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军阀内战时期，在上海警方的强制性的宵禁令之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歌舞厅、夜总会、中国的书场（那里有说书的女艺人）、日本的艺妓馆、赌场和妓院里充斥着各种语言的寻欢作乐之徒，他们整夜作乐，知道凌晨宵禁令结束后才蹒跚回家。其他的中国人在娱乐方式上也有所变化。1923年，手摇留声机传入上海，上海的绅士们开始租借留声机，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人上门服务。早在1903年，电影已经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那一年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他雇了一个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升平茶楼前，敲锣吹号，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今天将要上映的片名。
在歌舞厅、夜总会、中国的书场（那里有说书的女艺人）、日本的艺妓馆、赌场和妓院里充斥着各种语言的寻欢作乐之徒，他们整夜作乐，知道凌晨宵禁令结束后才蹒跚回家。
其他的中国人在娱乐方式上也有所变化。1923年，手摇留声机传入上海，上海的绅士们开始租借留声机，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人上门服务。早在1903年，电影已经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那一年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他雇了一个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升平茶楼前，敲锣吹号，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今天将要上映的片名。
五年后，雷玛斯建造了上海第一家电影院，250作为的虹口大戏院，在海宁路乍浦路口。雷玛斯不断地扩张电影院的领地，在1927-1932年间，二流的剧院也有了极大的增加。1930年时已经有了33至36家电影院。同时，著名的《电影画报》声称，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读者。到1933年，耗资100万元，拥有1951个座位的大光明电影院和耗资80万元拥有1629个座位的大上海电影院，成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中心。而且，对各种年龄段的恋人们来说，电影院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他们不仅能在银幕上，也能在漆黑的坐席下找到罗曼史。据一位观察家裎，“对上海的恋人们（如果缺乏私人空间的话）来说，电影院简直就是天堂”。它们同时也是上层文化的宫殿——至少对外国侨民社会来说是如此。“上海并不能提供太多高级的娱乐。那里没有歌剧，没有研究昂会，没有西方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首映，成为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所有的领事和大班，都身着全套晚礼服出席”。
电影在上海大众文中有着不争的中心地位。男女电影明星们成了社会名流和公众偶像。阮玲玉（1910-1935），上海一位著名的无声片女明星，常被誉为“中国的嘉宝”。在所演的21部电影中，她以自己的表演为社会公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典型人物：作家、工人、大家闺秀、交际花、卖花女、娼妓、尼姑和乞丐。有关她离婚的流言蜚语最终逼她走上了绝路，当时整个上海都在为她哭泣。
西式的戏院、好莱坞电影和“摩登”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堕落的标志。刻意推销现代产品和宣传西方的恋爱观的如《上海花》（1926）之类的电影，为守旧的人们所蔑视，斥之为诱使乡下女孩在大城市堕落，从事肮脏职业的祸根，就像丁玲写于1927年的第一部短片小说《梦柯》中所描述的那样。钱钟书在他的讽刺大作《围城》一书中用调侃的语言描述了电影的影响：就好像是外国的胭脂擦在坐有轨电车里的十几岁女孩的脸上：“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