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

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

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么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

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

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术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