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反思中国建筑的文化心态

这是叶廷芳先生多年前在文津讲坛的一篇演讲，全文约1.5万字。随着近年来我国房倒桥塌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房屋建筑的脆弱性，屡屡使我们与这篇演讲中的某些观点发生共鸣。特此将文中的某些段落摘引于此，以飨读者。

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现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的看法——也算一种文化反思吧。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我们的木构建筑达到辉煌程度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可资证明。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廷风格、罗曼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罗克风格、罗珂珂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折衷主义风格、青年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也许还可以加上俄罗斯风格。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鲁迅笔下的阿Q，是根据我国衰落时期国民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而概括和塑造出来的生动而典型的形象。每当阿Q意识到别人瞧不起自己时，他就搬出这句口头禅：“我祖上比你阔多啦！”而欧洲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也不高山仰止，以此为满足，而是敢于向前人挑战，设法超越他们，努力向前探索。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一个则着重在前人基础上渐进发展，少有革新。

技术传授方式的落后性

早在公元3世纪，古罗马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开始以集群和规模方式培养人才。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其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横向联系，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观天，难有竞争雄心；看不到差距，少有抱负；即便是恩师，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在这种封闭条件下，很难出得了大人才。即使是天才，恐怕也难成气候。因为他视野狭小，心理封闭，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即使获得这种灵感，他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因为师傅一般不让他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为什么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而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作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此外，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纯技术知识，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事实上多半都是文盲！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有前途。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匠人，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无怪乎，我国的老百姓，哪怕有大专文化水平的老百姓，恐怕没有几个说得出两个以上的我国古代建筑师或工匠的名字。不难想象，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它使我国的建筑的形式和风格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所谓“2000年一贯制”的“超稳定结构”（建筑学家陈志华语）。所幸这种形式的木构建筑只存在于东亚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很多的横向比较和竞争，以致我们依然能保持“一枝独秀”。

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

建筑美学的基本特征表现在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的总量而言，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而人家一般须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科隆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600余年！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从1883年就开始了，至今尚未完工。最具可比性的是北京西客站和柏林火车站，二者都号称本洲之最，但我们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柏林火车站以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却整整用了11 年。我想这一现象除了质量意识的悬殊之外，显然还包含着艺术意识乃至人文观念的差异问题。

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我们的古代建筑师被载入史册的很少很少，能被老百姓叫出名字来的更少。而欧洲的老百姓，谁不知道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国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两名只有生年，而不知他们的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更有甚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这与同一部辞书收录的中国其他文艺门类的人物词条相比，悬殊真是天渊之别。

从统治者的意向来看，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尤其在古代，有的帝王还提倡过“卑宫菲食”、“茅茨不剪”。统治者也愿意节俭，当然不是坏事，但这种重“善”轻“美”的倾向对于建筑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例如墨子，他认为建筑只要做到挡风避雨、隔离男女就行了。孔子呢？他教授的“六艺”中就不包括建筑。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或豪华的园林，但对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人表现出过特别的兴趣，不像外国的君主们常常以建筑为尚、为荣。3000年前古埃及拉伽什国王亲自顶砖参加奠基；看一下前23世古第亚国王的雕像，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张建筑设计图，说明建筑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何等的地位！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自豪地说： “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至于法国凡尔塞宫的手建者路易十四对于艺术的爱好，特别是对建筑的追求更是殚精竭虑。

大凡西方国家的帝王们，在他们当朝时期，往往要请他认为当代最杰出的建筑师为他留下一座甚至几座建筑纪念碑或艺术陈列馆。这个传统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被法国乃至巴西的某些总统沿袭着。相比之下，我们的古代帝王们在这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统治者的这种倾向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子民，无怪乎直到现在我们的建筑师队伍中还有人顽强地否认建筑的艺术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