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何祚庥院士算是“忘年交”了，老战友，前十多年，我们就曾经一起风雨兼程反伪科学，拆穿了很多所谓“特异功能”大师的把戏，揭露了若干即使今天看来能量也很大的骗子，当时也属于“管闲事”，用我老婆的话说，就叫“犯神经病”。（笑声） 但是我精神症状很严重，至今未愈，最近又盯上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关于中日民间辩论。第二件事：关于人类要不要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及其怒江建坝之争。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现在大不正常，政治关系非常冷，生意做的十分热，多年来没有实现双方首脑的互访，去年双边贸易增长了百分之十七，达到创记录的1700亿美圆。日本最近在中日关系、与其他邻国关系问题上，采取全面主动进攻的态势，不但如此，他们还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甚至直接干预我们的国家主权。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战后60年，建国50几年，都没遇到过。若干研究日本的学者摇头说“哎哎，鬼子疯了！“（笑声，掌声）

日本人最近发来了一个邀请，把我忙的不亦乐乎。（笑声） 这是以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名义发来的。他们邀中国民间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话题遍及中日关系各个方面。大家知道日本右翼是个复杂的集合体，右翼分子当中有各色人等，政府官员（例如对中日关系屡次大放厥词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学者（如考据派历史学家秦郁彦）、社会活动家（例如樱井良子）等等，这些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表面斯文的右翼，还有一些人扎堆骑着摩托飑车号称“暴走族”，带有明显的黑社会色彩。在日本我有幸见过这帮人的摸样。秩序正常的大街上，“呜─呜──”地就飑过去了一片摩托、汽车，一些人头上缠着白布条，满嘴哇啦哇啦哇啦，高音喇叭震耳欲聋，这些人有12万之多，叫“行动右翼”。哪个日本人敢为中日关系说句公道话，敢对历史说一点负责任的话，他们家就会收到子弹，收到刀片，摩托车群就会一圈一圈绕着他们家的木头房子“呜─呜-”转个没完。去年开车撞我们领事馆的就是这帮人。出面的是《文艺春秋》，幕后的背景十分复杂。这是一个典型的右翼的杂志，却不是最右翼杂志，因而影响更坏。近几年，这本杂志据不完全统计，诬陷漫骂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即达300余篇。石原慎太郎相当于我们北京市市长这么大一个官，东京一号长官，他的多篇篡改历史强词夺理的文章就集中发在《文艺春秋》上。以杂志的名义，邀请中国人到日本去，哪里是什么恳谈，分明就是一场激烈的交锋。日本人的措辞是“你们不是有意见吗？你们到底想让我们日本怎么样啊？”不是通过官方外交磋商机制，高层沟通困难吗，他们就生出这个“妖蛾子”，把邀请发到中国的民间组织────NGO──-中国（民间）保卫钓鱼岛联合会，我是这家联合会的顾问。四川人童增，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童增先生就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这方面的调查取证工作，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我们素不相识，一天，他找到我，讲起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我们一下子有了共同语言。（掌声）于是乎，我连发了两篇关于对日民间索赔的稿子，为此受到领导批评。

十几年过去了，今年春节，在一个关于中日关系主题的活动中，我在会上演讲，已是中国民间保卫钓鱼岛联合会主席的童增，为我鼓掌，却不记得我即是当年的合作者。十多年前我不叫司马南，司马南只是个笔名而已。当年是相见恨晚，而后是失之交臂，现在是意外重逢，于是便共举大计。童说，日本人邀我们到那边去辩论，我方已经决定了三人出行，一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有日本某大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二战日本侵华史的徐勇先生，他应对日本的考据派历史学家秦郁彦。这个所谓日本的考据派历史学家，50年代，曾经是反右翼、反军国主义的，现在则完完全全堕落了，他罗罗嗦嗦写了一本又一本颠倒黑白的书，他讲南京大屠杀是假的，他讲卢沟桥第一枪是中国人放的，我们的徐勇先生对付这样的人。他本人，从法律角度，特别是国际法的角度晓以利害。可是日本方面参加辩论有一个女子，当年的美女主播，今天的国际评论家樱井良子。此女非一般人等，为中日关系、两岸关系添了无尽麻烦的李登辉那厮日本访问，整个事件由她策划并全程陪同（大笑）。据童增先生分析，日本政客从小就开始演讲，长于表达且暗藏杀机。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人前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敏于行而讷于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沉默寡言肺金自全……童认为像我这么能在各种场合“白话”且不受别人影响的人人才难得，所以把我拉了进来。（笑声）这一拉进来不得了，我就像再经历一次泣血高考一样，两个月的时间，每天泡在文件中，阅读的大量中日关系方面的文章，除了网上的，更有一本又一本的专著，包括日本学者写的书，美国人写的书，还有流球人写的书。沉浸在甲午海战至今的中日历史里看那些东西什么感觉啊？憋闷、痛苦。（掌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至少3000万军民被日本人杀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