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讲苏州的事。我们项目部还有一个施工员，人们都管他叫小杨，人长得精神，却有些二杆子。小杨也到波姿瓦纳干过，是个瓦工。从非洲回来后，公司正好分来一个女大学生，小杨发扬二杆子精神，穷追猛打，把女大学生娶回家了。小杨的媳妇姓孟，人长得还算漂亮，是装饰分公司的予算员，我去的时候她是予算科科长。结婚后，孟科长看不起小杨，嫌他没文化。据知情人士讲，孟和某位领导关系非同一般。那位领导得知孟和小杨闹别扭，耽心她真的离婚，就把小杨派到苏州镀一下金，回去以后好转干。小杨从苏州回去后，媳妇并没有待见他，除了嫌他没文化外，又加了一条：嫌他胖！

的硧，我们这个项目部来苏州以后并没有什么收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非要说收获，就是我们几个人都吃胖了。工地食堂的饭菜本来很好，但张引弟他们还是嫌饭菜不可口，于是我们几个就搭伙自己做饭。工地也不忙，大家分工合作，饭菜做得都很精细，而且每顿饭都要喝酒。那年我们还学会了几个南方菜，有狗肉火煲，还有一个叫大肠煲。

回到唐山后，小杨叫我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饭。我那时才知道什么叫棚户区。公司是论资排辈分房子，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工龄根本分不到楼房。那没有房子的人到哪儿住呢？公司就开辟了一大片空地，盖了一些简易的平房供结了婚的职工住。这些房子还算坚固，但面积小，职工们便自己动手在房前屋后加盖一些房间。这些加盖的房间什么形形色色的林料都有，有铁皮，有石棉瓦，有苫布等等。这样的住房条件实在不如我的农村老家，小杨告诉我，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几次找领导，又是说好话又是送礼，好不容易才弄上的。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第二年我们到石家庄给河北省人民银行职工住宅楼做装修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职工住宅。那是一个小区，三栋十八层，两栋十一层。大部分的住房都在一百平米以上，最小的是七十多平米。所有的房间一律精装修，职工买了家具就能入住。这让我们公司的职工大开眼界，原来我们苦熬半辈子才能分上的职工楼，和人家的房子比起来也就是个窝棚。

河北省人民银行是我见过的最阔绰的甲方，空前绝后。小区住宅里的装修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高档了，室外装修拿到现在也不会落伍。有一次基建处主任到工地视察，觉得电梯门厅处的大理石不太好看，对我们经理说：“把大理石换了吧，用高档一点的！”经理觉得可惜，问基建处长：“已经全挂好了，这些材料怎么办？”处长淡淡的说：“没多少钱，拆下来拉到我们库房吧。”我那时候不懂预算，也不知道大理石的价格，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看处长的神情，和我们扔一条内裤没什么区别。但是基建处长的这一手笔，那个见过世面的经理惊叹了好几个月。

那是六栋楼的电梯门厅，大理石加起来有好几汽车。对施工单位来说这是好事，能增加不少签证。对业主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他们会感觉更加舒适。于是我们经理开窍了，尽可能多的给甲方提合理化建议，只要增加变更就能增加工程造价，就能创造更大的效益。

一年以后，住宅楼交工了，银行的职工并没有急着入住，而是开始二次装修。我们的职工对交工时的装修已经羡慕不已了，如果换成我们，会立马买一张床搬进去就住，而且保证会乐得睡不着觉。让我们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发生了，银行职工在我们羡慕、嫉妒、恨中开始砸房间里的装修了：打好的柜子、安装好的卫生洁具都被砸了，然后重新装修。有几家还把铺好的地砖也砸了，换成了实木地板。有一些年青人没有砸，准备几年后有了钱再砸。

在石家庄时，我被任命为技术科副科长，主要做一些内业和案头工作。正当我萌生了一点往上爬的野心时，父亲从老家给我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如下：“你也老大不小了，老这样飘着到处跑，什么时候才能娶媳妇成家呢？听说你们那里男的多女的少，找对象挺困难，不如从老家找一个吧。”那时候正式工在我们老家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凭借着“中国建筑”这个金字招牌，我成功的从家乡骗了一个媳妇。但问题来了，我结婚后，公司无法给我解决住房，让我必须两地分居。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有几分冲动，也有几分无奈。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当初离开中建二局是对还是错，人生无法重来，也不能假设。几年前我倒唐山办事时曾到过公司，办公大楼里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遇到一个认识人，说是很多人都到四川赈灾去了，那年四川地震。
　　我满以为回到老家情况回好一些，不料属于我的江湖才刚刚开始。

我老家也有几个大型建筑企业，其中以内蒙一建最为著名，前身为华北建筑公司，当地人习惯的称之为“华建”。我回到内蒙时，华建已经倒闭了。华建也是军转民的企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企业倒闭以后，一些人经过重组成立了“内蒙古蒙建公司”，也是一级企业，但实力与以前的华建相差十万八千里。华建倒闭后，一些老员工想不开，曾经组织员工堵了一次火车。后来政府出面解决，只是表面上抚慰了一下，一些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随着华建这样的巨无霸企业的倒闭，一些民营建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一些领导和各种媒体讲，这些企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生机勃勃。我回老家后，开始在一家又一家的民营建筑公司打工，开始接触那些被称作“弄潮儿”的企业家。

我刚回内蒙，正好有一个电力公司招工民建专业的人，应聘的人非常多，还要考试。我参加了考试，感觉考得还不错，以为一定能应聘上。回家信心满满的等了两个礼拜，却始终没有接到通知。后来才知道，象电力公司这样的好单位，公开招聘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关系根本进不去。无奈之下，经同学介绍到了一家小的民营建筑公司上班。

这家建筑公司刚成立不久，老板姓赵。赵老板四十多岁，为人老成，八五年开始的生意，后来积蓄了一些钱。他有一个朋友包工程挣了钱，他便也开始学着包工程，一开始是挂朋友公司的户揽活，后来钱多了，也有了自己的人脉，还在近效买了很大一个院子做基地，看看条件成熟了，就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自己任总经理，有一个叔伯兄弟学过几天瓦工，任命为生产经理，小舅子当材料经理，又从外面聘请了一位工资师当技术经理，基本班底就算成立了。至于工地上的几大员，都是视工程情况临时招聘。

我是属于临时招聘的，工资比在单位的时候高，但没有其它待遇。我被安排在一个工地上当工长兼技术员、质检员和安全员。工地上另外还有一个收料员。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工地上的人员配置都很齐全，而现在，只要没人追究，老板会尽可能的减少管理人员，降低管理成本。这个工地的规模不算小，只是没什么复杂的结构。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武警后勤总队的基地，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有一栋三层的办公楼，一栋二层的兵营，一些库房和车库。甲方代表是一个姓包的主任。包主任不懂专业，但很爱管事儿。有一次领导问他库房七月份能不能用？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问他什么时侯可以搬进去，他说七月一号。回到工地后他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六月二十五号，库房还没有封顶。立功心切的包主任命令我，立即封顶。军令如山，我只如连夜找吊车，紧赶慢赶的把楼板吊上去，又把库房的门安上，把地面混凝土抢完，层面防水怎么也来不及的了。立功心切的包主任没考虑很多，在七月一号按期把旧库房的东西搬了进来。

包主任没有得到领导的表扬，却等来了一场雨。那场雨来得很急，天气预报也没说，连在屋顶上盖一切苫布的机会都没有，库房成了水房。雨过天晴后，武警战士把库里的东西搬出来晾晒，有军用皮大氅，有大头鞋，棉军帽。包主任挨了批，心里很不痛快，就经常找施工队的别扭。有一次冲我发火骂娘，我也骂他的的娘，两个人互不相让就动了手，结果我的武功没他好，吃了亏。后来赵老板要我给包主任赔礼道歉，我一赌气甩了一句话：老子不侍候了！

到别的公司看看如何呢？于是我进了另外一家民营公司。民营建筑公司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承包乡镇建筑工程队，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二是各机关下设的工程队，如二轻局等机关的下属企业，被私人承包或买断；三是一些大的施工企业解体后分解成若干个小企业，由私人承包；四是一些黑包工头有了基础以后自己注册了公司。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有共同的特点：胆大，精明，有前瞻意识，但没有好工作，没有高学历。所有的老板对钱都非常敏感，我认识的老板几乎清一色好赌，而且会赌，赌得精明。

我到的那家司叫元恒公司，老板是托县人，叫李宗元。李宗元出身在农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便和几个同学相约到呼市打工。一开好他们在工地上当小工，当时工地上的小工文化都不高，有的还不识字，谈吐办事也没有见识。李宗元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工人中的首领。有兵便是草头王，李宗元开始带着一帮弟兄搞劳务承包。有了一些资本后，他开始结识监狱、卷烟厂等一些建设量大的单位领导，承包一些小工程。这些小工程看起来不打眼，利润却很高。没用几年，他们便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正式登上市场角逐的舞台。

李宗元也喜欢做买卖，贩过瓜子，倒过羊绒。内蒙有几年羊绒生意特别火爆，大小羊绒贩子满世界跑，史称羊绒大战。羊绒生意最好的时候，连山羊皮褥子也有人高价收购，有的小偷就到各个乡村中学住校生宿舍里偷皮褥子，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就因此坐过牢。在羊绒大战中，一开始大家都得利。后来随着价格的飙升，卷入的人越来越多，羊绒生意却忽然断崖式的冷清下来。有人为此跳了楼，而李宗元却安然无恙，他在危险来临之前及时收手了。

业主为什么喜欢民营企业呢？这得从计划经济时代说起。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大的施工单位都非常牛B，那时候任务国家下达，不搞招投标。有些挂不上号的单位想搞一点建设，还得和施工单位拉关系。干活儿时又不听话，工程的质量也一般。所以单位里一些维修改建的小活儿宁可找黑包工队，也不愿低三下气去找国企。黑包工头不但听话，而且会来事，能替单位着想，干活儿精细，走帐灵活，最重要的是懂得尊重领导，懂得给领导送礼，敢送会送。

等这些黑包工头发展成了民营企业家，一开好结识的小领导也有些成了大领导。大家共同发展，几乎成了伙伴。中国的经济前面有两个字“政治”。故而有一门学问叫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搞企业，离开了政府，离开了官员，就不能算登堂入室。因而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有官员的影子。元恒公司就曾经聘请过某市长的公子做经理。比起民营企业的灵活与专营，国企就象笨拙的巨人，庞大却不实用。

元恒公司比前一家公司正规，公司各部门设置齐全，主要的技术负责人有从建校聘请的老师，也有从华建等已故企业招回的技术人才，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托县老乡多一些，但李宗元却尽量避免家族式的管理，参与决策的人没有一个是皇亲国戚。元恒公司在工程上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有一点点项目承包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项目经理由公司任命，工地上的人员配置、班组挑选、管理人员工资和包工队定价全由顶目经理说了算，大型材由公司供应，小型材料项目部可以自行采购。

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接洽也由项目经理负责，如质检站、试验室、环保环卫等部门。和甲方鉴合同、要工程款由公司负责，工程款按比例给项目拨付，由项目经理给施工班组及现场管理人员开资。公司会定期到工地检查质量与安全情况。总之一切都在向正规化发展。这样的管理模式对项目经理要求非常高，一方面要抓生产，一方面要搞社交。

实际上施工管理上的事，都是国企玩剩下的。不同的就是人的积极性。在建设系统中，搞施工的人是最低层的。上面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地质勘察单位，后来又加了一个监理单位。从政府职能部门来讲，管你的部门就更多。有建设局，质检站，安检站，安检局，环保局，环卫局，计生局，人防办等等。最可气的是公安局，有几年要求工人必须办暂住证，一个一百块钱。他们会随时来工地检查，把工人象拉牲口一样带走，强迫办理暂住证，否则就不会放人。项目经理要把这些部门逐一摆平。

建设单位的大领导由公司出面接触，项目经理只负责和甲方的现场代表接触。有的地方甲方代表的权力很大，许多现场签证都需要他们确认，他们的名字就是钱，就是效益。甲方代表会帮你处理好很多事情，因而项目经理必须想尽办法和甲方代表处好关系。过时过节要给甲方送礼，大领导多送，小领导少送。平时则要投其所好的交流感情，时不时的一起喝喝酒，打打麻将，泡泡澡。如果能一起找小姐嫖娼，那恭喜你，领导把你当作自己人了。

设计单位和地堪单位本来和施工单位一样，是侍候业主的。但人家的专业性强，在系统中是技术权威。搞施工的保不齐哪天会出现一些技术上或质量上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找以上两个单位想办法。这两个单位的人一般看不起施工单位，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些搞设计的人活儿很多，顾不上亲自设计，就让实习生搞，或干脆套图。他也知道自己的施工图漏洞百出，因而会主动和施工单位讲：有什么问题我们私下解决，不要通过甲方。

监理单位是建设系统中最不受待见的单位，没人喜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规矩铁面无私，而是因为监理队伍的素质普遍低。甲方一般不愿意花监理费，之所以要用监理公司，是因为国家规定必须有这样一个部门。监理单位的监理费都很低，为了保证利润，他们会雇佣一些稍微懂行的人来现场当监理，最大的好处是工资低。工资低的监理到工地后会动许多脑筋，想尽办法创收。创收的最好办法是吃拿卡要。对这些人项目经理心里极其鄙视，表面上却要和和气气的应付，还要时常花点小钱打典。对于特别过份的监理，项目经理会指示手下的技术员等和他大吵一架，或者干脆让工人打一顿，然后自己再出面调解。施工单位和监理出现矛盾，甲方表面上会支持监理，实质上则会偏袒施工单位。因为毕竟和施工方的相互利益更深一些。

质监站和安监站是权力最大的两个部门。建筑工程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就要和这两个单位接触，这是政府职能部门，施工单位没有选择。这两个部门的人出来以后一般都官气十足，虽然级别不高，管的事儿却高大上。所有的施工单位都会巴结这些人。的我认识一位质监站的小科长，他曾经扬言，只要认识了他，就等于认识了半个省城。还有一位县城里的安监站站长，前几年母亲去世，县城的施工单位都去随礼，还一起送葬，送葬的车辆就要五六十辆。这些人的收入有多少呢？我不知道，也不敢猜。

安监局和安监站是两码事。安监局主要监督厂矿企业的安全生产，而安监站是建设局下设的单位，主要负责建筑工地的安全监督。这两个部门经常闹矛盾，后来上级部门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由安监站负责。安全局来工地检查主要是为了罚款，他们往往会突然来到工地，抓住一项他们能看得懂的安全违章事件，然后开出巨额的罚款单。这时候项目经理要去找相关负责人疏通，说白了就是给相关人送礼，然后象征性的交一笔罚款，他们也不会来复查。

环保、环卫部门主要监督工地的扬尘、道路遗洒、噪音等问题。扬尘、遗洒这些好解决，工地上会尽量做好的。难控制的是噪音。如果有人投诉噪音扰民，执法大队会直接来封了工地。头疼的是，有时候相关部门会拿着仪器来工地测施工机械的噪音，超了标就要罚款。一般检查下来百分百都超标，解决的办法是交罚款，益交罚款就不超标了。奇妙吧？

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特别严，想生二胎的人需要东躲西藏，被称作“超生游击队”。工地是超生游击队的重要藏身地，因而项目经理要向计生部门做出保证，保证工地上不会出现超生现象。万一出现了超生怎么办？我没见过不敢乱说。不过那时抓超生手段确实非常严厉，我有一个本家侄儿就是在山洞里出生的，去年才上了户口。

有时候消防队也会来工地检查消防工作。消防队是武警部队，最难打交道。部队的人大多任性，很难摸清他们的底牌。他们来工地检查，往往是给你写一个不合格的条，然后拉了工地上的总电闸，把封条一贴就走了，一句废话都不多说。你也很难找到一个熟人在中间沟通，所以必须自己亲自出马低三下四的到队里找他们。一回生二回熟，多跑几次就好了。工程中如果有消防工程，那就好办了，专业做消防的队伍都和消防队有关系而且非同一般。近几年，外墙保温也归消防队验收，消防队插手工程就更多了。

总之项目经理这活儿很不好干，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给各种各样的人装孙子。有人自嘲，项目经理比小姐还要耐操，比小姐还没有节操。但是项目经理也会有各种好处。尤其像兴泰一样的大型私企，项目经理的待遇很高，而且回扣也很多。一些会干的项目经理会自己承包劳务或供应某种利润高的材料，当然自己不出面，让一个信得过的人出面。民营企业发展得大了也和国企一样，会有许多的管理漏洞，也会出现种种腐败。老祖宗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也是潜规则。潜规则是什么？就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不能摆到桌面上说，更不能拿到太阳底下晒。

我到元恒公司的时候还没有监理，建设单位的现场管理主要靠甲方代表。那时候甲方拨付的工程款不可以，基本能满足施工要求，用不着垫资。但是元恒公司却总是拖欠材料费和工人工资，我很不理解，以为老板土鳖，把钱都糟践了。那时候关于李老板的传说很多，说老板好赌，但没听说他输过。还有传说李老板外面有个女人，一起过了好几年。李想要离婚娶她，可老婆和孩子都死活不让。无奈之下只好和那女的分手，听说给了那女的不少钱。这个版本属实，几年后李宗元还是离了婚，娶了一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元恒公司的资金运作非常高明。那时候国企正在改制，大批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由于政策不再支持或不合时宜而走到了穷途末路。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此时纷纷出手，用很低的价格收购了这些企业，也用很少的钱买断了这些企业职工的工龄。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叫做“下岗职工”。政府说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痛入骨髄的是下岗工人。

元恒公司在这段时间内大显身手，收购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对民营企业家来讲，这是一千年才能遇到一次的机遇，抓住了就能在几年后的地产大战中一步登天，当然也有登天后掉下来摔死的，那是后话。元恒公司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运用了很多的手段来收购这些企业。资源怎么集中呢？一方面是资金，一方面是人脉；手段如何运用呢？四个字：巧取豪夺！

　我在元恒公司不是核心人物，对老板的操纵手段只是道听途说。不过有一些企业的做法我是听当事人亲口说的，很有代表性。话说内蒙西部有一位叫高明的能人，八十年代就开始做生意，很有钱。后来赔了，就去找以前的一个生意伙伴想办法。他的这个朋友姓牛，叫牛斌，此人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商场高手。牛斌告诉高明，听说磴口县有一个焊条厂要专卖，而磴口的县委书记自己正好认识。高明就对他说，自己现在只剩下一万块钱了，怎么买厂子？牛斌告诉他，这就够了。两人先包装了一下，就去磴口找领导去了。

当时的各级政府抓改制、抓招商引资就象以前抓计划生育一样变态，见有人来投资买厂，就象捡了宝一样。双方达成意向，高明以三十万元的价格买下厂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后付款。如何后付款呢？就是先签了购厂合同，拿着合同到银行做抵押，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三十万。工厂职工的工作由政府做，一律买断。职工里面当然要有人当托，帮着做工作。厂子很快就成功转制了，政府和高明双方都皆大欢喜。最令人感动的是，当高明接手厂子的时候，工厂的库房满满的没人动过，连冰柜里的肉都没人拿走。高明凭着多年经商的人脉，很快把库存的成品卖了出去，销售的钱竟然超过了三十万。

我们再回到元恒公司。我在元恒公司上班时遇到一件与我和公司都无关的事，却记忆深刻。那时候正给卷烟厂盖新的职工住宅楼，新楼就在旧楼西边不远处。那时候有车的人很少，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一条早晨路过旧职工楼时，看见有几个人在楼前指指点点，好像在议论什么。当时没有在意，等下午就听到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花边新闻。说卷烟厂六楼有一户人家，丈夫出差去了，妻子一个人在家。妻子有一个相好的，趁丈夫没在家，就每晚在家里幽会。这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丈夫在凌晨忽然回家了，在外边敲门。情夫情急之下就从窗户爬了出去，想顺着落水管下楼，没想到把落水管拽下一节，人掉下来摔死了。这位老兄可能是香港录像看多了，想学特警，结果送了命。几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见拽下来的那一节落水管还没有安上。从理论上来讲，落水管是拽不下来的，安装落水管的钉子应该有倒钩，俗称“燕尾钉”。但这些细节的东西在施工时往往会被忽略。绝大多数的建筑在结构上不会出毛病，出毛病的地方都是类似一些细节。

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城乡建设中，并没有什么高难的技术。我们平常用到的施工技术都是发达国家用滥了的技术。建筑工程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原因是急功近利。搞工程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工程都会有一个定额工期。这个工期是根据工程量的大小、工序的科学合理安排，工作面如何展开等因素测算的，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我们的实际工期并不遵循科学的周期。遵循什么呢？遵循两条，一条是领导的意志，一条是眼前利益的最大化。

我见过的事业单位的领导，几乎没有一个会心甘情愿地为他人做嫁衣。个自己辛辛苦苦跑来的项目，自己亲手破土奠基，落成典礼怎么也不能拖到继任来搞，自己的政绩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呢？所以建设速度要快，多快呢？最好是在领导的任期内将结算搞完。施工单位也愿意这样，快就意味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地方可以偷工减料，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可以在这一任领导任期内完成工程的结算。如果把工程拖到下一任领导任期内，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棘手。尤其是工程结算，继任者一般都异常严苛。

厂矿企业对工程进度的要求是以利益为标准的，看见硅铁价格好马上就建硅铁厂，看见多晶硅挣钱就建多晶硅厂。因为业主是在追风挣钱，因而对工程进度的要求非常高。我干过好几个“三边工程”。什么是“三边工程”，就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这样的工程往往拿着基础图就开槽了，一边干，设计单位一边出图。图纸不是一份一份地发给施工单位，而是一张一张的发。主体施工差不多的时候，设备安装就开始了，差不多在装修工程开始的时候，生产也开始了。

一些朋友经常问我，这样的工程质量有保障吗？其实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一次与设计院的朋友吃饭，他告诉我那样的工程一般出不了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经验的设计人员会考虑这些因素，把设计安全系数往大加，成倍的加。五十公分就能满足要求的梁设计成一米的，25的银筋设计成32的，不过是多费点材料而已。

干这样的工程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工人每个班的工作时绝对不会少于十小时。几年前我看过一个专家的文章，说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普遍偏高，普通壮工的工资也比社会工资高出很多。其实他不了解这里边的原因：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远大于其他行业，而且从事建筑业的人越来越少，年青人都不愿意当建筑工人，许多工种都到了断代的地步。象砌砖的瓦工师傅，现在很难找到四十岁以下的人。

有一段时间，各地都建工业区，当地政府在政策上会给予极大的支持。西北地区的工业区内大部分是从南方迁来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给地方创造利税的同时也制造着污染。从长远看，引进这些企业的弊端远远大于利益。地方领导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我们常常批评某些官员短视，其实不对。他们不是短视，而是自私，一种为了一时名利不惜断子绝孙的自私。

我曾经在一个工业区干过好几个项目，那个工业区每一处显眼的地方都用大字写着：“振兴民族企业，做民族脊梁”这样的的标语。政府对企业全力支持，土地无偿划拨，项目可以先建设后审批。项目建设工程中什么质监站、安监站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打扰，怕影响了人家的建设进度。工业区内严禁记者随意进入，也不允许有人随意拍照。我有一次想拍一点照片做一个企业业绩的册子，被保安抓住后差点挨一顿揍，幸亏认识保安处处长，才幸免于难，但照片还是被删了。

拖欠工人工资在建筑工地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家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很多，并不稀奇。但也有建筑工地被讹诈工资的事，很多，很奇葩。前面讲了，建筑工地时常会闹工慌，在缺人的时候会到劳务市场找人。有一些人就混迹于劳务市场专门讹诈建筑工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来自西北最贫困的地区。一开始他们会有几个人到工地干活儿，做壮工，干的还可以。过几天他们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旷工，甚至捣乱。当工地要打发他们时，他们就会和你要天价的工资。你如果不给，会从别处来很多人声援，让你的工地停工。来声援的人也会向工地要工资。来的人很多，几十、几百、直至上千。你报警也没用，公安局只会督促工地尽快解决，以免引起更大的麻烦。政府看重的是维稳，这种少数民族参与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民族矛盾，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工地花钱，破财消灾。也有的工地会因此打架。有一次大华公司的一个工地遇到了这样的事，有上千的人穿着民族服装聚积在工地上，工地被迫停工。当时有一支湖北的劳务队在这个工地施工，工人们被迫停工，非常恼火。湖北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同乡会，包工头也召集了上千人，在工地上和另一帮人展开了战斗。那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打群架，简直就是一场战役。我满以为这回事情可真闹大了，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没料到打完架后，双方都有幕后人出来谈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据说很圆满。

经历了大家事件以后，我觉得高施工管理太危险，不如做预算。于是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预算，其间主要是做招投标。现在我们说一说招投标。招投标其实就是对策与政策在玩游戏，是一场魔术，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闹剧。别的不知道，我参加过的招投标都是假的。一般情况下甲方都会把标底提前透露给中意的施工单位，在评标是甲方也会提前打招呼或暗示，让某个单位中标。后来有人又出了一个损招，就是低价中标。这样做看似节约了工程成本，实际上是纵容了不正当竞争。一些单位在中标后拼命的偷工减料，造成了豆腐渣工程的泛滥。

我的预算员没做多久，大开发开始了，中国迎来了令人热血澎湃的GDP爆发时代。关于GDP有一个非常狗血的段子：说有两个开发商一起散步，他们一个叫牛A，一个叫牛B,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探讨如何做生意。牛A说，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牛B表示不同意，指着地上的一堆牛粪说，我给你一万块钱，你把这堆牛粪吃了，牛A二话不说，弯腰就把牛粪吃了，牛B无奈，给了牛A一万块钱。二人继续散步，两个人心里都开始后悔，牛A觉得自己为了一万块钱吃了牛粪，有些掉价；牛B觉得自己轻易的给了别人一万块钱，有违自己做生意的规则。于是在遇到又一堆牛粪时，两个人都站住了。牛A说，现在你知道做生意的原理了吧？我们可以再练习一次。于是牛B也吃了一堆牛粪，牛A也给了牛B一万块钱。散步结束时，牛B对牛A说，好像不对劲啊，我谁都没有赚到钱，却每人吃了一堆牛粪。牛A解释说，你理解错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万元的GDP。

说到开发，我想先从一个我佩服的牛人说起。这个牛人我们在前面提过，叫牛斌，他的奋斗史非常典型，几乎就是中国商人的历史。牛斌出身在内蒙西部一个县城里，父亲是县法院的一位干部。牛斌没读过多少书，十八岁就开始上班，在一个厂子里开车，后来又调到运输公司开车。他二十三岁时结婚，媳妇是一名小学教师。那时候司机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社会上有“四个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不换”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司机外快多，身子活。牛斌的心眼比一般司机还活一些，开大车的时候，给单位拉煤或者跑其他运输时，也捎带做一点买卖，二十多岁时家境就比一般职工殷实的多。

调到运输公司后，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牛斌看电视，见电视里经常讲一些南方企业改制承包的事，心里一动就去找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父亲的朋友在县委上班，对国家政策非常了解。牛斌找到这位长辈，问他是不是国家现在允许私人单干？这位长辈对这个年青人的问话很感兴趣，就问他有什么想法。牛斌说看的电视里说南方怎么样怎么样，自己也想试着承包一辆客车，问这位长辈这样做可不可以，会不会犯错误。听牛斌这样讲，长辈心里十分惊喜，认为孺子可教，就告诉牛斌，县里正在找突破口，你的想法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你可以承包，我和运输公司打招呼。于是牛斌成了县城里第一个搞承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