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会发现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没记错的话，这短短22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

关于这22个字，学界有一个专称，叫 “横渠四为” 或 “横渠四句” 。它的作者叫张载，“北宋五子”之一，生于1020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也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每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

有学者说，“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距今大约980年前，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少年，托人卖掉了帝都开封的祖宅，然后在陕西横渠镇的一个村子购地、建房、落户。这个举动搁在今天，就是一个逃离一线城市去往四五线地区的爆炸性新闻。

不过，张载选择定居横渠镇也是纯属偶然。

他祖籍就是开封。1020年，因为他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15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地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圆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作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决定定居横渠镇。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嘴炮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士大夫中的一个嘴炮。所幸，21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1040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岁的 范仲淹 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堪称完美。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

“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 《中庸》 ，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

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5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600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 “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11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 胡瑗 和 孙复 ，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 周敦颐 。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

▲范仲淹 图源/电视剧截屏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幅对联， “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 。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 “苦心极力” 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1057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38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逼的 曾巩 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名声大震。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 王安石 ，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 “关学” ，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帝国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帝国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拉开了变法序幕。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

“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也就是说，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 “语多不合” ，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于是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帝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然而，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 “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反观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一代改革家的政治生命，悲情告终。

相比之下，张载辞官后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变法试验，在勇气上是否已经超越王安石了呢？

▲王安石画像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 “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 ，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 乡规民约 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韦政通语）的大师。

我在关于 周敦颐 的文章中，提到过 “北宋五子” （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像是遭到了降维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好不容易到公元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在思想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说得直白点，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赋予它更高的逼格。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五子”，还有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不仅用于解释社会，还用于解释宇宙。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 理学 。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他们之间又有了 气 、 理 、 心 的哲学分野。

我们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张“理生万物”，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形成狭义的理学，影响到了近代，才被口诛笔伐；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这一派形成心学，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张载，则是“气”的理论创始人。他以 “太虚—气” 为最高范畴，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尤其是他阐发的 “民胞物与” 和 “横渠四句” ，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 一是 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片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二是 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所以说，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们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颐活到了75岁，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就做大了。

而因为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

以至于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二程洛学声势浩大，程门弟子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贬低其他门派，来神化洛学的正统地位。他们甚至要“吞并”其他门派，公开宣称 张载之学源于二程 ，张载这个表叔都是跟他两个表侄学的。搞得一生自负的程颐都不好意思，要出来说一句：“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徒儿们，别过火了，都散了吧。

▲程颢、程颐兄弟画像 图源/图虫创意

与之相反，二程师门倒是经常从张载这里汲取营养。

张载写有一篇奇文，叫 《西铭》 ，全文仅253字，却被视为千古名篇。在《西铭》中，张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乾称父，坤称母”，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以前说“君父君父”，以皇帝为父，张载在文中却说，皇帝只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即所有人无论贤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出自这篇文章。

明朝人说，“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

有学者分析，张载此文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整个世界，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普遍的伦理之序。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反复确认，从二程到王阳明，都一再肯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一体，便可以视为“民胞物与”说的引申。

二程兄弟很喜欢张载的《西铭》，认为此文所说“扩前圣所未发”。他们把此文列为洛学的基本教材，要求每个弟子必须研读。

由于关学本身的传承没有洛学强盛，张载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门派得以流传。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20世纪初，近代革命先驱在发展新人、培养志士时，还会将《西铭》当作训词。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门派，超越了时代。

▲赵孟頫书写的《西铭》（局部）

张载写过一首咏芭蕉的诗。28个字用了7个“新”字，很好玩，又饱含哲思：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有人说，这是张载对改革变法的支持。也有人说，这是张载对创新的执念。

他确实从未停止对新知的追寻。即便在他成名之后，他仍“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夜必取烛疾书”。

他教导学生说，“夜间自不合睡，只为无可应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当然，他夜里不睡，或说不想睡，不是想起来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读书悟道。朱熹很佩服张载终生用苦功，说他这是 “勇” ，没有勇气打底，谁也下不了这么大的苦功。

他讲了很多道理，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来要求自己。面对问题，总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包括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

尽管我们在无数的场合听过“横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马一浮说，张载为什么说“为万世开太平”，不说“为万世致太平”？很简单，“致”是实现的意思，“开”则是一种期待，张载“有德而无位”，他根本无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有机会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说“开太平”，垂法于后世，以待圣贤致太平。

但从张载的“无力”，不正说明他讲的道理，都是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吗？

根据他的学生回忆，张载是听到灾荒、百姓没饭吃，他自己就吃不下饭的那种人。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对于自己，则了无所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也绝不苟且，辞官，回乡下，讲学，种地……富贵于他如浮云。

无论读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千万记住了，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着“横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真的。

1077年，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来，很快，他再次辞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横渠的路上，行至临潼，58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大雪纷飞，圣人无声离去。

▲于右任书写的“横渠四句”

但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他的“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

张载死后大约180年，一个江西人在殿试时，一字一划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成为了那一年的状元，最后也成为了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

又大约400年后，一个浙江人在书中击赏张载，击赏“横渠四句”，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鸿儒，抨击君主专制，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又大约280年后，一个现代思想家在抗战烽火中，向大学生们普及了“横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国族的复兴……

或许，张载并未真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