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近(1352-1409)，字可远、思叔，号阳村，权溥之孙，权准之子，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文臣、学者。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文科丙科及第，历任艺文应教、成均馆大司成、礼义判书等。朝鲜开国后，历任大司成、中枢院使等，谥号“文忠公”。他精通性理学，与郑道传一起被称为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著有《入学图说》《周易浅见录》《四书五经口诀》《礼记浅见录》《奉使录》《东国史略》《阳村文集》等。《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的诗文。除了记述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外，权近还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地理远近、堠台设置、器用物价、风俗习惯等情况，是研究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权近前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平壤至辽东，再至北平，然后在通州沿运河由水路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由沭阳、宿迁等地进入山东境内，在蓬莱乘船至旅顺口，再走陆路，渡鸭绿江，返回高丽。《奉使录?序》载：权近离高丽，“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这是权近赴明的路线。其返回高丽，又“由淮而北，过齐鲁之东，以涉渤海。”往返里程达万余里，历时四个月左右。权近在前往南京途中，从通州沿运河南下至扬州，由此渡江到达南京。回程时，亦由南京乘船至扬州，再由扬州沿运河至淮安。在其《奉使录》中，留下了众多有关大运河的记载和描述，对于我们研究明初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以权近《奉使录》为视角，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其所载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根据《奉使录》的记载，权近前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平壤至辽东，再至北平，然后在通州沿运河由水路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由沭阳、宿迁等地进入山东境内，在蓬莱乘船至旅顺口，再走陆路，渡鸭绿江，返回高丽。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以及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运河水路在其出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权近沿途经过了众多驿站，仅运河沿线就有通州通津驿、河间府流河驿、沧州砖河驿、吴桥县连窝驿、德州安德驿、汶上县开河驿、济宁州城南驿、鱼台县谷亭驿、沛县泗亭驿、徐州夹沟驿、房村驿、邳州下邳驿、宿迁县钟吾驿、淮安淮阴驿等。

明代大运河沿线驿站示意图

七月十八日，权近一行在辞别北平的燕王后，抵达通州。《奉使录》云：“通津驿发船，古之桑乾渡，今谓之白河，亦名潞河。”诗云：“晚出城东路，宵登水上舟。身从千里至，心共一河流。浩渺天光远，澄明夜气浮。吾生同泛梗，踪迹自悠悠。”记文中提到的“通津驿”，即“潞河水马驿”，明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漂海录》记载：“二十八日，至北京玉河馆。是日晴。舍舟乘驴，过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中门大书‘寰宇通衢’。驿西有递运所，西北有通州旧城。通潞亭在城之东南，东抱白河，白河一名‘白遂河’，或谓之‘东潞河’。”明景泰年间，日本僧人笑云瑞訢所撰的《笑云入明记》(又名《允澎入唐记》)记载景泰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抵达通州“通泮驿”，“马船、快船、孔船、站船、运粮船等四来，诸船皆系于此。”这里的“通泮驿”指的就是通津驿。同书记载归程情况说：“(二月二十八日)午前出会同馆，马六十匹，骡四十匹，驴一百匹，车一百二十两（辆），晚至通州通泮驿”。“三十日，朝辞通泮驿登船，晚泊张家湾。”明嘉靖年间，日本僧人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驿程录》中云：“通津驿，自和合至通州一百里，此间有张家湾”。

清代《潞河督运图》（局部）

对于今河北境内的流河、砖河、连窝等驿站，权近在其诗文中亦做了记载。其《过流河驿》诗云：“混混河流浊，荒荒岸草长。陲人牵彩缆，远客逐牙樯。水逝嗟浮世，云横望古乡。百年能几日，奔走鬓毛苍。”其《过砖河驿燂汤洗澡》诗云：“落日下洲渚，水夫来递舟。垂杨阴庭户，古馆何清幽。燂汤洗尘垢，两夜风嗖嗖。黄昏牵百丈，又溯河之流。江空烟雾消，水阔星辰浮。偃息拖楼底，画夜行不伾。但知道路远，未觉跋涉忧。松山数千里，回首良悠悠。岂无感时念，恻恻生旅愁。王事信靡监，我身难自由。古人畏简书，此道谁愆尤。况此桑弧志，及壮当远游。去去建江汉，观光帝王州。”其《冒雨过吴桥县连窝驿》诗云：“远冲三伏热，喜得一江秋。飒飒风吹幔，霏霏雨洒舟。驿楼藏柳岸，画鼓殷芦洲。又泛南河去，吾生本自浮。”地方志等史料中，均未记载以上三驿创建的具体时间。由权近的记载可知，这些驿站于明朝洪武年间就已存在。

对于山东运河沿岸的驿站，权近同样做了记载。其《过德州安德驿，船上有古扇，尹评理请题一绝》诗云：“古馆阴阴枕水傍，绿槐深处日何长。画船就得斋纨扇，分与行人一片凉。”其《过武城县甲马营驿》诗云：“中河日晏尚酣眠，百丈能牵上水舩。梦觉一声挝鼓里，始知行到驿楼边。”其《过汶上县开河驿, 又过济宁州城南驿》诗云：“汶上乘舟落日斜，橹声咿轧水生波。夜深直过济宁驿，百里风烟知若何。”其《过鱼台县谷亭驿次船板诗韵》诗云：“河滨日出雾初收，两岸芦花已是秋。壮岁忽惊双鬓改，远游方觉一身浮。舟种览物添诗兴，枕上思归动旅愁。处处繁华虽信美，自非吾土赋登楼。” 

权近在其《过闸口诗》注文中还提到了“东昌府崇武驿”和“阳谷县荆门驿”两处驿站。《北河纪》卷一《总叙》记载阳谷县荆门驿：“在县东四十里安平镇之西岸，九十里至东昌府聊城县之崇武驿。”《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东昌府》记载崇武驿：“在府东门外运河西岸，为往来孔道，置水马驿于此。”康熙《阳谷县志》卷二《公署》记载荆门水驿：“在县东四十里张秋镇河西，正厅五间，后厅五间，左厢房三间，后厨房三间，库房三间，右厢房三间，大门三间，公廨一所；驿旧在县治东五十里，明洪武三十年知县刘源修；二十五年，河道淤塞废；永乐九年，河通，十三年，主簿俞原重修；成化八年，知县孟纯迁建张秋河西；弘治六年，河决移建河东；嘉靖十年，仍建河西，今厅房俱废。”

聊城崇武驿码头遗址

对徐州境内的沛县泗亭驿、徐州夹沟驿，权近亦做了记载。其《过沛县泗亭驿诗》下注云：“河支南注泗水，西来会于沛城之东。”诗云：“僻处箕封国，尝观禹贡书。今来过沛泗，更得问青徐。沟洫玄￡后，风云赤帜初。夏亡流水在，刘蹶古宫余。桥市轻烟锁，船窗过雨踈。悠悠思往事，停棹为踌躇。”其《过徐州夹沟驿阴雨舟中述怀》诗云：“我行半天下，与在一室同。舟浮数千里，溯沿河水中。崖高波流下，跬步望不通。虽遭堤平处，阴雨弥长空。山川且莫睹，况乃文物丰。逢人欲有问，语异难开听。相对各默默，直是如盲聋。所以志不展，郁郁尝在胸。安得有羽翅，飞上凌秋风。周观八极外，敀来临华嵩。下视小天下，一览超鸿蒙。”

淮安为南北交通咽喉，境内驿站众多，权近在其《奉使录》中对此着墨颇多。离开宿迁钟吾驿后，权近一行抵达淮安“清河口驿”即“清口驿”。在这里，权近目睹淮安西北黄、淮、运三河交汇的景象。其《过清河口驿》诗云：“浩浩三河口，风涛怒拍天。孤樯危自袅，轻缆弱难牵。不欲凌波上，唯思泊岸边。顺流犹未易，注目正茫然。”随后，权近一行夜宿淮阴驿。其《发淮阴驿》诗云：“城郭连雄镇，舟车会要冲。地平家满岸，江阔浪掀空。转舰机轮壮，开河水驿重。买羊酤美酒，共醉橹声中。”题下自注云：“驿西筑堤为堰，其西边各置机轮，斡舟而转，以置开河之中，谓之坝；盖开河地高，水不得通淮故也；西有大和(河)卫，南有淮安府，皆大城也。”回程时，再入淮安府境，因遇风雨，留住淮阴驿数日，有《淮阴驿阻风雨》诗：“古馆逢秋雨，长江急晚风。淹留皈路阻，寥落客窗空。怀土情无极，登楼望欲穷。河流缘底急，日夜向天东。”离开淮阴驿后，权近等人抵达清河县小金城驿，并留宿于此，其《宿小金城驿》诗云：“旅馆人稀秋夜清，碧天云霁月华明，悠悠枕上数皈路，不寐屡闻长短更。”清河县小金城驿，一名金城驿，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金城驿：“去治北六十里，洪武二十二年建，后裁革。”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十九日，权近一行抵达直沽里。赋《十九日到直沽里诗》，诗题标明此地为“南、北二河合流入海处也”。又自注云：“北河顺流而下，南河逆流而上。”这里的“二河”指的前文所提到的“白河”和“卫河”，亦即明清时期的“北运河”和“南运河”。对于二河特殊的流向，权近观察得可谓十分准确。其诗云：“劳劳驰传容，喜此乘画船。打鼓橹声发，长河云水连。樯乌疾于马，画夜飞风前。倏忽数百里，￡舟驿楼边。日暯开流上，又烦人力牵。谁知朝宗意，与水俱沛然。”

山东段运河号称“闸河”，沿岸闸坝众多。《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九《工部十三?闸坝》记载，临清州有会通闸、临清闸、南板闸、新开上闸；清平县有戴家湾闸，李家口、魏家湾二减水闸；堂邑县有梁家乡闸，土桥闸、土城中闸二减水闸。博平县老隄头北减水闸；聊城县有周家店闸、李海务闸、通济桥闸、官窑等五减水闸；阳谷县有七级上、下二闸，阿城上、下二闸，荆门上、下二闸。由于闸坝林立，导致船只航行极为艰难，权近对此亦做了详细描述。其《过闸口诗》注文云：“凿河北流，每至地倾舟难通处，必积石为梁，以潴上而注下，使通舟行，谓之闸，其口隘而流疾。临清县有三闸，其二在河口，相去甚迩，登岸步过；其一稍远，用二纤挽舟而上，然不甚疾。夜到东彰(昌)府崇武驿，前有一闸，甚险，舟却而退，添三纤尽人力而后得上。遆船欲行，水夫云：上流复有七闸，不可夜过。因留宿焉。明日，果历五闸，其二尤险，上岸而过。及至荆门驿。其前又有二闸，舟上纤绝，又却而退，再进得达。其一亦不甚险也。每过闸，必有惧心，因作诗以戒云：‘长河沄沄千里奔，闸口急流如倒盆。拿舟欲上万钧重，弱缆持樯相轻轩，随波却退又复进，临险栗栗飘神魂。篙工叫呼人力尽，倏然飞跃登龙门。优游远逝自可乐，数里更此遭艰屯。人心变化逐境异，小忤戚戚顺则欣。惟危易溺甚于水，要使戒惧常自存。吾儒漫读十六字，到老不省终狂昏。’”权近借诗抒发人生感慨，以水险来比喻政坛的坎坷和惊险。

临清砖闸遗址

离开阳谷县荆门驿后，权近一行抵达东平安山湖一带。其《过安山湖》诗注文云：“湖广数十里，其源自西而东，下达济南。其支北为清河，南引大河，皆流凿也。余初疑河水本浊，而北流稍清，盖河入此湖之南，随而东注，湖水停滀渊澄而北注。其北流者湖，非河也。湖之北有蓬洲，洲心有碣，岸有人家。”由注文可知，此时的安山湖与黄河、大清河相通。“其支北为清河，南引大河，皆流凿也。”且黄河之水入湖后即南流，而北注大清河之水，因是其来源为湖水，故水色较清。“余初疑河水本浊，而北流稍清，盖河入此湖之南，随而东注，湖水停滀渊澄而北注。其北流者湖，非河也。”东平境内的旧黄河共有两道，一道为宋代以前的黄河故道，另一道为金元以来的黄河故道。光绪《东平州志》卷十三《山川考》记载：“其自直隶开州流经濮州东至州境，又东厯德州武定滨州入海者，此自宋以前故道也；明景泰四年，徐有贞请开分河水，自张秋金堤通寿张之沙河西南至竹口，逾范曁濮以达河流为广济渠，即故道矣。其自河南仪封县流经曹县东北，历定陶、曹州、郓城、寿张而入州境者，此自金元至明初故道也。”权近在这里看到的无疑是后者，即金明昌五年(1184)以来的黄河河道。

由安山湖前行十五里，权近等人抵达黄河北岸渡口，并由此渡河南下。其《入黄河》注文详细记述了渡河之经过：“自湖达河十五里，河口填塞，水浅，舟难进，水夫犹喜报云：此水涸，旬又余日，项者，站船至此不得行，判估小船以进，今幸有雨水生，舟可达河。既入河道，有东风溯流西上，舟行自疾。夫过河又得雨，溯急流得风，非有天助，能然乎？我国家事大之诚能感天地，可信矣。”其诗云：“浅水行舟欲进难，蒿工犹喜雨增澜。推移得达黄河里，更头张帆溯讦谩。韩僻在海东埂堧，事大诚心格上天。夜雨洒添将涸水，秋风吹送溯流船。”其《黄河》一诗则详细描述了黄河之壮观景象：“旧闻黄河天上来，今见浊浪连空开。东流奔放疾于泻，飙驰电迈声驱雷。龙争鼍吼振鬐鬣，怒请极目高崔嵬。式如甲骑战平陆，刀枪奋击何雄哉。东风吹帆溯流上，快若逸骥施鞭催。小生游燕历齐鲁，欲赋远游惭非才。自将胸中有豪气，俯视河水同看杯。唯思禹功被万世，倚舷发啸声正哀。”

渡过黄河后，权近等人抵达郓城两河口。其《过郓城县》注文云：“过郓城县两河口，凿河南流，以通于泗，自此至淮安，皆顺水。”其诗云：“摇橹声中欸乃歌，轻舟南下捷如梭。沿流自有悠然趣，高倚船窗尽日哦。”由注文可知，当时的郓城县境内黄河与运河相通，故权近在渡黄抵达郓城后，可以沿运河继续南行。这在相关史料中亦可以找到佐证。康熙《曹州志》卷十四《河政志》记载黄河故道：“自河南仪封县黄陵冈东北由祥符县界入州境桃源集，直北至安陵、旧曹州城，折而东，又北至州南金堤集，会灉河东注。复折而北，至州东五里双河口，分为二支：一支东北流迳沈家口入郓城县界红舡口，历寿张、阳谷至张秋、沙湾入漕河；一支东南流，复折向东北，由大野泽历巨野、嘉祥、鱼台，至塌场口入漕河。”光绪《鱼台县志》卷一《山川志》记载：“明洪武元年，河决曹州双河口，流入鱼台，命徐达开塌场口入于泗以通漕，此即牛头河永通闸河道也；又双河口，一曰灉河，黄河自曹县入山东境，至曹州城东折而北流分为二支：其一支入于雷泽；其一支入于郓城，谓之双河口。……双河口水又东南流为牛头河，经嘉祥、济宁至鱼台塌场口入漕，……盖黄河故道也。”

在徐州房村驿时，权近还看到了这里的“吕梁洪”和“龙神庙”。其《过房村驿》诗注云：“驿南有石滩二处，谓之吕梁洪。上滩因雨多水，拿舟而下。其下多大石，尤险，舟不得过，登岸，谒龙神庙，有碑记，元翰林学士卢挚文也。递乘他舟以行。南岸众石磊磊出草间，如放群羊。余初视以为羊，更视之，石也。水渚又多露石，色皆青，尝视《禹贡》徐州之赋，有泗滨浮磬，吾意是古凿磬处也。”诗云：“夜雨浪浪河水生，石滩容易泛舟行。焚香拜谢龙神惠，只谅勤王一片诚。岸头众石似群羊，疑是初平旧收场。闻道泗滨浮磬出，磷磷碧玉露河傍。”

诗文中提到的“吕梁洪”为徐州黄河险段。明《漕运通志》卷十《漕文略》载元人赵孟頫所撰《吕梁神庙记》云：“徐州之水，合于吕梁洪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来，乱流而东，复起为冈峦，累累然相系不绝。水中横石数百步，其纵十倍，其上下如纵，得十之二三，高出于水上者，蜡蜡然象人齿牙。水势少杀则埽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拄。负缆之夫流汗至地，进以尺寸许其难也，乃几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假助于神明。”明人冯世雍《吕梁洪志》记载：“吕梁洪为徐州之域，盖徐之封域甚广，东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吕梁洪则在东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七里，盖河之下流于济，会于徐，以达于淮者。洪石森列如巨齿，而水为所束，则惊湍迅波一瞬数里，舟逆流而上者，则以尺寸计。洪中有诸溜，乃激石而成者：曰卢家溜，曰门限石，曰猫儿窝，曰黄石溜，曰侯家溜，曰虾蟆石，曰邀繟石，曰夜义石，曰饮牛石，曰牛角硝，曰毂轮石，舟行经此，必以群力挽之而后济，观此可以知险矣。”

明代徐州段运河流经示意图

诗文中还提到吕梁洪岸边有“龙神庙”，这在徐州地方志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正统《彭城志》记载龙神庙：“在吕梁下洪，去城东南六十里，即今黄河龙神庙也。前元时，驿丞董恩等建。宣德七年，奉行在礼部勘合，命有司岁时致祭。”弘治《重修徐州志》卷二《祠庙志》记载吕梁下洪神庙：“旧曰龙神，在吕梁下洪，元驿丞董恩建。宣德七年，知州宋诚、判官潘永重修。旧额无谓，今更之。”乾隆《徐州府志》卷八《坛庙》记载吕梁洪神庙有二：“一在上洪，旧称河平王，明永乐初建，宣德十年，知州杨秘重修；一在下洪，旧称龙神，元皇庆间建，明天顺初重修。”诗文中还提到龙神庙中有碑，碑文为元人卢挚所撰。卢挚(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蒿翁。元代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至元五年(1268）进士，任过廉访使、翰林学士。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世称“刘卢”、“姚卢”。此则史料为徐州地方志所不载，对于考证卢挚生平以及吕梁洪龙神庙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运河沿岸城镇迅速崛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直沽、沧州、东昌府、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这在权近诗文中亦有所体现，对于研究运河城市史具有重要价值。

在抵达沛县泗亭驿时，权近在注文中描述了其看到的沛县县城：“河支南注，泗水西来，会于沛城之东。”这在地方志中也能找到相关依据。这里的“河支”指的应是“泡水”。嘉靖《沛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记载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南流过沛至徐城，东北合沛水，循城东南逹于淮。”泡水：“即丰水，发源兖州府单县界，出丰县，循县治前东流，与泗水合；正徳初年，黄河泛溢，西南接泡水岀飞云桥流入淮泗，势甚汹涌，今涸；有龙泉细流，遇春夏水发，可行舟。”嘉靖《沛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记载沛县：“北通鱼台，南有泗水、泡河环抱，土沃地饶，桑麻蔽野，运道接江淮，商贾舟楫日夜骈集。”

  明代沛县县治图(嘉靖《沛县志》)

权近在其注文中对徐州城亦做了描述。其《夜雨泊徐州城下》诗注文云：“有二河会于城之西北隅，一自北由夹沟而下，一由汴梁而来；其源皆出于黄河。”诗云：“风雨凄凄洒尽船，夜深来泊古城边。晓窗忽觉还家梦，万里羁心更渺然。”诗文中的“二河”即“泗水”和“汴水”。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志上?山川》记载泗水：“由沛县至谢沟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又十里为秦梁洪末直渡，受乌嘴沟水，十七里有三里沟，三里至城东北，受汴水合流。”即“泗水”和“汴水”在徐州城东北合流。清康熙《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图说》记载徐州：“泗水自山东鱼台县流入沛县，又东南至郡北；汴水西北自砀山县来注之，是所谓汴泗交流者。今自砀山以下，汴之故道也；郡城以下，泗之故道也。”同书卷十四《舆地志?山川?徐州府》记载泗河：“在府东北，由山东历沛县至府城东北，受汴水合流，而东南入邳州，韩愈诗所谓‘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汴河：“在府北，由河南历砀山、萧县至州东北，合泗水而南。”乾隆《徐州府志》卷二《山川》记载汴河故道：“在城北，《水经》：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又东过萧县南，又东至彭城县东北入于泗。郦(道元)注云：获水自萧县歴龙城，又东迳同孝山北，又东净沟水注之，东迳阿育王寺北，与安陂水合，又东迳弥黎城北，获水于彭城西南廻而北，又东转迳城北，而东注泗水。……《方舆纪要》：汴水旧自河南永城县入州界，经砀山、萧县至州城东北入泗；自唐宋以来，汴渠多自夏邑、永城逹宿州境，又东南至泗水达淮，而入泗之流甚少；其后大河决啮，遂夺汴渠故道为经流矣。”泗水故道：“在城东北，自沛县流入境，至城东合汴水，又东南入邳州界。”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汴水”和“泗水”是在徐州城东北交流，故权近的注文很可能有误，且“其源皆出于黄河”的说法亦有待商榷。

明代徐州州治图(嘉靖《徐州志》)

权近一行抵达邳州下邳驿，在其注文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邳州城(邳州旧城)：“泗水东流，沂水北来，到邳州城西而合。”其《过邳州下邳驿》诗云：“迢迢殊方客，汎汎中河舟。鼓枻入淮泗，万里来浮游。宛彼下邳县，会此沂水流。浑然共无迹，昼夜逝不休。求怀舍瑟者，胸次良悠悠。从容得自适，诚异赤与求。伊人已去远，高风千古留。乾坤雨初霁，灏气凝清秋。郊原庶物富，巨细皆可收。我生在僻陋，夙昔歆嘉猷。今欲趋阙里，俯伏陈束脩。咏皈舞雩下，以写羁旅忧。思之不一得。伫仰频回头。溪毛尚可荐，此意空绸缪。放歌和舷叹，商声满汀洲。”

注文中提及“泗水东流，沂水北来，到邳州城西而合。”这里的“邳州城”指的应是“邳州旧城”，即现今睢宁县古邳镇所在地。邳州旧城位于沂、泗二水交会处，旧址在今睢宁县古邳镇。金代以后，泗水为黄河所夺；元代建都北京，开通京杭大运河，而徐州以下的河段仍借用黄河河段(直至明代万历年间开泇河以后)。邳州旧城因运河所经，成为“南北襟喉”，水陆辐辏，四通八达。康熙七年(1668)七月，地震河决，邳州旧城沉陷；康熙二十八年(1689)，迁建新城于艾山之阳(即今邳州市邳城镇)。康熙《邳州志》卷二《地理志?城池》记载：“邳旧有土城在州治东，由来久矣。汉建安四年，曹操攻吕布，引沂水灌之而一坏；迨金宋交争，随修随损，元万元怀都补筑之；明洪武十三年，卫官王恒守邳，固旧城西南隅，增筑更易以砖，规模式廓；至康熙七年地震，河水泛溢，决堤而入，全城尽坏，自此积为巨浸。”咸丰《邳州志》卷三《建置?城池》记载：“旧城西距葛峄山三里，东距下邳故城三里，南距黄河四里，北至今州城九十里。”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山川》记载泗河：“(州)治南二里，即泗水，出山东泗水县，源有四泉，西南过彭城，又东过下邳入淮。”沂河：“(州)治西一里许，自山东沂州南流至下邳西南入泗河。”这无疑与权近的描述极为符合。

域外中国行纪研究目前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域外中国行记不仅能够展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绚丽画面，而且还提供了审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发展历程。自唐宋以来，不断有域外人士游历大运河，留下了众多关于运河工程、城镇景观以及风土人情的文字记载。这些对运河风物的跨域书写和解读，构成了大运河文化形象的域外见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由外国人撰写的大运河域外行记构成了大运河外生性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历史文献资料及官方档案所记录的静态运河史不同，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活态的运河史，是对运河史料的补充、拓展与延伸，能为大运河形象的建构提供他者视角和全球眼光。

在众多域外中国行记中，尤以来自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居多。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的交往极为密切。明朝初年，正值高丽王朝末期，权近等高丽使节就已频繁出使明朝。朝鲜王朝建立后，与明朝的关系更为密切，每年都要派遣使臣出使明朝。这些使臣使行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记录，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成为研究中朝历史、文化、风俗、经济、地理等的重要材料。但总的来说，此类史料明代中后期相对较多，明代前期则相对较少。权近的《奉使录》虽然篇幅不长，且多以诗歌为主，但其史料价值却极为珍贵。尤其是其对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为我们研究明代运河水利史、交通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对于当前的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