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1971年7月生，云南盐津人，博士研究生学历，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任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攀枝花市市长，2020年1月任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生态环境厅厅长落马。

2019年05月17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冯振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2020年09月，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书记、厅长肖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肖铮在甘肃省环保系统任职30年。

2022年7月，西藏自治区原环境保护厅厅长张永泽落马，双开通报中指出其“靠环保吃环保，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也有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官员落马。

2019年1月，安徽省原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殷福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19年3月，河南省原环保厅副厅长宋丽英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主动投案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调查。

2022年9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原副厅长方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环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生态环境厅是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中枢机构，当厅长、副厅长渎职贪污，环境污染的洪流就打开了闸门。

一直以来，环保领域的乱象太多，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时忽视了环保系统腐败这一层。

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定程度上是 部分地方政府执政者 监守自盗、渎职懈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结于“经济发展必然论”。

近年来环境安全违法案件频频爆出，其中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经济发展与环保冲突的地方，倒是暴露出了政商勾结、非法犯罪的乱象。

许多重大环境案件实质上是贪污腐败问题，因此也就有了抓环境问题却出现了大面积环保系统官员落马的奇怪现象。

自抓反腐以来，环保系统重要人物落马的事件频频发生，腐败涉及的人群遍布环保系统上下各个部门，这让我们看到了环境污染一大源头——腐败。

据统计，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省级环保厅都出现过因贪腐落马的正、副厅局长、巡视员、纪检组组长、总工程师等，河南、四川、湖南、山西、福建甚至出现了2次环保厅级干部贪腐案。

其中级别最高的官员是被称为“环保首虎”的原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2015年，环保部原副部长张力军落马，被指控为9个单位和个人在产品经销、项目审批、职务升迁、子女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242.9927万。与张力军几乎同时落马的，还有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除了前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员腐败，环保其他领域同样腐败频仍。

2018年4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孟伟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央纪委的通告中写道，“孟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丧失理想信念，背弃科学道德，毫无家国情怀，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知止、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孟伟政治蜕变，经济贪婪，从一名环境保护工作者沦为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的“污染源”，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和科技界造成了严重恶劣影响。”

消息一出震惊行业，尤其是在技术岗位上默默耕耘的无数从业者们几乎遭受对科学专业信仰崩塌的打击。

落马之前，孟伟曾经在“水专项”的项目中涉及“重复立项、虚假立项套取资金”的问题被给予过行政警告处分。

国家拨“水专项”的经费被滥用，同样存在于高校。2016年，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因为从该项目经费当中贪污945万元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另一个“干环保吃环保”的典型案例是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

2019年12月，万本太退休四年后被查，2020年12月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通报称其“干环保、吃环保”，违纪违法行为包括收受环保企业主赠送的礼金，通过安排课题项目为亲属谋取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民营企业和个人在推介产品、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

在一些环保国企单位同样腐败严重。

2022年4月，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单国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南京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相比其他领域，环保贪腐案值不大，但涉及范围广泛，窝案频发。

2019年4月下旬，四川省遂宁市的环保窝案通报掀起了一场“官场地震”。从原环保局长（已退休）、副局长、总工程师到环保局下设的环科所、监测站、信息中心官员，受贿、私开公司、私设小金库……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在各单位中，环评和执法是环保腐败高发部门。2018年5月，中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吴海英在中纪委网站的一篇专访中提到，“环保审批、固废危废管理、督查执法、环境监测等重要业务领域被‘围猎’风险大，容易滋生腐败”。

这样的案例还有更多，2018年生态环境部统计，从中央环保督察移交问题分析，涉及环境保护工作部署推进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等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占比约40%。

近几年来，环境类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环保腐败分子是隐藏在环保系统的蛀虫，这些蛀虫让国家环保事业的根基满目疮痍。

回到环保产业，业内种种乱象根源在于伪需求，而伪需求的滋生泛滥在于环保系统的腐败泛滥。

环保产业发展这么多年没有支棱起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当真”的环保人和“不当真”的环保产业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当真”只能说是环保行业内一部分人的心愿，因为“当真”很少在业内真实存在过。这个心愿就是环保行业能真正回归本质、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是，这个愿望盼了多少年也没有达成，为什么？

根本在于监管不当真，即滋生在整个环保系统的腐败。

环保督察以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几乎是逢察必现，责任空转、监管缺失、伪造数据、侥幸心理、督察当成一阵风、不敢碰硬、办法不多、措施不硬、推进不力、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高、长效机制不健全等“不当真”无处不有。

在这样的环保监管系统下，环保产业发展在根子上就很难立得住。

环保行业空虚、环保企业粗糙，有些时候不是环保行业企业的错，而是因为在需求的根子上就是伪的。

需求端要的是监管腐败下的假把戏，供给端很难去给出精致的产品和服务。由供给端推动行业进步的情况也存在，但脱离了真实的需求，创新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伪需求层面的法则很简单，就是低价竞争，用最烂的质量、最差的服务、最低的价格交付一个权力和利益勾兑的工程。

环保行业为什么充斥着大量的低价竞争、劣币驱逐良币等乱象，其根源就在于行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伪需求之上。

这些乱象带来的低门槛貌似给环保企业带来了很大便利，其实不然，生存在一个竞争机制、进化机制极度混乱的环境中，企业大都是非常痛苦的。

这是环保行业的一大困境，企业需要在真伪之间和无章可循的脉络中摸索方向，行业的进步从何谈起。

环保行业发展至今，不缺人才、不缺创新、也不那么缺钱，而是缺建立在真需求之上的市场环境。

长期以来，腐败的存在让绿水青山彻底失去了保护层，腐败者成了破坏环境者的帮凶。

在法理上，无谓的环境牺牲基本上都是腐败导致的，这种损害比贪污本身更可怕，产生的危害更大、更深远。

监管层面贪污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污染是可见的、可估量的，而监管体制的贪污腐败是隐蔽的、产生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以当下来看，反腐的意义是深远，是不能停的。

许多影响恶劣的重大污染事件就此产生，比如让人痛心的就是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该案跨越半个世纪，导致我国西部重要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百万公顷生态屏障地就此沦为不毛之地。

“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等地方弊政是各省各地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通病。

别有用心者将环境遭受污染转嫁到我国环保体制不健全上，实际上是在推脱责任。尽管我们的体制建设水平较国际水平落后，但没有落后到毫无典章、没有落后到可以恣意妄为、没有落后到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可以任意践踏。

问题的关键出在执法上，执法不力、有法不依、法如儿戏让关住污染环境的洪水猛兽的大门洞开，污染如何能不泛滥？

执法往往比有法更重要，中央环保督察实施以来，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原因就是督查保障了执法力度，环保督查从督企到督政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十八大以来，中央“打老虎”、“拍苍蝇”，剜除了体制内大面积的脓疮毒瘤，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就是挽救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

不论是“打老虎”、“拍苍蝇”，还是大规模的环保督查，都是在遏制一切只顾短期利益、个人利益的现象，而提倡和施行维护大众利益、长期利益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不可谓不精准。

在上一篇文章 《未来3年，环保企业的“生死战”》中，我们讲到环保行业的3大类市场主体都存在“有力使不上”的情况，民企的创造性施展不出来、国企的引领性发挥不充分、外企的先进性融入不进来，这些困境若从根源上剖析原因，贯穿体制上下的腐败现象必居其一。

环保是一个依赖监管的行业，当监管失效甚至出现腐败，这个行业就不可获得良好发展，甚至连存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国家需要监管，政策法规才能实行，行业需要监管，技术创新才能有用武之地，社会需要监管，绿水青山才能长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