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