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三地参与示/威活动的人数均超过10000人,这是继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北约袭击后,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然而,与中国大使馆遭袭事件后的抗议活动不同,中国大陆所有新闻媒体均未对此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报道,网上一些关于此次抗议活动的报道和图片也被删除。一些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对此感到颇为伤心,而一些出于各种目的对民间反日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人则趁机大做文章,讥讽说“幼稚的‘*青’被愚弄和出卖”。
然而,与中国大使馆遭袭事件后的抗议活动不同,中国大陆所有新闻媒体均未对此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报道,网上一些关于此次抗议活动的报道和图片也被删除。
一些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对此感到颇为伤心,而一些出于各种目的对民间反日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人则趁机大做文章,讥讽说“幼稚的‘*青’被愚弄和出卖”。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从政府针对民间反日浪潮的态度看,其中既不乏一些政府与民意的默契,同时,就处理、控制和引导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的方式与手段而言,也体现出更多的智慧与成熟。
概括起来说,政府针对民间反日行动的态度是以“不压制、不鼓励”为基本立场,同时,注重引导、控制和预防。“不压制”表现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反/日/游/行并未遭到政府的强力阻止,在场的警力更多地是扮演“看护”的角色。而媒体“集体失语”则是“不鼓励”政策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是既可以防止受人以柄(日本政客和媒体不断指责中国政府鼓励民间反日情绪),又可以防止此类活动过于频繁和继续扩大,而影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秩序。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明智之举:中日问题错综复杂,其背后又隐含着与其它国家的多边关系问题。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又与韩国不同,韩国总统可以说出“与日本共存是耻辱”这样痛快淋漓的话,而中国却不能,原因很简单——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任务都不允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需要继续像越王勾践一样,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但另一方面,中国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又不能完全无所作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力量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事实表明,无论是网上签名、民间人士致函联合国官员,还是反/日/游/行,已经给日本造成了相当的压力,同时也对联合国有关官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展开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善用民意是一个政府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画面,也许多少有点遗憾,但这种“遗憾”的背后却体现出一种国人企盼已久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