济战争中，我们已经输了，在下一轮的领土战争中，我们如何保证，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多的需要智慧，需要情感与理性的结合，不卑不亢。抑制日甚一日货是个人行为，只要我们想去做，但打砸日本企业是违法行为，网路上我们的核平日本只能是情绪，但大规模的情绪却让政府在外交上不断被动。而日本人在背后正在偷偷的乐着。
　　
　　68年前的一枪，打开了日本全面进军中国的第一枪，当今天我们最多人随着日本右翼的思路在讨论谁打枪第一枪时，真正在笑的是日本右翼，而我们国人在对待历史的似是而非的态度与我们的史学家面对政治意识形态而有意让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模糊的同时，真正在笑的是日本右翼，我们没有日本人的严谨态度，对待历史，我们回避的太多，对待现实，我们回避的还是太多，而真正可以让我们将仇恨化为动力的源头，我们找不到，我们找到的更多的是原始的冲动与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当我们许多人抵制时，我们就开始抵制了，当我们太多人说上街时，我们就上街了，当我太多人说日本人坏时，日本就坏了，但无论如何，日本还在好好的存在着，日本在向海外派着兵，日本在申请着入常，日本在蚕食着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在看不起中国人，这一切的一切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从来就没有战胜过日本，而我们面对这种日本人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蔑视，心中之情可想而知，这种民族仇恨之复杂纠缠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而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之种种悖论又让这种仇恨不断在自身与外界的情感中放大。这就构成了罗刚事件、珠海事件、西大事件的放大，网络又将这一切进行着推波助澜。
　　
　　今天，在七七事变68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却做的是要反思我们的历史，面对我们的现实，有建设性的开拓我们的未来，历史不相信眼泪，现实不相信眼泪，未来更不相信眼泪，只有仇恨的民族将永远是卑微的民族，我们需要的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化仇恨为动力，去全民族的努力，向日本一样静下来，少说多做，用自强去换取自尊，用努力去换来尊重，用智慧去换来强大。

写的好啊！！！！！！！！！！！！！！！！！！！！！！！！！！！！！！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自1874年出兵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1879年，侵占本属中国领土的琉球；1894到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中国台湾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出兵最多，随后，它通过《辛丑条约》取得了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兵权；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1927年6月27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要》。会后，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上，法西斯成为全人类的公敌，世界性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斗争转变为法西斯力量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随着德意日法西斯日趋一日地走向结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多年努力确立的世界和平体系已土崩瓦解，国际社会的秩序已经失去了国际条约的控制，法西斯侵略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到了1936年，法西斯国家行将发动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在全球的上空。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把6年前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残存的一点和平幻想彻底破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反应。

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思想，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机唤醒了沉睡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无情的战争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偏乡僻壤的全中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

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如火如荼。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对手是空前觉醒的中华民族，所以这就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华民族则一天天开始复兴。卢

没人顶？
是不了解？是淡忘？是麻木？是无动于衷？

只有仇恨的民族将永远是卑微的民族-----我们的下一代，仇恨都没有了

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１０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第二阶段：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是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１９４０年３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４年１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１９４４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１９４５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１９４５年５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９月９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３３１万多人，人民伤亡８４２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３１３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２０４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４１．６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１０００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３５００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