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20”暴雨，郑州因灾死亡失踪380人，损失巨大。当时不少媒体用“千年一遇”降雨来形容，半年后出台的国务院调查报告则用“历史罕见特大降雨”来表述，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郑州严谨的降水记录始于60年前。在没有更长的气象记录时，靠延长短时期的降水重现期曲线，来判定这场暴雨是“千年一遇”或“百年一遇”，显然是不严谨的。 洪水就不一样。流量测报历史虽也较短，但山区河流水位与流量存在较好的单值关系，通过调查历史洪水痕迹，就可以确定或计算出洪水流量及重现期了。黄河的千年洪水，也就这样进入人们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黄委开展了大规模的洪水调查和考证。根据考证，三门峡以下左岸的垣曲老县城，建于公元537年。自1385年以来，凡洪水危及老城，在县志中多有反映。从记载看，以道光二十三年洪水位为最，“黄河溢至南城砖垛，次日始落，淹没无算”，据此推断这年的洪水重现期不低于600年。后来发现的另一个直接证据，来自渑池县东柳窝村半山腰上的一方咸丰二年的石刻，上有“道光廿三年河涨至此”字样。结合三门峡人门岛上“唐宋灰层”考证以及龙岩村集津仓遗址考证，进一步证明这场洪水是唐宋以来最大的洪水，重现期逾千年。鉴于历史气候与植被等因素较为复杂，水文工作者将1843年洪水的重现期定为1000年，即“千年一遇”。根据推算，黄河陕县当时的最大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每秒。
陕县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说的就是这样大洪水。东河总督慧成在呈道光帝的奏折中称：“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 历考成案，未有长水如此猛骤”。著名作家、学者鱼禾在《大河之上》中对此也有生动而又沉重地描述：“道光二十三年的洪水不仅使陕州河段吃紧，下游宽浅河段水势更为惊险。暴涨的洪水在中牟九堡冲决黄河右岸，造成中牟以下二十八个州县受灾，洪水向东南倾泄千里，直灌洪泽湖。因为这场大洪水，当时地处下游的开封府也遭了殃。开封护城堤被冲得七零八落，以至于水漫全城，河南的科举考试都不得不延期举行。”震怒之下的道光帝先下令将慧成革职留任，旋又传旨将慧成枷号河干，“以示惩儆”，再令礼部尚书麟魁与工部尚书廖鸿荃、东河总督钟祥、河南巡抚鄂顺安督办大工合龙事宜，至次年十二月完成堵口，总计耗银1190万两，而当时清朝年财政支出约为4000万两，一次堵口占比四分之一强。由于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陆续签订，加上爆发库银舞弊案，900多万两库银被各级官吏私分，清廷面临巨大的内忧外患，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就更无暇顾及了。
1933年的大洪水有一定可比性。这年8月黄河陕县水位陡涨，出现22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洪水到达下游后，“河水飞涨八尺，水面与平汉路铁桥平，铁桥之七十七、七十八两洞为急水所冲，东移数寸”，两岸堤防横遭决溢。黄河下游出现50多处决口，水灾波及30县，被淹面积6592平方公里，受灾273万人。淹没村庄4000多个，塌毁房屋50多万所，财产损失2.07亿元（银元）。据《长垣县志》记载，“两岸水势皆深至丈余，洪流所经，万派奔腾，庐舍倒塌，牲畜漂没，人民多半淹毙，财产悉付波臣。县城垂危，且挟沙带泥淤淀一二尺至七八尺不等。当水之初，人民竞趋高埠，或蹲屋顶，或攀树枝，绥饿露宿……情形之惨，不可言状。” 1843年的洪水，最大流量是1933年的一倍半以上，而全国人口相当（约4亿），不难想象，这场千年大水造成的人口死亡和财产损失或许更加恐怖。
值得庆幸的是，自1946年人民治黄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局面，取得连续75年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奇迹。假如再遇“千年一遇”洪水，经过三小陆故四库联调运用，花园口流量正好处在国务院批复的黄河防洪标准上，因此恐怖悲惨的历史将不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